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即祖国

《社会科学研究》2018.4

镜子：语言与国家安全战略历史透视——以先秦至隋唐为例

向以鲜

〔摘要〕  一国或一民族的语言文字，是此一国家或民族的存在标志，也是这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基石。本文试图通过对汉语漫长复杂变迁史（先秦至隋唐）的透视，尤其是从那些事关国家安全战略的历史文化语言事件和语言政策中，洞见语言与国家安全战略的真相，为国家安全战略制订者提供一面可资借鉴的历史之镜。

〔关键词〕语言文字；国家安全；历史文化

引言：语言即祖国

语言的生命魅力如此强大，以到于在侵略者面前，它可以战胜怯懦和死亡。每次读到法国作家都德（Alphonse Daudet）的《最后一课》，我的灵魂都会为此颤栗。语言是民族或国家存在的的基本标志，更是其文化基石。一个民族，即便被外族入侵统治，只要其语言不灭，这个民族就还没有被真正消灭；相反，这个民族丧失了自己的语言，丧失了说话的古老方式，那么，离真正的灭亡就不远了。韩麦尔先生最后使出全身的力量，用粉笔在黑板上所书写的“法兰西万岁”，实际上也是在祈祷和赞颂法兰西语言万岁：法国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最明白，最精确；只要人们把它记在心里，法兰西就不会真正灭亡。〔1〕

把目光投向古代的欧洲，语言的强大作用依然势不可挡。伟大的古罗马帝国，曾经是多么辉煌璀璨，但最终仍然分裂和崩塌了。导致这种结局的原因固然很多，但语言文化则是其中最为致命的原因：古罗马的分裂，乃源于其境内两种语言的对峙：拉丁语和罗马语的对峙。十八世纪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认为：拉丁语没有在东部行省扎下根来，是罗马帝国最终走向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尤其是东部人不像西部人那么容易接受胜利者教给他们的语言，这种明显的差异使得帝国的两半染上了迥然不同的色彩，这色彩虽在罗马的繁荣如日中天的鼎盛时期，在某种程度上显得有些模糊不清，但在夜幕降临到罗马世界的时候，却慢慢显得十分耀眼了。〔2〕

还有一个例子，离我们很近：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人占领我国东三省及台湾后，迅即强力推行日语教学。日本人的目的和普鲁士人的目的都是相同的，他们认为：军事占领只是一种外在的物质上的占领，只有语言文化上的占领，才是真正的彻底的占领。〔3〕

也可以这样说：语言文字是国家或民族的最后一道堡垒。有它在，国家就不会灭亡，民族也不会消失。保卫语言，就是保卫祖国。于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德国学者维克多﹒克莱普勒（Victor Klemperer）何以会在其名著《第三帝国的语言》首页，引用犹太思想家弗朗茨﹒罗森茨维格（Franz Rosenzweig）的名言：语言甚于血液。〔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语言是我们永远的祖国。

为了弄清楚语言与国家安全战略的复杂又重要的关系，我们有必要将目光投向幽深广袤的历史领域——透过历史的阴影，洞见语言的神性力量。汉语是世上最为古老的语言之一，而且就其绵延不断的历史而言，尚没有出其右者。

自历史的角度去考察语言与国家安全战略的关系，有两种比较典型的情形值得特别观照：凡是江山易代或异族入主之时，国家政权及治国者，均会高度重视语言文字，尤其是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统一方面，视之为安邦治国的重要方略。

由于中国在地理空间上幅员辽阔，历史时间漫长，多民族杂居，语言文字的规范问题一直是摆在历朝历代统治者面前必须解决的大问题。人们早已明白，要彻底消除各地各族语言的差异与个性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也是有害的，但同时又必须有一种相对通用的、为多数人所接受和认可的语言文字——实际上就是必须在中国大地上，推行标准语（民族或国家的共同语，包括语音规范，语法规范、语词规范和书写规范等）——如果没有这样的标准语，东南西北的人们将无法畅通交流，上传下达的朝廷诏令亦无法即时有效地得到施行。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将是十分危险的事情。

语言学者认为，民族或国家共同语的形成，大约有两种可能：一是基础方言扩展，即扩大某一方言使用范围，最终成为全民或全国通用的共同语； 二是融合选择，即在不同方言的交流中，形成一种相互融合、接受的共同语。中华民族的共同语，则应该是在以汉民族语言为主体基础之上，融合各族语言精华而铸成的——华夏人使用的汉语。即使是汉语，也因时代不同，地方不同而千差万别。因此，历代统治者又会着力推行一种听说者更为广大的汉语，这便是：先秦的雅言、汉魏的正音、隋唐的雅韵及字样（当然也包括越宋元而至明清的官话以及近现代的国语和普通话）。

一、先秦时期：雅言及书同文

（一）先秦雅言的形成

先秦时代最值得注意的语言文化事件，就是先秦雅言的形成。

先秦雅言，是最早的华夏民族共同语。我们所说的华夏族，按史家的通常认识，是以夏商周人为主要来源，并吸收周边部落文化及成员，至迟在西周时期，即完成民族共同体雏形。〔5〕在华夏族或汉族的凝聚形成过程中，除了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强大推动之外，语言文字则是其中不可或缺甚至是最为重要的一环：没有共同的语言，就不可能形成真正的牢不可破的民族共同体，语言是其存在的根本家园。先秦至秦汉时期，汉族或华夏族的共同语言，就是称之为雅言的语言。雅言，正是汉族在融合壮大过程中，以华夏族为基础，吸收外族优秀语言成果而形成的共同语言。正是雅言的推行，即使在后来的岁月中发生巨大变化，但是“雅正”的审美意识，已深入至汉族的血液之中，成为一种文化基因，代代相传。

实际上，语言的聚散，也体现了史学家许倬云所谓的“我者”与“他者”之转变〔6〕，在华夏族取得统治与支配地位后，其所使用的雅言则成了“我者”，周边的外族语言则成了“他者”。但是“我者”与“他者”，并非一成不变，彼此的依存关系甚为复杂和微妙。

原始的狭义“雅言”，本指周朝王畿一带所使用的语言，也可以称之周人语言。《说文解字·隹部》：“雅，楚乌也。一名譽，一名卑居，秦谓之雅。从隹，牙声。”〔7〕这儿的意思很明白：“雅”是一种鸟名。这种鸟（乌）的名称，因地域不同而有着不同的称呼（方言词），秦地（西周故地）人称“乌”为“雅”，后写作“鸦”。乌（雅）是一种什么鸟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乌鸦。《小尔雅·广鸟》：“纯黑反哺者谓之乌，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谓之雅乌。”〔8〕有人认为“雅”“乌”在语音上也有联系，《广韵》“雅”（鸦）为疑母鱼部，“乌”为影母鱼部，清人朱骏声就说雅即乌之声转。〔9〕周秦之人何以会用一种鸟名来称谓其语言，应该有着更深一层的民俗学意义，或与乌鸦崇拜有关。

部分学者认为先秦雅言主要是一种书面语言，与汉语口语差距较大。有的些语源学者甚至推测雅言最初表达的是多音节匈奴语或阿尔泰语。〔10〕较为通行的说法是“雅言”即“夏言”。 清代朴学家指出，“雅”本通“夏”。 《荀子》有云：“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11〕王引之解释说：雅读为夏，夏谓中国也，故与楚越对文。孔子在诵读《诗》《书》、施行礼仪之际，均会使用雅言。《论语》记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12〕朱自清《经典常谈》中就说：春秋时候的言语，方言之外有雅言，雅言就是夏言，是当时的京话或官话。孔子讲学似乎就用雅言，不用鲁语。〔13〕

如果说周人之雅言，就是夏言，那么为何周人将自己的官方语言不称周言，反而要称为前朝之夏言？有人认为这是周人的一种文化策略（认同性选择），周人常自称为“区夏”、“时夏”、“有夏”。在这儿，也显示了语言与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性，周人称夏言或雅言，并非无意而为，而是有着深沉的国家或族群安全战略的考量。数千年之后，雅言并没有消失，仍部分保留在《尚书》（《周书》）、《诗经》（《小雅》）等文献之中。周人以夏自居，是夏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者，这样的策略，能使处于劣势的“蕞尔”周人，获得精神与政治方面，与殷人相对抗的内心力量。

王国维论述殷周制度变革时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其变革的本质在于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由于嫡庶之制（立子立嫡之制）及分封子弟之制的建立，最终形成“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的社会管理格局，使商代的同心圆模式变成了网格式的疆土布局和层级化的社会结构。〔14〕许倬云论述道：西周分封，用亲缘关系维持封建网络，宗统与君统相叠，血缘与政治结合，这双重结构，为中国文化传统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更须注意处：诸侯带去封地的武力，周人之外，还有殷商遗民，诸侯在封地，又结合当地族群，与其精英分子，互结婚姻。于是，无论哪一个封国，都是若干族群与文化系统的融合。周人与殷商文化，渗透各地的地方文化。同时，各地还有其地方文化的同化作用。

在这个较之商代更为广大和复杂的地理及社会文化空间中，共同语言的有效管理与使用，则显得犹为迫切与重要。实际上，网格式布局，对于推行周人自己的官话，有着相当强力的促进作用。封侯建国的过程，也是周人推广其文物制度和语言文字的过程。〔15〕

随着周室东迁以及周人语言的不断深入人心，周人与中原诸夏已融为一体，周朝以“雅”为名的礼乐制度亦随之展开。自“夏言”变“雅言”，其国家安全战略层面的考量在于：既延续了对夏的认同感，又在诸夏立起一面新的旗帜，新的政治形象，标明与夏相关又完全不同，从而拉开一系列雅文化的大幕。以“雅”代“夏”，是典型的政治修辞学。因此，“雅言”规划与推行，可视之为中国古代第一次具国家性质的语言规范化行为。战国末年编纂成书的《尔雅》，全书以通语释方言，全面总结了先秦共通语成果。中国雅学传统，不仅仅是一种语言学上的传统，而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文化传统。先秦“雅正”传统，从语言文字开始，波及社会的各个层面，并形成强大的凝聚认同力量，这是一种伟大的力量，语言的力量。

从现存资料及文献来看，先秦时代的雅言策略，是执行得相当有力度的国家策略，它们在学者、官吏以及商人的各种活动中，均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雅言似乎比较强调音韵，成形于周代的《诗经》自不必说，王国维于《周代金石文韵读序》中指出：惟昔人于周一代韵文，除群经诸子《楚辞》外，所见无多。余更搜其见金石刻者得四十余篇。其时代则自宗周以迄战国之初，其国别如杞、鄫、邾娄、徐、许等，并出《国风》十五之外，然求其用韵，与三百篇无乎不合。〔16〕这个现象表明：虽然彼时幅员辽阔，但不同地区的诗文，在用韵方面却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意味着那个时代，已经存在人们共同接受的标准语，而且这种语言的地位，显然比本地的方言土语，具有更为强大的支配作用，能否熟稔使用雅言，甚至成为一种身分、地位或学识的象征。看来，音韵之学，不仅是音乐与节律之学，亦是国家安全之学。

（二）书同文政策

雅言之后，最为重大的牵涉与国家安全战略相关的语言政策，则是秦朝的书同文政策。秦朝从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分别灭掉韩、魏、楚、燕、赵和齐六国之后统一天下，至其灭亡(前227年)约15年短暂统治期间，制订了一系列统一措施：政治上郡县制的设立，以郡县制代替周朝分封制，为之后两千多年地方行政体制奠定基础；经济上完成统一度量衡、货币、车轨等物质工具；军事上筑长城、修驰道、徙富豪（迁徙各国旧贵族和富豪至咸阳及南阳、巴蜀等地），一个强大的帝国已然成形。在文化上的重大事件则是同文、焚书和坑儒。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混乱与分裂局面，各诸候国的文字已严重不一致，对一统天下之后的帝国来说，这将使政令的推行与文化的交流之间出现严重阻滞。在秦始皇的钦命之下，由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太史令胡毋敬三人主持了意义重大的书同文修订工作。

秦朝在语言学史上具有两大方面的影响：一个是书同文政策，另一个就是焚书坑儒事件。尤其是前者，对中国语言文字的影响之深远，超过仍何一个朝代所制订的相关语言方略。秦朝在统一中国后，形成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作为国家统一大业中的一环，秦始皇实行了把统一之前其它不相同的制度都按照秦朝的制度进行修改的措施。其中有关语言和文字的措施叫做“书同文”政策，把秦朝的文字作为全国的统一文字。秦朝的字体为“小篆”或者“秦篆”，自周朝字体“大篆”（籀文）简化而成。大篆笔划多、书写复杂，不仅秦朝，其它国家也在简化使用，是为“六国文字”。秦始皇接受了李斯的建议，把小篆定为国家公布的标准字体，禁止使用其它地域的一切字体。与此相对应，为了从根本上实践语言文字政策，当时实行从集权层直接颁行学习文字的书籍的政策。例如，丞相李斯的《仓颉篇》即是为儿童而编写的识教课本；中车府令赵高的《爰历篇》则是为狱吏讲习所用的课本；太史令胡毋敬的《博学篇》七章，是历法讲习所用课本。秦朝文字统一的政策不仅使汉字规范化，也统一了语法和词汇方面的表达方法，同时对在全国范畴内可以普遍使用的语言，即共同语言的统一性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7〕

秦朝的书同文政策，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从国家层面，出台关于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政策，其意义是重大的，尤其是它从书写方面对汉字稳定形式的固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也就是从这此时开始，尽管各地有着不同的读音（语音），但是其文字的书写形式却是相同的——这使汉字以表意记录意义为核心的特质得以发扬光大——你说的吴语还是秦腔，人们可能听不懂，但是只要你写出来，大家就能读得懂！这个优势是表音文字所完全不具备的，它使汉语言文字具有了超语音、超地域和超时间的卓越性能。

从历史传统来看，秦国的文化相对较为稳定，与周室的关系也较为紧密，因此其文字演变的激烈程度，较东方六国而言，也相对舒缓得多。〔18〕由于秦国的文化（包括文字）相对保守，反而使之较多地保留了中原汉文化尤其是汉字的正统成分。秦朝书同文制订了系列具体措施，包括废除六国文字中不与秦文相合的异体字俗体字；统一偏旁书写方法及位置，并简省偏旁多余偏旁；固定书写笔画等等。

秦朝的书同文政策，在施行过程中不可能一帆风顺，虽然秦朝已经用武力统一了天下，但要统一天下人（六国人）的内心，则是一个更为艰难的过程。可以想象，在推行书同文的过程中，来自六国人各种形式的抵抗或消解的力量是相当强大的，因此秦朝统治者不得不反复强化和强力推行。目前，仅从司马迁的记载就可以知道，秦朝在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二十八年（前219年）、三十年（前217年）均强推过书同文的政策。其数次刻石泰山等地，不仅意在表功万世，亦有以标准书写方式垂范天下之用心。

秦朝虽然强调在大一统的格局下的车同轨、书同文，但秦朝统治者亦深知，文字书写有着相当大的自由甚至私秘空间。因此，秦朝在推行正体（小篆）的同时，也允许其他变通的书写方法存在。东汉许慎就说：秦书有八体。意思是说秦朝共有八种文字书写形式，这些异形书写适用于不同的场合：简策用大篆，符传用刻符，雕刻玺印用摹印（缪篆），虫书书于旗帜，署书题于匾额，殳书刻于兵器。多体共存，从某个侧面反映出秦朝的文字改革，也并不是很彻底的。〔19〕尤其是此际民间已经开始流行一种新兴的字体，即早期的隶书或秦隶，给秦朝的文字政策带来巨大影响。这种由篆而演化出来的早期隶书，相较于小篆来说，书写更为快捷方便，特别适用于公务如狱书事务书写。《汉书》载：“是时始造隶书矣，起於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於徒隶也。” 〔20〕由于其事“官狱多事”，迫使官吏们书写时“苟趋省易”，这便是秦隶渐渐流行的社会基础。事实上，汉字的历史，从商周甲金文到籀文、小篆再到秦隶以至后来的汉隶、楷书等，都显示着一条清晰的文字发展方向，那就是不断向简洁、实用、美观方向演进。

二、两汉时期：洛阳白虎观会议和《熹平石经》

语言文字始终关系到一国之稳定与安全，因此西汉统治者在立国之初就十分注重语言文字，西汉虽然很多方面承袭秦制，但在文字方面，则力求区别于秦朝的官方用字。他们聪明地因势利导，借力打力，扬隶而抑篆，很快就形成隶书的天下。〔21〕这种取代，并非完全的自然而然的取代，其间实与西汉政府作为幕后推手大有关系。

《汉书》（艺文志）上记载：“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文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22〕《说文解字》（叙）：“尉律：学僮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 〔23〕从中透露出的消息十分清晰，那就是要求官吏们不仅要博通古今文字，而且必须要用正体（隶书）书写，否则会丢掉乌纱帽。西汉政府对于官吏必须正确使用文字书写的要求是十分严苛，《史记》（万石张叔列传）载有一则故事：有个叫石建的官员在写“马”字时，下面少写了一个点，便深感恐惧，害怕导致杀身之祸。〔24〕这个石建并非寻常人家，其父兄均为西汉王朝重臣，官秩两千石，如此身份的朝官，却会为一个字少写了一笔而坐卧不宁！把文字书写重要性，已提高至空前的地位。

西汉政府曾先后两次召开关于文字的学术讨论会：一次发生于汉宣帝时代；另一次则出现于平帝元始年间。〔25〕前次议题在于解决《仓颉篇》里古字“正读”问题，涉及文字的音义等诸多方面，超越了秦代书同文更多地只是从字形的统一之局限，将视野拓宽至文字的声音层面。大约七十年之后的第二次会议，由蜀人扬雄主持，召集上百名精通“小学”者，对当时的文字进行梳理与统计，纂成《训纂篇》，意在表示这个成果是《仓颉篇》的续篇。如果说秦代《仓颉篇》是秦代的国家规范用字标准，那么《训纂篇》显然就是汉代国家认可的标准用字表。

但是西汉政府这种卓有成效的文字规范工作，到了新莽时代则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之前形成的较为统一的语言文字局面再次被击溃。严重之时，甚至严肃的官员印文，也出现纷乱情形。东汉时代的统治者，虽然也想改变这种混乱的文字现状，并且也做过一些努力（如熹平石经的刊刻等），但总的来说，东汉文字的规范性，较之西汉而言要逊色得多。这可能与东汉的衰落相关：一个越是强大的国家或时代，其文字的统一性和规范性也就越是强烈和突出，反之，则会显得纷乱。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语言文字与国家或社会的富强与安全，是息息相联的。

东汉时期，有两件发生于国家层面的文化事件，表面看上去与语言文字似无多少关联，实质上则不然，它们最终所开出的花朵，均散发着语言之芬芳。

（一）洛阳白虎观会议

其一是东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仿汉宣帝石渠阁旧典而举行的洛阳白虎观会议。西汉晚年，刘歆倡立古文经学，言必有据，与今文经学之空疏不实形成鲜明对比，使今文经学的官学地位受到极大冲击，今古文之争愈演愈烈，势同水火。为了维护帝国的统一与社会的稳定，由汉章帝亲自主持今古文经学者，在洛阳未央宫中的白虎观展开论辩，讨论五经异同。这次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学术争鸣会议的结果，由古文经学家班固整理成《白虎通议》，使今古文之争由尖锐的对立逐渐走向融合。同时，精通古文经学的语言学家许慎，折衷今古文经学的成果，虽学宗古文，但却兼纳异说，将今文经学甚至谶纬之说亦给予足够的重视，最终成就一部划时代的语言文字钜著。这部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备字典的出现，虽然得益于当时今、古文经学之争的学术背景，但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它已完全超越了经学的藩篱，成为一部划时代的语言文字学巨著（总结六书造字法、解析九千多个汉字并归纳出五百四十个部首等），也是打通甲金籀文的一座不可替代的文字桥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许慎的著作，可能很多古老的字，我们已无法完全辨识其音义了。不仅如此，许慎还从国家治理的高度来认识语言文字的重要性。他在此书叙中明确提出：“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本立而道生。”〔26〕

（二）《熹平石经》的刻立

《说文》之后，东汉语言文字的统一性，取得了空前成就。但是随着岁月的推移，时局的日趋动荡，尤其是到了汉末，由《说文》确立的规范汉字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挑战，篆隶混杂，书无定体，至有儒者诡更文字者。更有甚者，为夺取经学博士，有人以行贿手段，私改兰台漆书经字以合于私文。这种几乎达到丧心病狂的语言文字危机，已严重威胁到东汉朝廷的安全！有鉴于此，东汉的另一个重大的文化事件，在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发生了。此前一年，也就是熹平三年，由宦者李巡率先发起倡议，请求刻立石经。唐人陆德明记载说，李巡是汝南人，后汉中黄门。在唐魏徵等《隋书》（经籍志一）中载有李巡其时已散佚的三卷本《尔雅注》，清代朱彝尊辑有《李氏尔雅注》一书。范晔在《宦者列传》中记载了当时有五个人品好学问高的宦者：济阴丁肃、下邳徐衍、南阳郭耽、汝阳李巡、北海赵佑。〔27〕其时诸博士试甲乙科为了追逐名义，争第高下，如前所说，有人向兰台（汉代国家皇家图书馆）行贿改定漆书经字，以便与其私文引述相符合。这样一来，致使儒家经书文字十分混乱。李巡乃向灵帝上书，请求与诸儒共刻《五经》文于石。灵帝于次年三月下诏，让当时最为著名的大书家蔡邕等人负责刊正所刻文字内容。由宦官兼学者的李巡首倡刻立《五经》于石，以纠正这些儒家经典在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讹误，这在当时应是一件十分浩大的国家文化工程。灵帝于四年三月下诏，让蔡邕及诸儒校正《五经》文字，由蔡邕等人亲自丹书隶体，刻石立于太学门外，这就是闻名于世的《熹平石经》，亦称《汉石经》。范晔在《蔡邕列传》描述历经数年刻成石经之盛况：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唐人李贤在为范书做注时，转引杨龙骧《洛阳记》：太学在洛城南开阳门外（洛阳城南15公里洛水南岸的朱圪挡村），讲堂长十丈，广二丈。堂前置《石经》四部。本碑凡46枚，西行，《尚书》、《周易》、《公羊传》16碑存，12碑毁。南行，《札记》15碑悉崩坏。东行，《论语》三碑，二碑毁。《礼记》碑上有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名。李贤在为《儒林列传》做注时又说：碑立太学门外，瓦屋覆之，四面栏障，开门于南，河南郡设吏卒以监视保护石经。所刻立的《石经》，其形制类似于石碑，高一丈许，广四尺，骈罗相接。1949年以来，在对洛阳汉魏故城的考古发掘中，清理出东汉辟雍遗址，并探查了洛阳太学遗址，一部分在辟雍北面，其东西约200米，南北长约100米，规模可谓壮观。在此附近发现过石经残片，这儿应该就是东汉太学讲堂所在。《熹平石经》前后历时9年之久，自熹平四年开始，一直到灵帝光和六年（183年）才完成。

根据对《熹平石经》残片及文献记载，我们可以得知刻立《石经》这项浩大工程，从工艺流程来看，至少可分为校定文字、书丹上石、工匠镌刻三个主要步骤，主其事者除蔡邕之外，还有堂溪典、杨赐、马日磾、左立、孙表，赵绒、刘弘、张文、苏陵、傅桢等二十余人。虽然石经的书法成于众手，但其书法成就仍然代表了东汉最高水平。对于此，马衡做出如次评价：其为汉隶成熟期官方“庙堂巨制”的代表作，总体上来讲属方整平正这一流派，然而，石经书丹工程巨大，并非由蔡邕一人完成，而是由多人书写，由于各人书风不一，水平不一，“以书石之多人，致体势之互异”，书碑者虽不是蔡邕一人，但也都是当时的一流国手，因此，其各碑之书法都相当高妙。《熹平石经》影印本以徐森玉本、罗振玉本最为精致。

《熹平石经》的刻立，对于统一东汉语言文字，起到了巨大的示范和强化作用，并从国家层面，确立了汉隶书法的合法性。使汉字书写由繁至简，由象形图像至线性表达，迈出了至为重要的一步。也为编护国家与文字的统一性，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三国两晋南北朝：韵书修撰及语言汉化策略

（一）三国两晋时期：韵书修撰

三国时代，群雄争锋，语言文字方面，难有大的成就，也很难出台相关的语言政策。但由于掌控中原大地的曹氏父子，对于文学（尤其是诗歌）的推崇，音律之学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韵书的修撰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语言事件。期间出现了中国第一部韵书：李登的《声类》。在此书中，李登以五种声调分出了韵部。之后，又有晋代吕静的《韵集》，算是对李登之说的进一步发挥。

东晋时，王室及大量士人南迁，从北方洛阳迁至江南的南京（建业）。至此，南北对峙局面已然形成：南方多为汉人，北方多为汉夷杂处。

（二）南北朝时期：语言汉化策略

南北朝时期最重要的语言政策是汉化政策，其核心内容便是汉语的推行。

到了拓跋鲜卑统一北方之时，南北的阻隔与交流情况更为复杂。此时，战乱频繁，人口大量迁移，这样的社会现实，必然造成方言的分化与融合不断加剧。汉语与异族语的碰撞，变得空前的突出。虽然南北方面，在政治上处于对立状态，但是南北的人民之间的交往，并未中断。在这种交往中，人们对于一种南北人民均可接受并易于传播的通用语言之渴求，也变得十分强烈。据北方（北齐）学者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音辞》中讲：“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辩。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28〕这个记载颇为有趣：受过教育的南方士人，他们说话好懂，具有标准性。普通人（庶人）不会讲士人的话，即使换上士人的衣服，但只要和他们交谈几句，士人与庶人，很快就可以分辩出来。北方的情形则不同：无论士人或庶人，他们都能用雅言交际，如果是隔着一堵墙听他们彼此的谈话，哪怕听一整天，也听不出谁是士人谁是庶人。颜之推认为，造成此种南北不同的语言场景之原因在于：南方士人的雅言，受到了吴越方言的影响；北方士庶的雅言，则受到了少数民族（夷虏）语言的影响。颜之推本为山东琅邪临沂人，生于江陵。他曾俘于南朝，在萧梁任过官职，后又俘至北齐，北周时又至长安。这样的南北亲身经历，使他对那个动乱年代的南北语言环境有着切身的感受，他的描述，具有相当的可信度。从颜氏的记载，我们还可以联想到之前，在讨论先秦雅言时的相关认识，尤其是北方士庶通用的雅言，受到夷虏语言的影响，其间，是否仍隐约回响着古老的阿尔泰余韵呢？

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由非汉族建立的王朝并不在少数，仅在五胡乱华的南北朝时代，在19个大小不同的王朝中，其间的15个王朝，都是由胡人建立起来的。但是，这些所谓的王朝，并未有真正取得历史的正统地位！被汉族认可的异族王朝，实际上只有三个：北方鲜卑族所建立的北魏、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和由满族建立的清朝。 

众所周知，北魏统治者（以孝文帝为代表）是雄心勃勃的王者，他们内心中从未满足于北方，富饶美丽的南方，一直是其梦想的乐土。北魏为了实现其更大的政治理想，一直推行着一种深具战略眼光的策略，那就是全面的汉化：从制度到服饰，从思想到语言。雄才大略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元宏）在位28年（471年至499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政治改革家，其改革的成就，影响甚为深远。所改革的内容，几乎涵盖了所有的领域，其核心内容则是向汉族学习，也就是从内至外的汉化：政治上，孝文帝采用了俸禄制和三长制（邻长、里长、党长）；经济上，孝文帝实行均田制和租用调制；文化上，在迁都洛阳之后，实行移风易俗的汉化政策。这里面，也大量涉及语言文字方面的诸多汉化策略。语言文字，永远是治国者无法绕过去的一道坎。

北魏的汉化政策，虽然以孝文帝推行得最为得力，但是北魏的汉化思想，却早已深植于北魏统治者的心中。学者韩国磐认为：“自拓跋力微以来，拓跋氏形成国家的过程，同时也是汉化的过程。” 〔29〕在语言文字方面，北魏早期，由于官兵成员主要为拓跋人，因此鲜卑语自然是其交流的工具，但是后来情形发生了变化，汉族士人不断进入北魏人的各种领域，因此仅说鲜卑语显然是不行的，于是出现了兼通汉语与鲜卑语的“译令史”，实际上就是翻译官。〔30〕一些懂得鲜卑语的汉族士人得到北魏统治者的重用，著名者如晁懿，因其善说“北人语”而被提拔为黄门侍郎，又因其经常出现于太祖拓跋珪身边，晁懿讲鲜卑语时的口音，竟然和拓跋珪十分相似，让左右臣僚感觉十分惊恐。拓跋珪本人会不会讲汉语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道武帝拓跋珪的特殊阅历（建国前曾较长期生活于中原），使之对汉文化，包括汉语，有着一种较为真切的个人情感。道武帝一向反对袭用少数民族语言及风俗。《魏书·卷二十八》载：贺狄干从被重用，再到被杀死，并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重罪，而是因为他袭用了少数民族语言和服饰（其言语衣服有类羌俗）。这实在是一则骇人听闻的语言与生命的故事。

太祖拓跋珪的汉语水平如何，不得而知。但是世祖拓跋焘的汉语水平，却有史可征。《宋书·索虏传》中，记载了两封拓跋焘写给宋太祖刘光隆的书信，是用汉文写的，一封内容为：“彼常愿欲共我一过交战，我亦不痴，复不是苻坚。何时与彼交战，昼则遣骑围绕，夜则离彼百里宿去，彼人民好，降我者驱来，不好者尽刺杀之。近有谷米，我都啖尽，彼军复欲食啖何物，能过十日邪？”另一封写作：“令闻彼自来，设能至中山及桑干川，随意而行，来亦不迎，去亦不送。若厌其区宇者，可来平城居，我亦往扬州，且可博其土地。彼年已五十，未尝出户，虽自力而来，如三岁婴儿，复何知我鲜卑常马背中领上生活。” 〔31〕这两封书信，估计是世祖口授而被记录下来的，从口语化的现场感来看，具有相当的真实性。从中亦可看出，世祖虽然会讲汉语，但修养极为有限，只能说是初通汉语吧。随着汉文化的不断深入，以汉人与拓跋族交往的日渐频繁，早先处于主导地位的鲜卑语，在强大丰富的汉语面前，显得越来越微弱了，最严重之时，北魏关于战争中军令必须使用鲜卑语的规定，也发生了动摇。以至于北魏军队指挥者，不得不在军中强行士兵学习“国语”（鲜卑语）。王仲荦就曾指出：北魏平定中原初期，鲜卑人所使用的语言仍是本民族的语言；军队里的行军号令口令，也仍然是鲜卑语；汉族人要在拓跋王朝入仕当官，也得学习拓跋鲜卑的语言，或置“传译”（翻译）。但是，无论是在经济上文化上还是语言影响上，鲜卑族虽然是统治者和胜利者，却始终处于劣势和下风。〔32〕《隋书》载：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33〕因此，这样看来，在北魏道武帝和孝文帝的汉化政策中，推行汉语，在某种程度上来看，也是顺势而为，或不得不为。

高祖孝文帝拓跋宏，更是一个汉文化及汉语的狂热崇拜者和推广者。从《魏书》（卷七下）记载可知 “雅好读书，手不释卷”的孝文帝，深知文化力量的强大，尽管他们用武力征服了北中国，是一个军事上的强者，但是在文化方面，与博大精深的汉文化尤其是中原文化相比，显然是绝对的弱者。要扭转这种局势，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向汉族学习，并最终彻底汉化，将草原鲜卑贵族变成中原士人。为了达成此一目的，孝文帝出台了一系列汉化政策，比如：易汉服、说汉语、改汉姓，定门第等级、与汉族通婚、尊崇儒经并恢复汉族礼乐制度等等。这些政策中，说汉语与改汉姓，均直接与语言文字相关，值得我们重视。

通常来说，异族统治者会在他们征服的管辖区内，强力推行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这样的例子很多，古今皆有。但是孝文帝采取了相反的行动，不仅没有取消或压制汉语，反而大力在鲜卑贵族与百姓间，推广汉语——这不仅需要眼光，也需要胸怀。恩格斯指出：“由比较野蛮的民族进行的每一次征服，不言而喻，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由于征服而面临的比较高的‘经济状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多半甚至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 〔34〕

北魏统治者颇具战略眼光，尤其是迁都洛阳之后，很快便将汉语划定为通用语言，自上而下推行，这是北魏迅速在中原站稳脚跟的一项重要治国方略。根据北齐史家魏收《魏书》(列传第九上)及《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等史书记载：魏太和十九年（495年），北魏禁止在朝廷上说鲜卑语。从那段记载可以看出：其一，孝文帝以帝国统治者身份，确认中原汉语为“正音”（正宗、正统之音），而他们本族的鲜卑语为“北语”（北方少数民族语言）；其二，孝文帝要求朝中上下臣僚，必须断诸北语，不讲鲜卑话，一律讲汉语（正音）；其三，这项规定具有强制性的国家政令色彩，并从年龄（以三十岁为界）上进行了区分；其四，对违反此项语言规定者，将进行严厉的处罚（降爵黜官）；其五，孝文帝认为，讲什么语言，绝非小事，是十分重大的事，如果不在鲜卑人中推行汉语，情况将会变得很糟糕：数世之后，伊洛之下复成被发之人——文明的大倒退，这是孝文帝不愿意看到的。显然，孝文帝内心之中，对汉文化充满了景仰之情，并且认为，语言是进入和传承这种伟大文化的重要途径，甚至是最为重要也最为迫切的途径。

孝文帝推行汉语政策的决心异常果断。《魏书》载，文帝十分信任的大臣李冲言语之中有反对汉语的口吻，差点被文帝杀掉。当然，在推行汉化及汉语的过程中，自然会遭到来自拓跋守旧势力的阻挠。《魏书》中：“丕雅爱本风，不达新式，至于变俗迁洛，改官制服，禁绝旧言，皆所不愿。高祖知其如此，亦不逼之。但诱示大理，令其不生同异。” 〔35〕孝文帝很聪明，对于这些有影响力的拓跋贵族，采用了说服与教育的政策，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缓冲了尖锐的语言冲突。就整个北朝而言，虽然孝文帝严禁鲜卑人说鲜卑语的政策，取得了较大成效。但是语言的生命力是极其强大的，鲜卑语也是如此。因此，到了北周时期，鲜卑语又重新流行起来。

孝文帝推出的改汉姓的政策，实际上仍然是从语言入手，我们可以视之为孝文帝的汉化语言策略的一种延伸。《魏书》（帝纪第七下）载：北魏太和“二十年（496年）春正月丁卯，诏改姓为元氏。”孝文帝以身作则，他本来叫拓跋宏，为了推行汉化姓氏，便更名为为元宏。自此，北魏的皇室本来的姓拓跋，后来均改作元。据统计，一共约有百多种鲜卑姓氏改成汉姓，中有十个皇族宗室的姓氏也全部改变。〔36〕放弃本族古老的血统姓氏，而改用异族（汉族）的姓氏，这件事情即使在今天来说，也仍然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于此亦可以看出，这个来自草原的君主，其汉化的决心是多么坚决，多么果断，又是多么了不起！当然，这儿也显示出另外一种伟大，那就是文化，汉文化的伟大——土地与人民，或因各种历史的原因而可能被征服，但是，汉族的文化，汉族的语言，却是永远无法征服的。不仅不能被征服，而且在它们面前，别无选择，唯一的方法是：了解它，接受它，臣伏于它，并且成为它的子民。

北魏孝文帝从语言文字方面入手，推行其汉化政策，总体来说，取得了相当的成功。〔37〕北魏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汉文化，道武帝（拓跋珪）还曾组织学者编纂过一部按义类编排、规模庞大的字典《众经文》。孝文帝幼年时就接触了汉民族文化，受到的是汉族文化的教育。

语言文字的改革与规范，顺势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逆势，则可能适得其反。比如北魏曾进行一次文字改革，现在看来基本上就是失败的。语言文字是人们生活中须臾不可或缺的，涉及到每一个人，因此要对之进行改变，必须动用国家力量。《魏书》（世祖纪）载太武帝拓跋焘曾颁布过新造汉字，数量还不少，有一千多个。这些新造的汉字具体情形如何，时过景迁，现在无法得知，应该是一次不太成功的文字改革——不仅没有永为楷式，连踪迹都难得寻觅了。

这并不是说，北朝的文字改革没有可以值得一提的成果。不仅有，而且还相当卓著，并涌现了不少优秀的语言文字学家，比如江式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江式字法安，北魏陈留洛阳人，根据《魏书》本传载，江式少承家学，精于书学，尤长篆体，是当时有名的书法家，洛京宮殿诸门题榜皆出其手。北魏宣武帝（孝文帝次子元恪）延昌三年（514年）曾上表于朝，请求元恪准许，由他来编纂一部字书——《古今文字》。由于多年来的战乱影响，文字混乱状况相当令人忧惧，这种情形，于国于家，都是相当有害的！江式决定将古今文字汇为一编。其编纂体例大抵以《说文》为据：上列篆文，下列隶书，古籀、奇字、异体、俗隶诸字，均附列于篆文之下，各加区别；每字又分列本义、借义；每字皆有注音，标出方言读法。江式试图从文字的形音义三方面入手，全面匡谬正俗用字，成为一部具有相当实用功能的工具书。遗憾的是，江式全书还未著述完毕，即离开人世，而且江式所著部分，也未能流传下来。

与北朝江式呼应的，是南朝顾野王的文字学著作《玉篇》。南朝萧梁重文教，扬学术，成绩斐然。《陈书》（儒林传）载：“自两汉登贤，咸资经术，魏晋浮荡，儒教沦歇，公卿士庶，罕通经业矣。宋齐之间，国学时复开置。梁武帝开五馆，建国学，总以五经教授，垒经各置助教云，梁武或纾銮驾，临幸庠序，释奠先师，躬亲试冑甲之宴语，劳之束帛，济济焉，斯盖一代之盛矣。” 〔38〕在北朝江式申请撰写《古今文字》的二十九年后，也就是南梁大同九年(543年)，南朝终于出现了一部楷体字书：顾野王奉旨编纂的《玉篇》。此书是我国首部楷体语文字书，对促进汉语规范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南北朝初期，南北的对立局面十分严峻，淮河成了南北分水岭，双方人民的交流严重阻隔。这种情形至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得到了极大改观。唐人封演在《封氏闻见录》中记载：北魏孝文帝元宏到了洛阳之后，曾向南齐借阅书籍以充实秘府。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件，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汉文化的魅力，是何等的伟大。南北朝对立时代，有一个语言学家值得重视，我们在前文中已经提到过他，就是颜之推——他在南、北朝中都做过官，这种南北经历甚为奇特，同时也为他全面了解南北语言的生态，打下坚实的基础。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有大量篇幅谈及语言文字，并提出了诸多语言文字理论（比如正字观等），由于颜之推往来于南北之间，深感语言文字之统一与规范在生活中的重要性，故颜氏在此一方面，亦用力最多。颜之推认为，天下方言俚语繁杂，但为了各地人民的顺利交流，则应该“以帝王都邑”语音作为通用语的语音基础。具体来说，南方语音当取金陵语音为标准，北方语音当取洛下语音为标准，再在此两大语音系统（金陵与洛下）的基础上，进行规纳折衷，“参校方俗，考核古今”，最终成为南北人民通用的一种标准语。颜之推的语言理论，比较集中地反应于他后来参与编著的音韵学著作《切韵》之中，并为隋唐大一统的中国语言规范打下基石。

四、隋唐时期：《切韵》与字样

（一）隋朝：陆法言《切韵》对语音的规范

在经历长达二百七十多年的分裂局面后，中国终于迎来了统一帝国时代：隋朝。这个朝代虽然是一个短命王朝，国祚只有三十八年，但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代。隋朝上承南北朝，下启大唐，统一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其功至伟，虽然短暂，却并以此而稍减其辉煌。在人们极端厌倦南北割据状态之时，隋文帝结束了北周时代，使中国八荒无外，九服大同，四海为家，万里为宅，这样的大一统帝国，得民心顺天意，正如唐人朱敬则评价隋文帝功业时所言：使六合之中，观如晓日；八纮之内，若遇新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隋朝的一切，包括它的短暂，都是在为另一个更为壮丽的时代做着准备。王夫之于《读通鉴论》中说：隋一天下，以启唐二百余年承平之运。显然，大唐帝国的盛荣，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隋朝统一统天下所带来的福荫。用今天的话说，唐代是站在隋代这个青春过分短促的巨人肩膀上，才成就了自己的一番霸业的。

隋朝就是一个准备和过渡的时代：在政治上如此，在经济上如此，在文化艺术上，依然如此。人们在谈论隋代的时候，总是不由自主地将它与唐代连缀在一起。由于后者的过分璀璨，以致于完全遮蔽了隋朝的光芒，这显然是不公平的。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隋朝的探索和积累（无论是制度还是财富），就不可能出现唐代的璀灿成就。

大一统的时代，南北归一，东西称颂。此时，对于帝国统治者来说，语言文字的统一，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在分裂割据的时代，虽然通用语言也是必须的，但由于政治版图的格局，客观上限制了人们更为广阔的交流空间，也使语言文字的扩展受到相当大的局限，因而通用的标准语之重要性和迫切性，也相对大大降低了。但是到了隋唐，尤其是唐代，江山辽阔，南来北往的商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如果没有规范的通用的语言文字为人们所接受和掌握，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隋朝的语言文字策略及成果，当首推陆法言的《切韵》，这部中国最早最完善的音韵学著作，对后世的影响难以估量，自商周以来形成的中原雅言之音，亦因书中而得到以充分体现。虽然原书久佚，但它所反映的语音系统在后出之《广韵》中得到较为完整的保留，因而，我们今日仍可窥见其大概。在目前存世的《切韵》增订本中，最完善者以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和北宋陈彭年等编《大宋重修广韵》最为人们所认可。在巴黎国家图书馆中，还藏有敦煌唐写本《切韵》残卷三种。

隋文帝开皇年间，著名藏书家、太子洗马陆爽（陆法言父亲）名重当时。一日，刘臻、颜之推、卢思道、李若、萧该、辛德源、薛道衡、魏彦渊等八名知名学者，往陆法言家聚会，其间论及审音原则，陆法言将这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讨论记录了下来，在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年）编成《切韵》。此书的出现看似偶然，实则具有其必然性，在刚刚结束的南北朝对峙局面，天下迎来了大一统，广阔的南北之间，急需一种通用的语言以供人们交流之用。      陆法言以开皇记录为核心，参以诸家音韵和古今字书，最终撰成并命名为《切韵》的著作，共成五卷。在书中，陆法言将南北差异以及古今通塞，都一并著录出来。但其基本的语音系统则是自周秦以来流传于中原一带的雅言雅音系统。部分学者认为此一语音系统，包涵了南北语音因素，即洛阳音和金陵音（洛阳音变体）。也有人认为《切韵》是一个内部一致的语音系统，并不是一个以具体方言为基础的语音系统。语言学家罗常培曾认为，《切韵》是最小公倍式的语音系统，各个方言都可能包含在内。

我们认为陆法言的语音系统，其基础仍然是中原雅音，也就是洛阳音。至于金陵音，实际上也洛阳音的一种南方版本。陆法言等人在审音时采取“捃选精切，除削疏缓”的方法，以“帝王都邑”金陵洛下语音为主，同时又“参校方俗”、“考核古今”，在帝都语音之外，辅之以方俗、古今之音。因此，《切韵》一书，不轻重南北，不废黜古今俚俗，雅俗兼顾，因而广受世人喜欢。这样一部音韵之书出现于大一统的隋代，绝非偶然，乃时代之需，势所必然。

（二）唐朝：字样提倡对文字书写的规范

就历史经验来说，统一书写的文字，使文字规范化，相较而言，比统一语音要更为容易成功一些。因为标准的文字书写方法，可以通过书籍或金石（比如石经）等媒介固定下来，并能够传播开来。而语音，虽然可以以注音的方式确立，但在没有音像的时代，扩大和传播语音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仅靠口耳相传，其收效甚微，则是可以想见的。

语言文字的统一，是大一统国家的政权建设的基础工程，也是最根本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工程。没有这样的语言文字工程的确立与推广，各种政令信息就无法准确传递，人际之间的交往也无法顺利进行。前面提及的先秦时期的书同文，汉魏时期的刻石镂经等，均是出于此种目的而达成。规范语言与文字，实在是摆在统一帝国面前的当务之急，实乃经国宏业，成功与否，事关江山与社稷。正如孙雍长和李建国所言：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极盛时期。〔39〕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综合国力强大，国民充满自尊、自信、自强的精神，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个强大的东方帝国，对传播信息、积累文化、交流思想、体现文明程度的语言文字，理所当然地倾注高度的关注。唐代统治者在建国之初，烽烟未尽，即倡文教，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便进入议事日程。

全国上下通用文字，隋唐人为之专门取了一个名字：字样——意思很明白——汉字的标准模样（包括形音义）。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标准字。字样的提法始于隋代，到了唐代才开始盛行，唐代的标准字样就是正字书。唐代甚至出现了专门的字样学，实际上就是普及和推广正字法的一种专门学问。涉及汉字的形音义及书写标准的确立和传播，并且最终以编纂出正字书为学术成果。谈及隋唐字样学，不能不提颜氏家族。字样由颜之推首创，经过颜愍楚、颜师古的发展，至颜元孙的《干禄字书》而集其大成。

初唐时期，虽然经过了隋朝统一大业的洗礼，奠定了一些基础，但是毕竟隋朝太短暂了，南北朝分裂而形成的语言文字方面的弊端，并没有被根本革除。贞观初年，唐太宗诏令语言文字学世家颜师古（颜之推长子颜思鲁之子），在秘书省对五经文字详加考订，著《五经定本》颁赐天下，作为天下经学的标准文本。〔40〕《五经定本》虽然是针对经学的专著，实际上却是一石二鸟:既是儒家经学文本标准，也是一部关于语言文字的经典范本。这样的做法，也是沿袭过去的传统（如熹平石经等），在统一思想之同时，也统一了文字。经学标准文本出台不久，据后晋刘昫等著《旧唐书》（卷七十三）载：贞观七年（633年），太宗又让颜师古“刊正所有奇书难字，众所共惑者随宜剖析，尽其原”，并录成楷体文字样本《颜监字样》（又称《颜氏字样》），以供朝野学习使用。由于《颜监字样》于老百姓而言，更具实用性，因此影响十分广泛，人们竞相传抄以为楷模。时至今日，我们在敦煌写本（S388）中，还能见到唐代的手抄本《正名要录》，〔41〕它实际上是《颜监字样》的摘编本，通过摘编者的自述，我们也能看见早已失传的《颜监字样》大体的精神。据之可知：《正名要录》虽是摘编本，但编纂体例仍保留了《颜监字样》的体例，收字时分为正、通、俗三类：正字即《说文》等古字书已有字，通字即后出字书中社会通用字，俗字则是字书未录但在社会早已流行（久共传行、相承共用）之字。这段抄录自述中，还透露了一个较为重要的信息：《颜监字样》目的在规范社会用字，因而不同于《五经定本》之严格呆板，颜氏采用了一种相对宽容的原则，尚古（《说文》等）不废今（通、俗字）。这种宽容的原则，在以手工书写（包括刻写）为唯一方式的时代，显得极为重要，在标准化与约定俗成之间，给人们提供了舒缓的自由空间。这儿，不仅仅反映了颜氏的语言文字学的理论认识，也反映了大唐的一种开放姿态。

通过对经学与奇书的规范化、标准化处理，从而建立了初唐时代的文字（楷书）标准格局，对于维护初唐社会与政治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唐太宗不愧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在制订语言文字政策时，他既动用了国家权力，同时又调动了专家学者的力量，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从而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样的语言文字策略，对于一个开放的，对天下、对未来都充满理想主义的时代，显得尤其重要。语言确实是一面神奇的镜子，它不仅反映出国家的安定强盛与否，也反映着人民的希冀和梦想。

重用学者颜师古，也同样表现了唐太宗非凡的眼光。颜师古虽系名家之后，但在前朝（隋朝）并未得到重视，仅仅只当了一个小小的安养（湖北襄州）县尉，于此结识著名诗人薛道衡（时任襄州总管）。后因薛道衡引荐，师古被唐高祖李渊封为朝散大夫，迁中书舍人，高祖制诰，多出自其手。唐太宗李世民甫一即位，即擢师古为中书侍郎，封琅讶县，典掌朝廷机要。既而太宗又委以重任，刊正儒家经文，规范楷体汉字。此事非小，乃事关大唐帝国的统一大业和学术文教。

大约在颜氏《五经定本》和《颜监字样》流传半个世纪后，到了睿宗李旦（实由武后掌权）的垂拱年间，颜氏家族的语言文字学的血液仍在奔腾不息：颜师古的侄孙颜元孙撰成《干禄字书）一卷。《干禄字书》收录唐代俗文字颇多，对于研究近代汉字演化史有着重要参考价值。由于此书对官员士子之章奏、书启、判状大有帮助，故称“干禄”（寻求禄位）。《干禄字书》承袭《颜监字样》的编纂原则，仍然将字分为正、通、俗三体，同时规定其各自适用范围。颜元孙认识到文字的使用将随时代而发生改变：“自改篆行隶，渐失本真”，因此，不能老是以《说文》为准绳，这样会失之僵化。规范文字应该应时以致用，存古重要，但是利今更重要，这之间需要有一个度的把握，所谓“去泰去甚，使轻重合宜”，这是一种相当科学的态度，即使置之今日，我们在规范语言文字时，颜元孙的理论，仍然大有可借鉴之处。

又过了差不多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颜元孙的侄子、大书法家颜真卿于大历九年(774年)出任湖州刺史时，又将《干禄字书》以楷书书丹，勒石立碑于浙江湖州东院。由于椎拓者多，书碑损缺严重，杨汉公于开成四年（839年）据拓本重刻为木板。但是到了北宋时期，据欧阳修的记载，木刻本亦多漫漶。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成都句咏据拓本再次摹刻立碑于四川潼川。欧阳修评价此碑说：鲁公书刻石者多，而绝少小字，惟此注最小，而笔力精劲可法，尤宜爱惜。

大唐江山，在经历安史之乱后，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唐之后，大唐帝国已无往日之开放与包容。在科举考之中，经学成分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由于战乱与动荡，经书文字又已出现散乱现象，因此，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以及儒学的正统地位，代宗大历十年(775年)，代宗下诏，让国子司业张参校理籍、考文字，以成《五经文字》三卷，且书之于壁，史称“壁经”——显然，这也是由于国力不逮所致，书壁比刻石，要容易得多。仅仅过了几十年，至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壁经已经剥落不堪，不得不重新书写，后来又刻成木版以传世。根据张参《序例》说：当时的语言文字状况令人忧虑，他才应诏勘校经书。张参着重考证了五经字的形音义，并确立正体。其方法是：校正文字，先依《说文》，然后是《字林》和《石经》，当然，还有必不可少的经书和陆德明的《经典释文》。

大唐帝国，为了一统江山，为了国家的安全，在制订和推行语言文字策略时，采用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42〕尤其是在推行统一规范字体方面（字样学），唐代统治者用了不少心思。他们首称从官僚阶层入手，因为官员的影响最大，也最容易为国家所掌控。唐代的官员，不通字样的，几乎就当不了官。此外，在学校教育人才培养中，把正字之学列为重要内容，学生要熟悉正样，不仅要写正确，还要写得好看。这为唐代书法艺术的繁荣打下了坚实基础。唐朝甚至还在官府（秘书省）专门设置正字官员，可见对文字的规范性有多么重视。这些措施，对汉字的流传、稳定与丰富，发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结语

自先秦至隋唐，剥开数千年的历史烟云，我们看到了语言的部分真相，并且触及了语言与国家安全战略的深刻内在关联，其中不乏值得我们今天深思的经验与教训。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交流沟通工具，也不仅仅是一种文化传承的载体，它更是民族与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石，语言的策略及战略，必须提高到国家的层面来重视，必须提高到关乎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

无论是先秦的雅言及书同文政策，两汉时期的洛阳白虎观会议和《熹平石经》的刻立，还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韵书的修撰与汉化政策，以及隋唐时期语音或文字书写规范的确立，都是维护国家安全与统一的基础和前提。这些各具特色又彼此相关的语言政策，对于构建挺拔不屈的华夏骨骼，汇聚漫长而又澎湃的华夏血脉，纽成坚韧壮丽的华夏力量之绳，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语言是存在的花园，也是国家安全人民幸福的花园。历史是一面镜子，语言则是其中最隐秘又最光芒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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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潘纯琳）

《社会科学研究》20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