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北方
一、我和小六的交情
小六是我的发小，家中三个姐姐两个哥哥，他排行老六，故家里给他取小名为小六，而且据说还不是爹妈生的，是从亲三姨家抱来的。
他为什么跑到陕北，称他是“逃犯”是否恰当？是不是冤枉了他，因为到现在，还都只是停留在听说的水平上，不好明确定论，只当调侃，还是先听听他这段故事吧。
论起街坊之间的辈分，我长小六一辈，我叫他母亲为大姐，他应该叫我叔儿或舅，邻里之间的称呼常以年龄大小而定，他母亲长我大姐几岁，我父亲和他姥姥年纪又相仿，辈分由此产生。说来也非亲非故，只是住房相邻，出来进去总得有个招呼，久已有之的胡同百姓之间，互相来往的友情联系，促成了邻里之间的和谐相处。叫个什么称呼，其实也是出于尊重，大可不必当真，我和小六就是这样，都是直唤其名。而他母亲则不然，见我父亲总以大爷相称，偶尔之间聊的高兴时，也叫声：“老爷子”。可见两家关系来往的不错，当然这也缘于，他家刚刚搬过来的时候，两个大人，八个半大孩子，两间房，解决孩子们睡觉问题，床板不够用，老爷子是个热心人，乐善好施，见这情况，把自家暂时不用的两副上好床板借给他家，当然从此一借不还，等于白送，两家关系借此走的近乎。
两家关系热络，自然孩子们之间的关系也没的说。我和小六时常在一起玩儿，拍过洋画儿，逛过厂甸儿，游过野泳，拈过老干儿（蜻蜓）。那时候年龄也就十岁左右，不谙社会，光知道在一起疯玩儿乱跑。到了小学四五年级后，因为不在一个学校，渐渐的不在一起玩儿了，说起原因，一是和小学同学的关系慢慢建立了，半天在校上课，半天课外小组做作业，没有时间在一起玩儿了；二是岁数大了一点儿，不知怎么觉得玩儿不到一块儿了。尽量如此，我俩的关系自小和别的孩子还是不一样，不像別的孩子，时而打闹时而相好，我们之间关系一直都正常，既没红过脸，也没打过架。我们不在一起的根本原因，用现在的话说，是各自兴趣发生了较大的偏离。
二、和小六逐渐分离
文革前一两年，我俩分別进入了不同中学，中学的学习和生活又不同小学，整个白天基本在学校渡过，在家自由玩耍的空闲时间基本被挤占，我们虽也在胡同里偶见，一般也就是见了打个招呼，扮个怪脸就过去了。这时，从街坊四邻间其他发小们的口中，陆续传来对他的说法：“小六偷东西被派出所逮起来过”。
那个年代，除了政治问题之外，刑事犯罪大多是打架耍流氓偷盗这几类。偷盗自然为人不耻，但困难时期为生活所迫和个人虚荣，小偷小摸时在这个时期时有发生，院儿里杨家大姑娘，才参加工作，正待嫁，不言不语挺听话的一个人，不知脑子怎么糊涂，在公交车上顺手牵羊偷了人家的钱包，被扭送派出所关了几天，放出来后，因羞愧见人投河自尽。
听说小六偷人东西被抓，很难相信。他是个未成年人，生活由家庭供养，无需为家里大人减轻生活负担，况且他家里经济条件不错，大哥大姐当工人，二哥二姐入伍当干部，使前几年家庭困难大为缓解，只剩下两姐妹和他吃闲饭，何至于他去偷摸，一准是没交到好人，学会了此道。
这之后，到了文革开始后，在胡同里就很难见他的影子了，即使见了，也不和我搭话了，只是瞟我一眼或点个头就算招呼了，显得比以前成熟了不少。这时也听大人说，他是抓了放，放了抓，经常二进宫，已成了拘留所的常客，让我别理他。实际上插队前那几年，虽然我在家的时候多了，但在他家却很难见到他，也别说，清楚记得只有两次，绝没有第三次，在住家附近一带偶然遇见过他。
一次是，我推着童车带着小侄女玩，当走到家附近街道小酒铺时，小六不知怎么看见了，从酒铺里走出来，手里拿个纸包递给我说：“这是双鞋，你回去给我妈”，我看他脚上穿着新鞋，可见我拿的是他才换下来的旧鞋，看他的高兴劲儿，我明显意识到他又有了收获。另一次是，一天晚饭后，我和几个发小在家东边小树林溜达玩儿，发现小六正和年龄相仿的一女二男，坐在一堆圆木上聊天，他看见我只招了招手，继续和同伴说话。之前我们都受过家长的警示，不要再理他，我们几个便赶紧躲开了。可就在离开之际，从身边传来的说话声震动了我，小六搂着那个女孩儿，女孩儿娇滴滴的对他说：“咱们今天去哪儿刷呀”？这我才一下清醒，可了不得了！小偷流氓一身二任，在他身上合流了。当然这是社会上和大人们的看法，在我的幼稚心理及发小之情上，却很难将这顶帽子戴在他头上，可想我少年心智之不成熟。
这之后，我家搬到城里，以后插队去了陕北，便再也没见过他，就连音讯也全无，离开北京到了新环境，生存艰难百事哀，全无心情再记起他。谁知我到农村十个月后，小六却如从地缝里钻出来一样，突然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三、突然见到小六
1969年8月底，我又回到了村里。 这时同灶的宋同学在京还未返队，只剩下我一个人，重新开始农村生活，一个人一个灶，吃饱了管全家。记得一段时间里，向队里取上一斗洋麦，自己拉驴套磨筛成面，每天中午将洋麦面擀成面条，炒个洋芋丝，做一锅热汤面，连晚饭带第二天早饭都解决了。又要出工又要自己做饭，有时实在顾不上就不开灶，中午歇响老乡都回家吃饭了，我就在窑洞坡下的枣树林里，用树棍将大红枣打落一地充饥，吃一顿枣再喝一肚子凉水，肚子很快就涨了，感觉饱了，谁知到了晚上就窜稀，胃也不舒服，真是得不偿失，生活过的没招没落的。
大约10月份的一天中午，我才放工往窑洞走，二队的一个同学在远处叫我，走过去问他什么事？他说有几个不认识的人找你，现正在我们窑洞等你。一边琢磨着是谁找我，一边往河对面走。
进了窑洞，里面昏暗，炕上躺着俩人，走到近前，俩人直起身子坐了起来，细一看，惊讶的我立马叫了一声：“你小子怎么跑到这儿来了”，说着挥起手掌狠拍了他一下。
来人正是小六。多年没音讯，不知其下落，这些年里，脑子里已经没有他的记忆了，他从哪儿来？为什么来？这几年来他的情况如何？都是我想急于知道的。把这些疑问说给他，他却语焉不详，没有正面答复我，只说当了几年兵才出来。他这一说，我闷了半天才逐渐明白，噢！以前听过一个说法，将坐班房形容为当兵，原来他是从班房出来流落到这儿的。
既然来了，如何安顿他，成了难题，住是有地方，窑洞一张大炕随便他躺，吃是个大问题。他说：“我就是来这儿玩儿玩儿，见见多年不见的哥们儿”，“听说永利不是也在这儿吗？咱们去找找他”，听小五这一说，我心里似一块石头落地，赶紧走吧，我着实在管不起饭。
永利和我一个公社，我村距他那儿大约有20多华里，在当时情况下，钻沟爬山全凭步行，来到农村多半年了，把走路已经全然不当回事。说走就走，我们几个便朝永利村的方向而去。
四、漂泊在一起
当年串队到外村找要好的同学发小玩儿，相信知青当年都经历过。问题是当你去了外村，那里也有你不认识或性格不同的同学，并且他们和你去找的人又是一个灶吃饭，这样就干扰了人家的正常生活和劳动节奏，更严重的是吃了人家的口粮，想想当年粮食标准有限，你吃了，人家就少吃了，甚至是没得吃了，可以想像人家的心情如何？所以分析起来，这也是当时引起分灶风的重要原因之一。也还遇到过这种情况，同学关系尽管可以，来串串没什么问题，但是对不起，管不了饭。
我们穿沟爬山，走了一半路程路过一个村时，碰巧同班女同学Y和D在路边看见我们过来，她们只认识我，不认识其他人，Y同学赶紧叫住我，让我不要把人带到她们村里去，我说只是路过，这才使Y同学一颗悬着的心放下。想想当年，吃上顿少下顿，无以为继的困苦生活，也真是理解了同学们出于无奈，而不得不流露出的“薄情”。
进了村，碰上几个娃娃，我们问：“知青在哪儿住”？娃娃手一指说，就在坡上头。上了坡迎面两个窑洞一字排开，“永利在吗”？话音未落，永利从窑洞里出来，看到我们高兴地打招呼。
见了面当然挺高兴，可我这里现实状况比我也强不了多少，经不起三四个人整天吃喝，没过几天就把他的口粮吃的差不多了，甚至有一天无米下锅，没办法，几个人上下其手，把老乡家的一只半大狗哄来宰杀剥皮吃了肉。
那几天，秋雨绵绵，哪儿也去不了，几个人挤在炕上闲的没事整日聊大天。聊天的主角当然是小六，说起他在北京进派出所，关炮局的经历犹如英雄被囚，说到在陇海线上吃大轮（盗窃），在黄陵拍婆子，人财两得，而沾沾自喜。我们听他云山雾罩，不知真假，只是消磨了时光。
在永利这个极为偏僻的小山村里待了大约3、4天，正准备各奔东西时，小六突然生病，浑身发烧下肢发软近乎半瘫。大家也不知得了什么病，找了村里赤脚医生，只是测了一下体温，显示高烧却诊断不出病情，不敢下药，实际就戴着个听诊器和体温表，也无药可下。眼看病情不见缓和愈发严重，遂决定赶紧离开村子去延安就医，永利在村里找了一个大簸箩、两根背绳、两根木杠，拿了同窑其他同学的一件棉大衣铺在簸箩上，小五躺在上面，我们几个人轮流抬着他费力出了村，爬坡翻山，到了青化砭，坐长途车去了延安城。
抬着病人到了地区医院，大夫检查后说，必须马上住院。虽然当时知青很苦，但住院治病除了不管饭，其他一切全免。小五不是知青，也能看病，随便冒用了一个知青的名义，顺利办理了住院手续。我和其他同学在病床前轮流照顾他。这期间，他二姐随301医院医疗队正在延安巡回医疗，临走前也来看他。前后一个多月时间里，除了看护病人还得筹措吃饭钱，为此我以个人名义向其他同学借钱，但认识的人也是“罗锅上山‘钱紧’”，好不容易四处借了二十块多钱，现在看起来是个小数，需知当时一天饭钱四五毛钱，这些钱也能捱过一段时间。
一晃近半个月过去，到底是人年轻火力壮，小六病体逐渐恢复，便出了院，他和一个同学去了别处，我们几个便各回各村。这时天气转冷，农活基本结束，无事可做，只好又重新谋划回京之路。简单收拾了东西，再次进了延安城，在城边一个小村找发小暂住，没想到发小告诉我们一个爆炸性消息：小六被抓了。
五、小六被抓
一听小六被抓，不由得赶紧让发小细说详情。
原来小六离开医院，两眼一抹黑，在延安认识的人就是同学和邻居发小，要吃要住，只能投奔这些人，去了万花找一个发小。当走到村边，正要进村时，路上迎面过来一个知青，小六估计是想挤兑一下人家，找几个零花钱花用，过去就把人家拦住，问人家有钱没有？不知什么时候他有把菜刀，说着拿出菜刀恫吓，看形势不妙，人家拔腿便跑，小六病体虚弱也不能追，眼看人家跑远了，只得上山进村去找发小。
当天晚上他在发小的窑洞里住，第二天早上天刚刚亮，外面突然有人敲门，发小打开门，外面闯进来三四个人，拿着棍子和绳子，进来就把发小和小六给绑了起来，接着送到了公社所在地。估计一准是被劫的知青，路过公社向公社报了案，公社认为，光天化日之下持刀抢劫这还了得，因此组织了这次行动。
公社干部经过审问，最后把发小放了，唯独把小六留下直送进了公安局。随后经过审问并和北京方面联系，北京警方派人将小六从延安押回了北京。
听完这段叙述，心里不尽庆幸自己前些天及时和小五分了手，否则遇到这事，说不定也被认定是同伙，那岂不是糟了。
小六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从北京跑到延安的？这在我的思想里长时间是个谜，但也没太多想这个事，毕竟他离开了延安，与我已经没了关系，尤其我在农村正面临着继续扎根，如何扎根的问题，脑子里把小六这事，早放九宵云外去了。只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听说他是从监所保释出来在家反省，受人身限制不许离京。谁知他不好好在家，却孤身一人跑到了陕北，这个我们想离开都离开不了的地方。他来此地无非是挣脱监管，恢复自由，过着混一天是一天的日子，而我们是响应号召来此落户，准备长期扎根的，根本不是一个码头上发的船。
40年后，又在偶然之间北京见到小六，这时他早有了旱涝保收的工作。提起他那段在陕北的流窜经历，想听听从他嘴里说出来的回忆，谁知他却狡黠一笑，端起酒杯，言称：“这都已成过去，何必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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