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春草木深

袁玉梅是在一个遍布着大雾的清晨失踪的。

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那间破旧的用青砖堆砌的坐落在大雾里的老房子凝视着她的身影。屋子里的角落已经结满了蜘蛛网，饱餐后的蜘蛛开始顺着墙角晃晃悠悠的散步，另外一个黑暗的角落传来一声洪亮的啼哭声，是玉梅还未满三周岁的女娃娃。

听周围的老邻居说，玉梅是因为跟婆婆吵架才离家出走的。

玉梅的婆婆年轻时候被刚烧开的开水烫到过，右手重度烫伤，还损伤了脑神经，有轻微的脑栓塞。这些年来一直靠药物维系。玉梅的婆婆年轻的时候就是村里人见人夸的红人，是种地割麦拔草打农药喂牲畜的一把好手，但这场事故让她一下子成了村里人同情的对象，现实与她想把自己活成传奇的愿望背道而驰。不过幸亏那时候她已经嫁了人，她男人是个好人，脑子也很灵光，不同于一般老实巴交的村里人，在做生意上面也很有一套。那时候物资匮乏，生活用品紧俏，于是他托关系找人开了一家杂货铺，小到牙刷洗脸盆妇女用品，大到逢年过节的炮仗批发，于是这间杂货铺成了村里人与遥远的县城联系的窗口。所以那些年他们生活虽不富裕，但也算能养家糊口。

再过了几年，摩托车三轮车流行了起来，村里人找到了去镇上去县城的渠道。只要不是农忙季节村里的老年人就能蹬着三轮车去镇上买些日用品，扯些更便宜的棉布料子做衣服。而年轻人也能骑着辆轰隆隆的摩托戴着头盔呼呼的穿过田间带着青草味的微风开往县城。

杂货铺的生意越来越差了，很多亲戚都劝他们把小店关了去外面闯一闯。

二十世纪末的广州还处在高速发展阶段，纸醉金迷的世界当然吸引了很多异乡人，但一幢幢刚建成的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夏不是属于他们的，他们住在这个城市最深处蜿蜒曲折的巷子里。巷子旁边摆放着一排排垃圾桶，有旁边小饭馆扔掉的菜叶和顾客吃剩下的鸡骨头，一到夏天总是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恶臭。 楼梯一直没有安装声控灯，所以每晚在结束快餐店的工作后男人只能摸黑爬上五楼，抓紧时间冲个凉，然后倒杯水顺便把药拿给在家养伤的妻子。这样日复一日的日子就慢慢从指尖从眼角流逝，转眼间十年过去了，他们老了，打算回村了。

两位老人年纪大了，但是二儿子长青还没成家，这些年也在外面走东闯西但就没闯出个模样来。眼看长青年纪越来越大，小时候在村里一起玩的小伙伴前年就已经生了娃。玉梅是长青的小学同学，宽大的羽绒服勉强包着身上多余的颤巍巍的肥肉，小眼睛含笑望着傻愣愣的长青，但细看时眼睛深处并无丝毫笑意。

但无论如何，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不管玉梅之前抱着怎样的打算，也还是进了长青的家门。

婚后刚好一年，玉梅生了个女娃娃。女娃娃长的像玉梅，小眼睛黑皮肤，远远的望过去就像一块烧焦了的炭。家里多了一个孩子，生活负担自然而然的就重了许多。玉梅的公公婆婆在广州起早贪黑省吃俭用攒出来的一点积蓄也被玉梅以各种方式慢慢掏空，孩子的奶粉钱、尿布钱甚至包括她买衣服的钱，无一不是从玉梅的婆婆支出。他们的积蓄就像一个被扎了针眼的水气球，只能看它一点点流逝慢慢缩小。因为你没办法把那个针扎的小孔堵住，强行堵住的后果就是水气球的直接爆炸。

玉梅走的前天刚和婆婆吵完架，埋怨婆婆不仅手残疾没有能力照顾孩子，关键是没有退休金，连自己买瓶护肤品都犹犹豫豫下不了手，结果被镇上的店员鄙夷。每个字都像淬了毒的匕首，一刀刀插在两个老人的心口。

他们吵架的那天，长青在那个离家五公里的的烧窑厂里出了事。还没来得及办丧事，玉梅就在第二天弥漫着大雾的清晨扔下了三岁的孩子，提着行李去了远方。

六年后，孩子九岁，玉梅的婆婆因为脑栓塞走了，去世的时候刚过完五十岁生日。又过了六年，孩子十五岁，玉梅回来了。

我见过她一次，人更胖了，眼睛更小了，耳鬓斑白，一边絮絮叨叨的说起当年，一边缓慢的打量这个她离开了十二年的新环境。倏尔恍惚了一下，呢喃道：我今年也刚好五十了啊……

后来没几天，玉梅自杀了。人们接受这个事实就像接受四季来临，丝毫不感到惊讶。她和长青合葬在了一起，旁边是玉梅的婆婆。清明的时候，天气甚好，微风不疾不徐地一下下拂过脸颊。正是，城春草木深。

我妈跟我说这个故事的时候，告诉我：我们这一辈子，或长或短，或精彩或平庸。到年纪大一点，一只脚踏进坟墓的时候，这些往事都会一一回放在脑海里。会觉得年轻时透支的幸福尤为可贵，但透支的越多，越容易怀有负罪感，等到真正偿还不起的时候，就是主的审判迅速降临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