【节选自《南京政府那十年》，仅供大家参考】
（1927年）4月6日，奉军又逮捕了苏联使馆工作人员15人、中共北方区执委会书记李大钊等20余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路友于等10余人。28日，李大钊等19人被处死。
在日本人看来，此时中苏已面临断绝国交的危险，华北与满蒙的治安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日本人可能天然地以为“满蒙”不属于中国，至多属于一个特殊的加盟地区，由于它是日本及其殖民地朝鲜与苏俄之间重要的战略缓冲地带，因此日本人不能掉以轻心，必予加以看护，何况日俄战争时期日本人已经为此流了无数的血。
山东在一战前原是德国的势力范围，后来日本借一战之机将其据为己有，山东于是成为日本侵华权益仅次于东北的地区。为了确保山东的权益不受损害，5月27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鉴于大规模出兵有困难，且有刺激中国（激起强烈的排日行动）之虞，遂派遣驻东北日军第十师团步兵第三十三旅团（四个大队）开赴青岛。
6月1日，日军两千余人在青岛登陆。到了7月5日，田中内阁又进一步决议，命日军由青岛进入济南。如此一来可以阻止北伐，二来也可以乘机向四面楚歌中的张作霖诈取一些垂涎已久的权益。
不过，由于此次北伐功败垂成，没能打到济南附近，因此日军第一次出兵山东的举动便显得有些多余，蒋下野后不久日军就撤兵完毕。只是它仍然明明白白地告诉蒋：不结好日本，就休想北伐竟全功，尽管日本政府口头上表示不干涉南北军队的作战行动。
为此，日本政府于8月30日发表声明称：“在此次动乱中，侨民得以未发生任何不幸事件，全系出兵之功，将来我侨民居住之处，如再有遭受祸害之虞，当再相机采取自卫之措施。”
这就为第二次出兵山东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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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5月1日，孙传芳、张宗昌两军放弃济南，北撤德州，临行之际炸断了黄河上的津浦路铁桥。次日，蒋抵达济南，任命方振武为济南卫戍司令。
就在北伐军高奏凯歌、准备继续北进之时，不曾想日本人却给蒋及国民革命军一个下马威，暂时打乱了南京方面的北伐部署。
日本作为一个心胸狭隘和危机感甚重的国家，自然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的存在，也就不怎么希望中国实现真正的统一。不过日本内部的意见并不一致，亲华、损华派矛盾重重，何况日本的力量也有限，它还要考虑英美及苏俄等国的对华态度。
对于与田中义一的会晤，蒋是有些不好的预感的，他当时在日记中曾失望地写道：“综核今日与田中谈话之结果，可断言其毫无诚意，中日亦绝无合作之可能，且知其必不许我革命成功，而其后必将妨碍我革命军北伐之行动，以阻止中国之统一。”
为了执行亲日外交路线，2月8日，善于隐忍的黄郛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实际上，黄郛虽然留学日本多年，但是对于日本的观感却不是很好，黄郛夫人曾道：“（二次革命失败后）我们到东京时，几个曾经远行过，或有力远行的人，都在想离开日本。与日本人处，很容易谈到政治；弄得好，或者有义侠之士同情而帮忙，然是危险的；弄得不好，入其圈套，更加危险。日本人的性格甚矛盾，热情而又小器。对中国政策亦矛盾，以他们义侠之气，很要帮中国革命成功；以他们要蚕食中国，又很怕中国强盛。”【6】因此黄氏夫妇只好跑到美国落脚。
4月2日，蒋以总司令名义发表了《告友邦人士书》，保证“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地，绝对不致有排外之行动；革命军对于外人之生命财产，必与本国人民同为极严密之保护。”18日，南京政府向日本等国驻沪总领事递交了保护外侨的声明，希望日本等国不要出兵干涉。
然而除了内心深处不希望中国统一，日本方面还有更为直接的忧虑。4月16日，鉴于北伐军已经开始了总攻击，驻济南武官酒井隆少佐写信给参谋总长要求出兵；总领事藤田在当地侨民的压力下，也向外务省报告，提出了增兵的要求。“报告担心由于北伐军的进攻会使山东军发生混乱，但遣返侨民有困难，既然如此，那么出兵是不得已的，强调了这种就地保护侨民的政策。”【7】
鉴于上述情况，18日，田中首相同陆相白川义则商定，决定了第二次出兵山东的计划，经过陆军省与外务省的一番磋商，最后确定了出兵五千的规模。20日，日本政府向国内外发表声明，确认了政友会所保证的保护侨民的政策。然而此举引发了以关西财界为主的舆论批评，日本民政党、左翼政党担心中国南方的反日运动会再次高涨起来，“假如北方再告失败，那就会鸡飞蛋打，全部落空。”【8】
为了协调双方意见，田中的原意是希望派遣军留在青岛，这样也许能同时确保济南侨民的安全和满蒙的稳定。这是一种威慑性实力政策，可是到达青岛的第六师团长福田根据酒井隆的要求，竟于25日擅自决定开往济南（日本军队经常不听政府指挥）。参谋本部只得事后追认了这一行动，并命令进入济南的原天津驻军460人返回天津。
北伐军于5月1日进入济南，在济南街道上，挤满了欢迎他们的人群。据日本方面的材料说，当时不少国民党员张贴了写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并在各处聚集民众，进行演说。不过，5月2日，日方的报告中也称北伐军纪律“比较严明”，同日本军队之间也未发生冲突。
然而，日本军队对于中国人的蔑视感是很强烈的，北伐军对于“帝国主义”也有一种本能的仇视情绪，双方的冲突可谓一触即发。5月3日正午时分，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接到了第一份关于两军冲突的报告。
事件发生于当日上午9时许，日方的说法是北伐军对代理经销《满洲日报》的济南日报社进行了洗劫，中国方面的说法是一名士兵在日本守备地区遭枪杀。
“不管这么说，事实是，酒井武官不断夸张地报告武力冲突的情况，并拍电报要求陆军中央部下积极的决心。关东军司令官和驻朝鲜军参谋也都引用酒井的电报，强烈要求陆军中央部采取包括行使武力在内的强硬措施。”【9】
正是基于对现地形势的误判和各方的要求、怂恿，日本陆军中央部出于维护皇军威信的考虑，又与田中首相进行交涉，要求从国内动员兵力增援。最后，日本方面决定增派一个师团，田中的想法是：如果能够通过这一行动加强5月18日通过备忘录提出的警告的分量，使张作霖回到奉天，那么也许能使中国南北双方都得以保全，日本的利益也就不会受到伤害。【10】
当时，日本方面鉴于奉军大势已去，已经决定要强迫张作霖所部撤至关外；日本内阁会议已经通过备忘录，指出在战乱发展到京津地方并有可能殃及满洲的情况下，日本为维持治安，将不得不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
该备忘录将于18日发布。
回头再说南京方面的反应，对于日本出兵山东的举动，南京国民政府一面抗议，一面交涉。
4月21日，黄郛照会日本政府，指责对方将公法条约破坏殆尽，要求日本政府停止向山东派兵。30日，蒋派出张群以他的个人代表的名义赴日，企图劝阻日本出兵。同时，他还通过日本浪人佃信夫要求将日军由济南移驻青岛，费用由蒋承担。
但是日本方面对此均没有积极表示，事实上由于他们权力的分散，就是田中本人也容易被军部牵制——这就是日本独特的体制和国情造成的，外人并不容易理解——因此中日双方也就不能很好地沟通、协商【11】。
面对日本的咄咄逼人，5月2日，蒋在日记中为自己打气道：“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校，圣贤所尚。小不忍则乱大谋，圣贤所戒。”
5月3日上午9时的事件，根据中国亲历者的回忆，当时第一阵枪声响过之后，驻济南各处的日军乘机制造了多起流血事件，他们凡“遇中国人，不论兵民，即开枪射击，一时尸体满街”。其中驻扎在牌税局的一个营，被日军突然缴械，全部成为俘虏。【12】
闻听凶讯后，蒋严令部队不得还击，在城外的中国部队于下午5时以前撤离济南。同时，他又急派黄郛到日军司令部前往交涉。
日方态度恶劣，要求黄郛在日方提出的文件上签字，承认济南冲突是中国人抢劫日本人引起的。黄郛拒绝了日方的这一无理要求，结果被其扣留达18个小时。
3日晚9时，日军又破坏外交惯例，冲进山东特派员交涉公署搜查，将山东特派员蔡公时等一干人捆绑起来，尽管蔡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并对日军的无礼行为表示抗议，结果，疯狂野蛮的日军竟将其割去耳鼻、挖掉舌头和眼睛，然后枪杀。其他人员除两人逃脱外，共17人遇难。
5月4日凌晨，蒋派出高级参谋熊式辉与日军代表、第六师团参谋长黑田周一谈判，日方提出济南商埠街道不许中国官兵通过、胶济津浦两条铁路不许中国军队运兵、中国军队一律撤离济南20华里以外等三项无理要求。熊式辉认为事关重大，需要向蒋请示，便没敢签字。
黄郛再次致电日本外务大臣，提出严重抗议；在英美两国驻济南领事出面调停后，日军才稍有收敛，济南的形势才稍有缓和。可是到了这天晚上，日军又由青岛派兵增援济南，更不断以飞机、大炮轰击济南驻军及居民，以至于令中国方面伤亡惨重。
为了避免同日军发生大规模冲突，蒋经过同第一集团军前敌总指挥朱培德、总参谋长杨杰、高级参谋熊式辉等会议，决定中国军队大部退出济南，分五路渡黄河，绕道北伐。
蒋之所以不敢同日军翻脸，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中国军队实力逊色，另一方面更是担心在中日冲突中自己会失去对大局的掌控，以至于显得“胆小怕事”。蒋的一味妥协退让，更加助长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他们向中国方面再次提出了五项蛮横条件，而且不待答复，竟再次于5月8日凌晨用大炮猛轰济南。城内中国守军李延年部被迫抵抗，于11日晨突围出城，但在中途又遭到日军伏击，死伤数百人，没来得及退出者均遭日军屠杀。
济南陷落后，日军以胜利者的姿态举行了入城仪式，升挂太阳旗，并以搜索南军为名，肆行奸淫掳掠，住户稍有反抗，即遭枪杀。根据调查，在济南惨案中，中国军民共死亡3254人，受伤1450人。【13】
日军在济南的举动，无非是要给蒋一个下马威，好进一步提出新的侵略要求。
5月18日，日方提交备忘录之后，南京国民政府于20日召开外交委员会会议，谭延闿、张静江、李烈钧、于右任、蔡元培、何应钦、黄郛等人出席，会议决定同意日方要求。
会后，黄郛偕同张静江赴前线与蒋商量，然而就在这时，形势却发生了一种戏剧性的变化。
自“济案”交涉起，黄郛就备受各方指责，冯玉祥也要求外交部长尽早换人。5月20日，蒋不得不致电二哥，要他暂时辞去外交部长一职；早已吃够了窝囊气的黄郛毫不恋栈，于两天后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要求辞去本兼各职。后黄氏携妻子、女儿前往浙北莫干山隐居，一面参佛，一面积极为当地的社会改良服务，创办了莫干小学、成立了“莫干农村改进会”等。
不久，王正廷接任外交部长，“济案”交涉成为了一场马拉松式的谈判，以至于最后竟不了了之。
“济南惨案”可谓是未来日本十四年侵华史的一个前奏曲，它的影响不可谓不大，就此日本方面曾反思道：“此一事件毕竟加深了南京政府对日本感情的恶化，极应予以重视。说起来，在东方会议上决定的保护当地侨民的方针，从当时中国的现实情况出发，无论如何那不是对一个独立国家所应有的企图。如此用兵，使得两国国民的对立情绪更加恶化，而且隐藏着导致战争的因素。”【14】
然而中国方面需要反思的是：假如中国从一开始就对日本表示适度强硬，其结果又将如何呢？假如中国人内部不是那样忙于争权夺利，是否会减轻日人对华的轻蔑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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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亦云回忆》
【7】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
【8】同上
【9】日本战史室资料，转引自《满洲事变》
【10】参见《满洲事变》
【11】这就跟中日全面战争爆发时的情形类似，参见拙著《大转折1937：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始末》.
【12】参见《济南五三惨案亲历记》
【13】这次惨案有多种统计结果，参见《中华民国史》第六卷
【14】《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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