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羡慕文婧，她能聆听何兆武老先生讲述记忆，能把何老先生的口述编撰成文，出版一本《上学记》。那是个令人寻味的时代，漫长的封闭由外向内被残暴的打碎了，各种新的思想新的知识在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碰撞融合，你觉得这个国家已经走过了五千年是个沧桑的老者了，一切都是定数，其实他刚刚被推出与世隔绝的子宫就是个初生的孩子，一切都是未知。民国，1912-1949，短短37年，战争不断，动荡不安，物质匮乏，多么可怕岁月，可是我做梦也想在那个时候，再上一次学。
「一个人的性格或者思想大多初步觉醒于十二三岁，等到二十四五岁思想定型，就形成了比较成熟、确定的人生观、世界观。此后或许能有纵深的发展或者细节上的改变，但是不是还可以有本质的变化，我想是非常罕见的」何老那一辈的学者，儿时乱糟糟的军阀割据，上了学匪气十足的北洋政府换成了武装着意识形态的国民党，高中未到日本人都已经打过来了，哪个不是十几岁就担负起自己的命运呢？深受五四影响的那一代学者，不是赤色的不是粉色的，是纯净无暇的白，文革革不去，劳改改不了的何止是这份洁白，还有对普世真理对纯粹知识不带任何功利性甚至是漫无目的求索，「人类总有一些价值是永恒的、普世的，我们不能总是强调自己的特色，而抹杀了普遍的价值。中国有没有特色？有特色，但是这特色你不必强调」。跟何老一样，那个时候的学者，都总要谦虚一句，“文言不好，乱读书所学杂而不精”，四大名著是童书，唐诗宋词是儿歌，读过的书恐怕比我们识的字都多，他们的不精百倍精于现代人的精。不信咱还拿何老说事儿，他说了，比起杨振宁王浩这些毕业后名扬海内外的同学，自己是个中不溜的半吊子所以教书去了，这个“半吊子”是研究大历史的，哲学逻辑学文学物理学也拿的起，英法德都能用，闻一多张奚若金岳霖冯友兰温德是他先生，Charles Lamb的Tales From Shakespeare是他的高中课外读物，魂断蓝桥北非谍影简爱蝴蝶梦乱世佳人这类的电影他看过二三百场，着迷古典音乐但是Old Folks at Home这类的歌曲他也能唱好几十首，呵呵，这是个什么样的半吊子啊。
如此广博的精神世界无法形容难以想象，我连羡慕的资格都没有，一个向内蜷缩的书呆子，在和平年代衣食无忧受着全套完整的应试教育，十二三岁时除了读过几本书，对人和世界一无所知并充满了恐惧，谈何形成思想三观？模模糊糊过了高考认认真真选了学校随随便便挑了专业，四年时光里我那只远远望见过一次的山东大学校长，在每年新生入学的时候，他都会说，大学之大不在于大楼之大，而在于大师之大。这是白话了梅贻琦校长的原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那时候虽然连大师是什么样的人都不知道，就觉得这话很厉害，一直期待听大师讲讲课，也不枉求学一场，等着等着就不再等了，这里没有大师，这个时代没有大师。无法评说应试教育，高考扩招的功与过、对与错，这个国家的问题太复杂，想破脑袋也想不通， 但我属实恨透了“文革”，“文革”一点都不复杂，不用想也知道是对是错，更恨的是家里的长辈们都是经历过的，却不讲述，不见证，不记忆，这样的长辈不只是我一个人的长辈吧。一代一代，越来越淡漠，教训都忘干净了，还怎么避免重蹈覆辙？假如我们能从历史中吸取哪怕一星半点的教训，恐怕也不会有今天这么多想不通的烦恼。
打生下来就没带多少解酒的酶，上赶子非要喝一点，全因为能以书相识何兆武老先生是值得冒生命危险喝一杯来庆祝的事情，而且借着醉意还能斗胆再说上一句，何老关于阅读的想法太合我心思：「我也喜欢读书，但是杂乱无章、漫无目的，没有一个中心方向。这是我的大毛病，大概也取决于我的人生观，或者思想作风」、「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读书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在别人看来，游山玩水跑了一天，什么价值都没有，但对我来说，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那是不能用功利的标准来衡量的」何老的那种人生观最能让读者我产生意识深处的共振，能直接震彻到灵魂里去。文婧对何老的感觉再准确不过，原文照搬过来，“一进他的房门，我就感受到了——静谧。他有他的节奏、他的快乐，貌似不足道而又实实在在，如涓涓细流，以一种自由散漫的方式流淌。他的生活直指内心，外面的世界于他有如街景，他看他们如看鱼缸里的鱼，任其游来荡去。他安安静静的，不打扰任何人，也不被任何人打扰，有滋有味的，慢慢享受属于自己的生活”。不奢望此生自己的学识能及得上何老万万分之一，但求能活出那份透彻，也能望一望他眼中的街景。
何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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