澡花一朵朵，想法一堆堆。
今天下午，小澡哥读书，看到社会学家鲍曼的一段话，让我想起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体会到“天人合一”思想与近代西方哲学思想的差异。摘录读书笔记如下：
正如沃尔夫·莱布尼兹指出的，自17世纪末以来，人们谈论“自然”（造物主塑造的所有事物，即那些既存的、未经人类理性和技能雕刻的事物）时，总是充斥着攻击性的概念和隐喻。比如弗朗西斯·培根就根本没给人们留下任何想象空间：“自然应该被征服，并尽可能为人类的利益和便利服务，这远比弃之不顾好得多。”笛卡尔把理性的进步与对抗自然的一系列胜利相提并论。狄德罗呼吁理论家和实践者联合起来征服自然。卡尔·马克思把历史的进步定义为人类不可阻挡地主宰自然的步伐。克劳德·圣西门和奥古斯特·孔德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也无比一致，虽然他们的其他观点总是大相径庭。
一旦明确了最终目标，唯一要做的就是尽力缩短人们征服自然的进程，除此之外的其他准绳则受到质疑，日渐式微。这些渐渐被摒弃的评价标准中，首当其冲的是怜悯、同情和关怀。对受害者的怜悯削弱了人们的决心，使仁慈的人放缓了变革的步伐。所有阻碍或懈怠人类进步的都是不道德的，换言之，任何有利于征服自然这个终极目标的都是好的，“归根结底”都是合乎道德的，“长远来看”有利于人类的进步。
质言之，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认为，人与天地万物（这里的“天地万物”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哲学中的nature）是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人在天地万物面前扮演的是辅助者和帮助者（帮助天地正常化运行）的角色。由此“人”与“天地”构成“三才”。与之相对应，在近代西方哲学看来，人与大自然是一种对抗性的关系，人在大自然面前扮演的是主宰者和征服者的角色。
这一差异让小澡哥进一步深思一个常识：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方，而不是产生在中国。同时我们应该承认：最近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取得的全部进步几乎都是“西学东渐”的结果。现在，中国提倡“绿色发展”，把可持续发展确立为国家战略，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事实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980年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野生动物基金会（WWF）共同发表的《世界自然保护大纲》，并不是中国的原创。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和认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与近代西方哲学思想中“人是大自然的主宰者和征服者”之间的差异？小澡哥认为，应该摒弃古今中西之争，集中精力解决问题才是正道。欢迎饱学之士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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