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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乘风转舵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我国开始实行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1979年，是改革开放的第一年。随着这项利国利民政策的实施，我们家的生活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当时，市场正在逐步放开。每年到了秋冬季节，有人从陕北定边等地出发，沿着公路，赶着成群的牛羊牲口，到南边去贩卖。到了晚上，这些人赶了一天路程，人困马乏，人需要住店休息，牛羊需要补充草料。父亲利用家住公路沿线的便利，招揽贩卖牛羊牲口的人到家里住店，给家里增加收入。
夜幕降临，随着一阵“咩——咩——”的叫声，不远处，一大群黑山羊缓缓走了过来。后面紧跟着两个手持羊鞭的中年男人，他们头上裹着白羊肚手巾，满脸显出疲惫的样子。父亲三步并做两步赶上前，问道：“伙计，住店么？”看见有人招呼，那两人连忙频频点头。羊群被赶进了大门，家里的院子就成了临时羊圈。
这时候，家里一片忙碌，灶房里传来了呼呼作响的风箱声，碗筷刀具的叮当声，那时大嫂在忙着烧水做饭。父亲一边招呼客人进窑洞休息，一边安排家里的其他人从后院抱来玉米高粱秸秆，给羊群撒草料。直到夜深人静之时， 才能安顿好一切。第二天早晨，贩羊人赶着羊离开后，院子到处都是羊粪，一家人忙碌一个早上，才能收拾干净。这些羊粪，在父亲眼里也是宝贝，因为把羊粪交到生产队里，也可以挣工分。
和这些贩卖牛羊牲口的人接触的多了，父亲慢慢摸清了这方面的行情。当我们当地过会或赶集日，父亲做起了牛羊市场交易员。在做这项工作的过程中，父亲和陕北一个姓叶的中年人结为朋友。每逢我们当地过会，父亲把他带回家中，有时候一住就是十天半个月。两个人肝胆相照，无话不谈。
后来，父亲和几位亲戚一起，决定远赴陕北做贩卖牛羊生意。从家里到陕北定边，有三百多公里路程，靠步行走四五天才能到达，父亲他们走一趟陕北，来回得十天半个月时间，非常辛苦。当时，大哥已经当上了单位负责人，他非常支持父亲的这个决定。当父亲在定边卖了牛羊，大哥想办法租车，拉回当地出售。
一次，父亲在他的叶姓朋友鼎力相助下，用贩卖牲口挣下的钱，在定边买下了一车青盐，大哥把青盐拉回当地后，用盐换了6000多斤糜子。父亲用谷草扎了一个圈屯，放在窑掌里，用来存放这些糜子。这是多年来，家里第一次有了这么多的存粮。
就在这一年，生产队里的粮田种植发生了变化。原来种植玉米高粱的川地和水浇地，全部种上了小麦。以前只有过年才能吃到的麦面，成了主食，家里的生活逐渐好转。
1980年开春，我们当地开始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队将土地、牛羊牲口、生产工具等，好中差搭配，按人口分配到各家各户。我们一大家子一共有13口人，是生产队里的大户，分配比较占优势。家里分到了二十多亩土地，还分了一头骡子，三十多只山羊。
这头骡子是生产队里最好的牲口之一，却分到了我们家，父亲特别高兴。可是，家里要耕种将近三十亩土地，光靠一头骡子是不行的。当时，正好有个亲戚去陕北贩卖牛羊，父亲和两个哥哥商量后，也拉着骡子跟亲戚一起上路了。
半个月之后，父亲赶着两匹枣红马回来了。因为父亲做过市场交易员，加之曾经在陕北定边做过生意，经验比较丰富，父亲用那头骡子给大哥和二哥家各换了一匹马。这两匹马性格非常温顺，从陕北定边回来的第二天下午，九岁的大侄子和六岁的二侄子，两人分别骑了一匹马，走在车来车往的马路上，马既不受惊，也不乱跑。这一趟，父亲赶着骡马，来回步行一千多里路程，一路上风餐露宿，其中的辛苦不言而喻。
由于父亲给生产队喂养过多年的牲口，经验比较丰富。在父亲精心喂养下，时间不长，那两匹马变得膘肥体壮，油光水滑，人见人爱。到了第二年春天，两匹马各下了一只小马驹，所有人都说父亲这一次赚大了。
那时，大多数时间，家里人上班的去了单位，上学的去了学校，我们家能干农活的的，只有父亲和两个嫂子两个人。那时，二哥和我们分家单干。耕地的时候，需要大嫂在前面拉马，父亲在后面扶着犁耕地。马的步伐比牛要快很多，川地比较平整容易耕种；而山地有的坡度大，有的不规则，不仅不好耕种，稍不留神，还会发生掉下山崖的危险。这一年，父亲已年满58岁了。大嫂虽然还年轻，但她的身体比较瘦弱。每耕种一晌地，他们都被累得够呛。可是，耕地回到家中，父亲和大嫂都来不及休息。父亲要下河担水饮马、给马拌饲料；大嫂要给一家人做饭，喂猪喂鸡。吃过早饭后，父亲上山放羊，大嫂也要下地干活。
只有放了夏忙假和秋忙假，单位和学校放了假，家里干活的人手才增加了。就连十多岁的侄儿侄女，也都没有在家里闲着，我和妹妹就更不在话下了。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只要父亲在院子里咳嗽一声，全家人都赶紧起床，准备下地干活。
自从包产到户以后，有了自己的土地和牛羊牲口，父亲干活的心劲更大了。一天到晚，他除了吃两顿饭坐下来抽两锅烟，休息一会儿，其余时间，根本就不想让自己闲下来。有一次，天还没有亮，父亲就扛着犁，拉着马，十岁的大侄子背着磨地的耙，爷孙俩一起到田里去耕地。可是，天还没有亮，周围一团漆黑，根本耕不成地。侄儿还小，正是瞌睡多的时候，他对自己的爷爷有一肚子的怨气，可又不敢发作，就躺在磨地的耙上呼呼大睡，父亲也只好坐在地头抽烟。直到东方泛起了鱼肚白，父亲才叫醒自己的孙儿，开始耕地。
在所有的农活里，只有割麦子最辛苦。麦收季节，全家老小一齐上阵。父亲和哥嫂们蹲在麦田里，左手揽过麦秆，右手挥动着镰刀，随着一阵“嚓——嚓——”的响声之后，一大片麦子倒在他们的脚下。只见他们抓起一把刚刚割下来的麦子，一分为二，把穗头的那一端相互交错，用手一拧，把割下来的麦子捆绑成一个麦个儿。烈日炙烤，天气闷热，汗珠顺着他们的头上和脸上不断地滚落下来，他们都顾不上擦一把。父亲的一只胳膊使不上劲，但并没有影响他割麦子的速度。不一会儿，在父亲和哥嫂的身后，一个又一个的麦个儿一字排开。
这时候，妹妹和侄儿侄女也来到了地里，他们是专门往山下背麦子的。在这酷热难耐的天气里，家里所有人都在汗流浃背的忙碌着。而我，在父亲特许下，坐在凉爽的窑洞里复习功课，却连续两年参加升学考试，都名落孙山，至今想起来，我都感到十分惭愧和自责。
大哥是一个非常顾家的人，从他二十五岁开始，父亲就把掌管家事的责任压在了他的肩上。大哥没有辜负父亲的信任，他虽然在外工作，但把家里的大事小事都处理的井井有条。大哥不到二十岁就参加了工作，但农活样样挡不住他的手。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时，大哥已经是单位的领导，工作十分忙碌。但只要到了农忙时节，他就想办法挤出时间，赶回家中干活。看到父亲耕地十分辛苦，大哥筹钱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用来耕种川地，拉庄稼运肥料。
从此以后，家里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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