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近来,听人们聊起一些普遍现象:
在领导岗位“僧多粥少”的单位里,有的人付出很多,却收获很少,也就是说没有获得提拔,最后寒了心;
有的人知道不可能“多劳多得”,只想混混日子算了;
还有的人在前两者之间左右摇摆,尤其是刚入职不久的年轻人,既想奋斗和作为一番,又怕竹篮打水一场空。
这三种人都是找不到工作和职业意义的人。
那么,是不是已经升职、有一定权力的人,就拥有了工作的意义和职业的价值感呢?
理智告诉我们,肯定不是这样。但是,有人说,升职后一个人就有更大的自由施展的空间,可以做更多的实事,可以更大程度地实现自我。
也有人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升职加薪后,过去的踌躇满志并没有得到彰显,反而陷入一个又一个新的怪圈。
升职和实现自我是两回事,赚到更多的钱和实现自我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本来应当利用由于金钱和权力而来的更大自由做更自由、更利他的事,但是却疲于应付各种会议、检查和领导的要求。这些充斥着许多领导上司的日常工作。一件事做得好不好,首先得看上级有没有好脸色。
假如,工作不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而成了“从领导来,到领导去”,那么,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都是在做苦工,做领导的苦工。哪有真正的快乐和自我实现可言呢?
02
这些问题的背后,实质上是对人生的根本态度的问题。
表面上,人们为了升职难、加薪难而彷徨、愁闷。实际上,人们是弄不清为什么做这些工作,弄不清工作的意义和价值。
表面上,人们对工作感到困惑和茫然。实际上,人们是对人生感到不解和迷失。
我们需要常问问自己,为什么这样或那样做?
我想,一个人无论做任何事,大体上看都有三层目的。
做事的第一层目的,是服务于感性的。比如说,因为喜欢孩子而从事了幼教、因为渴望财富而涉足投资、因受到虚假宣传的蛊惑而不理性消费等等。
做事的第二层目的,是服务于理性的。比如说,为了通过考试而放弃休闲时间、为了在竞争中胜出而采取某些触犯对手利益的经营战略、为了养家而从事自己兴趣不大却有不错收入的工作等等。
做事的第三层目的,是超越了个体“小我”的感性和理性需求、服务于“大我”的。这是人们较少想到的。古往今来,置生死于度外、救国图强的仁人志士们,大抵都是牺牲个人“小我”的满足,而追求民族大我的实现的人。
回到今日,人们认为当今的时代已经离过去的伟人们太久远了。觉得讨论今人的事情,不必再拿他们说事。甚至觉得那些精神道德极其高尚的人们,是“非人”的人,平头百姓不足与他们相提并论。
我隐约感到,在个体小我和民族大我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根本上的、作为“人”的大我。这个作为“人”的大我,对于一切引发我们在生活中爱恨得失、悲欣交集的情感和事件,都带着一个平常心。既不是无动于衷,更不是随波浮沉,而是以悲悯和包容去经历和觉知。
前提是,每个人首先都是人,然后才是别的什么东西。既然每个人首先都是人,那么人有的我都有。
03
这样思考问题,通常你会洒脱。
比如说,人有的烦恼,你都有,所以,你的烦恼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比如说,人性形形色色的善恶,你多少都有,那么你就不用在道德上高或低人一等。
回到文初的现象议论上,言外之意是说,“人家升职了,人家发财了,为什么我不比别人差,我却没有得到这些?”
谁能回答你这些问题呢?这种“为什么”的提问,前提是你应该得到一切你觉得自己应得的,你认为世界应该按照你认定的样子运行。
这个前提错了。世界是最不听话的。世事运行的道,不是一下子就能参透的。
但可以肯定的是,“人有的我都有”,不等于“人有的我都应该有。”
人们的不快乐,很大程度上,是在追求一种对比,追求别人所没有的东西。其实,这种心态,已经缺了。在这个心态下,追求得越多,只能说明缺得越多。
凡事常问自己三个“为什么”。一是感性上的为什么;二是理性上的为什么;三是人格“大我”的为什么。
感性上讲不通的事,去理性上寻找答案;理性上讲不通的事,去感性中寻找答案。感性和理性都讲不通的事,去人格大我里追寻答案。这么一来,这世界上没有一件事说不通的,也没有一件事能把人难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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