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到多伦多，随之而来的就是堵车。非高峰时段开车,却被堵在高速路上。我无聊地东张西望，想去做点儿什么但又无能为力。偶然瞥见路旁的一个电子提示牌上写着这样一句话“Alert today，Alive tomorrow”。我本能地想起伫立在北京环路上的一句名言“司机一滴酒 亲人两行泪”。我将这两种语言进行对比，发现彼此互为翻译倒是贴切。
“Alive tomorrow” 强调的是明天的生；“亲人两行泪”强调的是明天的死，结尾所表达的是相反的意思。这很容易让我想到同样是艺术电影，东西方的导演所设计的结局却完全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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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注定》是贾樟柯早年一部反应社会现实的电影，虽有王宝强，姜武和张嘉译等名演员的出演，但依然是一部注重导演自我表达的艺术电影，也因为话题的敏感性而没在国内上映。Google一下，才知有传闻说贾樟柯导演在海外参加影展之际，因恼于无法获得国内上映权，就一气之下将电影资源上传至网络。
《天注定》的结尾是女主用灰暗的神情看着一出在村镇表演的戏剧，随后镜头一转，摄像机捕捉到的是众多茫然的表情。这一结尾让我感到“现实就是这么灰暗而没有希望”。这也是导演兼编剧贾樟柯传递给我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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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部极为优秀的外国艺术电影《Detachment》（译作【超脱】或者【解脱】），情节非常简单，讲述男主几乎每周定期去医院探望一个已成为植物人的老者。男主每次去即是自言自语，仿佛这个老者能听见他说话一样，而且称谓是Grandpa（爷爷）。影片接近结尾处剧情开始反转，称谓突然改为Daddy（爸爸）。这个改变把我震撼到了。通过两个对白单词的变换，交代了男主不愿意面对，且又是全片没有展开讲的一个故事：男主是母亲被爷爷性侵后而出生的孩子。而影片的结束画面却是，男主携手一个小女孩（他自己之前收养和帮助的）奔向了被阳光洒满的地方。现实的残酷无法阻止男主走出自己的阴影，结尾充满着“生”的希望。
我们知道，电影作品并不完全是真实的，只是代表创作者对当下这个世界的观察和看法。尤其是艺术电影，更加突出创作者自己的表达，而不是迎合市场的口味。
那，又是什么，让中国和西方在表达上有这么大的不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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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是英联邦国家，地处北美。整个北美和南美大陆都曾经是英、法、西班牙等国的殖民地。白人殖民者到来之后，落地就宣布自己拥有土地，因为被自己的女王或者国王授予了这片土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提及了殖民动力的来由：是因为新兴贵族和希望有上升通道的平民无法从传统贵族和王室手中获得土地；英女王为了稳定自己以及现有的利益阶层，授权那些“不安分的人”自己去劫掠土地，并授予他们土地的所有权。而殖民者是靠手中的枪从土著人那里获得土地并守卫自己的私人财产。也就是在一片荒蛮大陆上，只有自己给自己力量才能活下去。
再看看漫长的中国历史，朝代更替总是让一个个普通的人如草芥般活着。生死都来自“顶层设计”，甚至王公贵族也会被“狡兔死走狗烹”。不可否认，历史中也不乏超然之人。比如张良，他是在刘邦和吕后手下善终的。总体来说，中国历史给多数中国人的印象，就是个人无能为力，因此也就得出了一个“结局灰暗”的判断。甚至在当下的中国，对于高房价、教育和医疗问题、养老前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忧虑，总认为无法改变。
当然，电影也好，文字也好，如何结尾都代表着创作者的价值取向。从书籍、电影、文字表达的角度去观察，我发现是加拿大和中国所经历的历史不同，造就了两个“世界”的人表达方式的不同。
以上这些粗浅分析，我并无好恶之分，只是透过一句交通警示语想到了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并试图理解这差异是如何产生的。我当然不希望自己的亲人为自己流泪，我当然希望明天会继续活着，所以我一定会小心并安全驾驶。表达方式不同，但目的相同，只是从两个不同甚至对立的角度提出警示。
而我最喜欢的是游走在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李安导演，他用自己的方式表达这个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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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在自己监制，并由张艾嘉导演的电影《少女小渔》（严歌苓的小说改编）中，结尾的画面是：意大利老头Mario因为病重躺在床上，刘若英饰演的小渔默默地拉上窗帘，陪在Mario身边。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有一只苍蝇叮在Mario的胳臂上。李安身处两个文化世界，深知这其中的不同，所以他选择了一个开放式结局，让观众去选择自己喜欢的结局。因为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我们都是热爱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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