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243天《揆度 第七十八》第二部分

《管子》学习第243天《揆度  第七十八》第二部分

原文阅读

      桓公问于管子曰：“请问大准。”管子对曰：“大准者，天下皆制我而无我焉；此谓大准。”桓公曰：“何谓也？”管子对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谋厉国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车兵进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则是天下尽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动，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邻国富之。邻国每动，重富君之民。贫者重贫，富者重富，大准之数也。”桓公曰：“何谓也？”管子对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弃其耒耜，出持戈于外，然则国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财物与其五谷为雠，厌而去。贾人受而廪之，然则国财之一分在贾人。师罢，民反其事，万物反其重。贾人出其财物，国币之少分廪于贾人。若此则币重三分，财物之轻重三分，贾人市于三分之间，国之财物尽在贾人，而君无策焉。民更相制，君无有事焉。此轻重之大准也。”

        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籍之于衢塞。其在谷者，守之春秋。其在万物者，立赀而行。故物动则应之。故豫夺其涂则民无遵，君守其流则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国无游贾，贵贱相当，此谓国衡。以相守，则数归于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则市朝闲，市朝闲则田野充，田野充则民财足，民财足则君赋敛焉不穷。今则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轻；民轻而君轻，轻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则君轻，民轻则君重，此乃财余以满不足之数也。故凡不能调民利者，不可以为大治。不察于终始，不可以为至矣。动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国之策也。盐铁二十，国之策也。锡金二十，国之策也。五官之数，不籍于民。”

字词注释

[1]大准：张佩纶曰：“‘大准’均当作‘失准’。”黎翔凤曰：“国内之平衡为‘准’，国际之平衡为‘大准’，众国共之也。人皆制我而无小我之焉。”马非百曰：“‘大准’乃本书著者特用之专门术语。……即一切皆为人所制而不能自主之意。”

[2]厉：同“励”。劝勉。名：名分，此处指由国家规定的各种经济方面的制度。如上文所说“权也”“衡也”等。

[3]重：益。民：此指富商。据郭沫若说。

[4]雠：出售。

[5]厌：压。此指压低价格。

[6]重：读作“崇”。此处有“加重”的意思。

[7]民更相制：即本书《山权数》所谓“下阴相隶”之意，谓富民奴役贫民。

[8]衢塞：古代往往在道路和关塞处设卡征税，所以此处“衢塞”指关市。

[9]赀：价格。

[10]正：管理。商任：商业活动。任，载。此指商人用车载货。省：指宫禁或官府。政府的代名词。肆：店铺，集市。此指管理店铺集市的机构或长官。

[11]财：通“裁”。

[12]动左右以重相因：通过调整物价高低来控制经济。动左右，拨动称量器具，喻指调整物价高低。

[13]二十国之策：指二十个财政年度的收入。

[14]五官：指物价、盐、铁、锡、金。

译文参考

        齐桓公问管子：“请谈谈‘大准’。”管子回答道：“‘大准’就是天下众国都能够制衡我们而我们不能自主，这就是‘大准’。”齐桓公问：“这是什么意思？”管子回答道：“假如如今天下各国举兵进犯我们，臣子中有能够谋划振兴国家维持经济平衡策略的，要割土地分封给他；臣子中有能够指挥战车兵马打退敌方建立功勋的，也要割土地分封给他。然而这是全天下在替君主分封君主的大臣，不是君主自己分封了他们。天下已经分给了君主的大臣十里土地，天下只要有异动，就又分封给君主的商人二十里土地。君主的商人本身并不是富有的，是邻国让他们富有起来。邻国每有动乱，就会再次使君主的商人更加富裕。这样，贫穷的人越发贫穷，富有的人越发富有，这就是‘大准’的方式。”齐桓公问：“这是什么意思？”管子回答说：“假如如今天下各国举兵进犯我们，民众丢掉他们的农耕工具，而拿着兵器外出参战，这样国家的土地就得不到耕种。这不能算是天灾，这是人祸。君主早上下令而晚上便要求准备齐全，民众只能纷纷将他们的财物和粮食大肆出售，低价卖掉。商人买下这些东西并囤积着，这样国家财力的十分之一就控制在商人手中。战事结束之后，民众返回继续耕种，万物价格恢复正常，商人趁此出售他们囤积的财物，于是国家的货币有一半归商人持有。如此一来，币值将又上涨十分之三，物品价值又下跌十分之三。商人在这两个十分之三之间买卖以获取差价盈利，国家的财力都在商人的掌控之中，而君主却束手无策。富人奴役贫民，国君却袖手旁观。这就是轻重权变的‘大准’。”

      管子说：“君主控制住经济的根本，那么民众就无法把握其末端。君主控制了开端，那么民众就无法把握其结尾。在流通中的财物，就让它们在关市上交税。粮食中的财富，就守住春秋两季的价格变动。物品中的财富，就定好价格规定让它们施行。这样，物资只要有变动就可以有相应的措施应对。所以，预先占领物资流通的渠道，商人就无计可施；守住物资由上至下的流通过程，商人就不得操纵经济而失去了高额的利润。于是君主把握好四方价格的高低，国家就没有投机的商贾，价格高低相当，这就是国家经济平衡。用这种方法来控制经济，那么财力将都能回归到君主手中。”

      管子说：“善于管理商业的人，应该由政府设立肆长，政府设有肆长调控经济，那么市场就无人问津，市场空闲那么无利可图的百姓就会充实到农田中从事农耕，从事农耕的人员充足那么人民的财产就充足，人民的财产充足那么君主就能收到源源不断的税赋。如今却不是如此，商人抬高物价而君主任其抬高物价，物价一旦上涨就无法降低；商人降低物价而君主任其降低物价，物价一旦降低就无法上涨。天下善于管理经济的君主却不是如此，商人抬高物价君主就降低物价，商人降低物价君主就抬高物价，这是削减多余的部分以补不足的方法。所以凡是不能调控人民财利的君主，不可以实现天下大治。不能明察经济终始的君主，不可以把经济管理到最好。调整价格高低以控制经济，可收获二十倍于国家年度财政的经济效益。国家管控盐铁，可收获二十倍于国家年度财政的经济效益。国家经营锡金，可收获二十倍于国家年度财政的经济效益。这五种官办经济的获益，足以使国家不用向百姓收敛钱财。”

核心内容解读

        本篇第四节说明轻重之术失去平衡的各种表现。管子说：“大准者，天下皆制我而无我焉。此谓大准。”所谓“大准”，就是天下所有的力量都在制约我，而我却没有自己的力量。这是一种极端的被动状态，体现了在特定情况下，国家或个人完全依赖外部力量，而自身没有独立的力量和资源。管子进一步解释了“大准”的含义。例如，“封君之臣”，当天下起兵攻打我时，能够谋划国家、立功成名的臣子会被割地封赏。这意味着这些臣子实际上是被天下封赏的，而不是君主自己封赏的。另外，管子描述了“国财流失”的一种情况。如战争期间，民众放弃农耕，转而持戈上阵，导致国家无法耕种。这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君主急于求成，民众将财物和粮食用于战争，商人囤积财物，导致国家财富流失。管子指出了“大准”的核心在于国家或个人在面对外部压力时，完全依赖外部力量，而自身没有独立的力量和资源。这种状态下，国家的财富和资源会逐渐流失，最终导致国家的衰弱。

      第五节阐述“国衡”，即君主掌握经济活动的本始，抑制富商大贾的投机钻营。“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即人君始终利用价格，通过垄断粮食和货币，调节和控制市场物价，获取最大利益，充实国库，防止富商大家干扰国家政治，达到稳定经济和安定民众的目的。“其在涂者，籍之于衢塞。其在谷者，守之春秋。其在万物者，立赀而行。”描述了不同情况下的管理策略：对于在道路上的物资，要在重要的交通节点进行控制；对于谷物，要在春秋两季进行管理；对于所有物资，要设立价格标准并进行交易。“故物动则应之。故豫夺其涂则民无遵，君守其流则民失其高。”这部分强调了对市场动态的及时反应：当物资流动时，政府要及时应对。如果提前控制了交通要道，百姓就无法随意流动；如果君主控制了物资流通，百姓就无法获取高价商品。“故守四方之高下，国无游贾，贵贱相当，此谓国衡。”通过控制全国各地的物价和物资流通，使得市场上没有投机商人，商品价格稳定，这就是所谓的“国衡”。“以相守，则数归于君矣。”最后一句总结道，通过这种方式进行管理，国家的经济资源和权力就会集中到君主手中。

      第六节阐述利用轻重之术实行商业国营。作者认为，善于管理商业和税收的人能够使市场清闲、田野充实、百姓富足，从而国家的赋税也不会枯竭。而当前的政策却使得百姓和君主都负担沉重，无法实现良好的治理。作者强调了调节百姓利益和明察事情始终的重要性。凡是不能调节人民利益的人，不能称为良好的治理者；不观察事情的始终，就不能达到完美的治理。国家通过调控物价、管办盐铁锡金的经营获益，就不需要向百姓直接征收税负了。善于管理者可以通过调节商业和税收政策来实现国家的富强和社会的稳定。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彭信威先生与《中国货币史》

        新中国建立后，大量的古钱币陆续出土，大量货币资料陆续被发掘、整理出来。钱币工作者提高了认识，扩大了眼界，努力学习和运用马克思理论和方法，为古老钱币学向新的学科的转变，把旧的钱币学发展成为放在现代的学科结构（研究对象、目的、任务、范围等）、方法论和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同多学科相结合，利用现代科学检验手段的先进的社会主义钱币学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当然这个转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一个历史过程，目前这个转变正在开始，没有完成。实现这个转变需要经过很多学者创造性的、艰苦的努力。而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也逐步具备了这些出色的学者。彭信威先生就是勇敢地开拓钱币学研究新领域、新路子、新局面的出色学者。

      彭信威先生探索建立新的钱币学，付出了毕生的辛勤劳动，他的巨著《中国货币史》就是一个见证。从客观上看，彭信威先生主要的贡献在于：

    （一） 提出了中国钱币学的目的和任务。他认为：“前人所研究的多偏重货币的形制。钱币学家的研究的对象是钱的形状，钱文的书体，把各代的钱名，像流水账一样抄录下来就算了事，有时连钱的重量和成色都不注意。至于钱的购买力，或为什么发行某种钱，发行后对于人民生活有什么影响，对于政治有什么影响，那是更加不问了。”（《中国货币史·绪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这里，彭信威先生把钱币购买力、钱币对于人民生活和政治的影响作为研究钱币学的一个目的和任务，改变了过去孤立地为研究钱币而研究的陈旧观念，开阔了研究领域。

    （二） 提出了钱币学和货币学相结合的创见。他认为：“过去研究钱币的人，究竟是一些有钱有闲的人，绝大部分是从玩好出发。而且由于时代的限制，没有近代社会科学的基础，方法还不是十分缜密。所以近百年来没有大的进步。而研究货币学和货币史的人都很少同钱币学发生接触，所以成就不大，一定要书本与实物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货币学与钱币学相结合，这样才能了解真实情况。”这里，彭信威先生三个相结合的提法，就是要求运用先进的科学方法研究钱币学的意思。他并且身体力行，通过《中国货币史》表示他的见解和研究成果。

（三） 提出钱币学的研究要扩大到通流领域，特别是货币购买力的变动的重要观点。他认为古老钱币学是对钱币实物形制的研究。他说：“其实古钱的形制上是古代货币的躯壳，它的生命或灵魂是它的流通情况，尤其是它的购买力。”这里，彭信威先生提出的货币流通是很大的范围，包括货币流通过程所发生和涉及各个方面的问题，而货币购买力更涉及作为货币最为本质、最为复杂的货币价值问题。弄清这一本质问题，就可以解开诸如私销私铸、通货膨胀和紧缩等一直困惑着历代统治阶级的难题。

（四） 提出了严肃的治学态度和建立新的学风问题。他认为：“明代的学风很不利于学术发展。也许当时的唯心主义的哲学是一个原因，使一般知识分子养成一种浮夸的态度，研究问题而不联系实际，不实事求是，只是凭空臆说。”（《中国货币史》第七章）对于清代学人，他说：“他们还保留明代理学那种主观唯心论的治学态度，不重视实物，不实事求是，不严肃，不忠实，只知摹仿抄袭。”（《中国货币史》第八章）对嘉道咸同的学人，他说：“那一班人著书，不是为利，而是从玩好出发，多少带一点交游应酬性质，所以书中往往互相标榜。”（《中国货币史》第八章）“钱币的出藏、转手，为他们生活中的大事”。而不注意科学研究方法、逻辑学和知识面的扩大。他甚至还用“捕风捉影”、“任意穿凿”的词句批评当时个别钱币学家。这里，彭信威先生第一个联系明清钱币学的实际，从治学和学风的高度提出发展钱币学的重大问题。没有一代好的学风，是很难迅速发展钱币学的。

      （五） 彭信威先生尊重真理，尊重事实，对每一件事件的过程，每一论点的形成，都不厌其详地反复寻找大量事实根据。《中国货币史》就是一个资料库。他还不放弃“注释”，利用它储存了丰富的资料和索引，是其他学术著作少见的。人们可以从这本书或“注释”中，获得许多宝贵的资料，使研究工作方便不少。

      这种尊重真理、尊重事实的精神也表现在他认真严肃、一丝不苟地对待自己的学术研究工作。他于1943年开始撰写《中国货币史》，初稿十几万字，1948年和1949年扩充内容，完全重写，前后花了十年时间，于1954年由群联出版社出版，字数增至45万余字。后又陆续增订，于195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排了第一版，字数增至49万字。以后又日积月累地作一些补充和修改，调整和增加了一些章节。尤其可贵的是，他发现过去观点有错误的，就公开说明改过来。“譬如唐朝的大历钱和建中钱，以前我认为都是私铸，现在我认为有官铸，因为当时情形不利于私铸。”（《中国货币史·再版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1965年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第二版，全书增加到近77万字。这本《中国货币史》是他追求真理取得重要学术成果的纪录，也是中国钱币学取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丰收纪录。

参考资料

《中国货币史》，彭信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02月

《管子译注（全二册）》，谢浩范；朱迎平 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12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