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说过，科学对中国人来说，是种外来的东西，所以我们对它的理解，有道种种偏差：始则惊为洪水猛兽，继而当巫术去理解，再后来把它看作一种宗教，拜倒在它的面前。他说这些理解都是不对的，科学是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我老师说得很对。我能补充的只是，除了学习科学已内容，还要学习它所有、我们所无的素质。
人要爱平等、爱自由，人类开创的一切事业中，科学最有成就，就是因为有这两样做根基。对个人而言，没有这两样东西，不仅谈不上成就，而且会活得像一只猪。比这还重要的只有一样，就是要爱智慧。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做聪明人才有前途，当笨蛋肯定是要倒霉。
痛苦是艺术的源泉，这似乎无法辩驳。在舞台上，人们唱的是《黄土》《一无所有》，在银幕上，看到的是《老井》《菊豆》《秋菊打官司》。不但中国，外国也是如此，就说音乐吧，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板》是干古绝唱，据说素材是俄罗斯民歌《小伊万》，那也是人民痛苦的心声。美国女歌星玛瑞·凯瑞，以黑人灵歌的风格演唱，这可是当年黑奴们唱的歌。
不错，痛苦是艺术的源泉，但也不必是你的痛苦……柴可夫斯基自己可不是小伊万；玛瑞·凯瑞也没在南方的种植园里收过棉花；唱《黃土高坡》的都打扮得珠光宝气；演秋菊的卸了妆一点儿都不悲惨，她有的是钱，……听说她还想嫁个大款。这种种事实说明了一个真理：别人的痛苦才是你艺术的源泉。而你去受苦，只会成为别人的艺术源泉。
生在什么国度，赶上什么样的年月，都不由自己来决定。所以这件事说到底，还是造化弄人。
对残疾人的最大尊重，就是不把他当残疾人。
人生在世，会遇到一些好事，还会遇上些坏事。好事我承受得起，坏事也承受得住。就这样坦荡荡做个寻常人也不坏。
罗素先生曾说，真正的伦理原则把人人同等看待。我以为这个原则是说，当语及他人时，首先该把他当个寻常人，然后再论他的善恶是非。这不是尊重他，而是尊重“那人”，从最深的意义上说，更是尊重自己——所有的人毕竟属同一物种。人的成就、过失、美德和陋习，都不该用他的特殊来解释。You are special，这句话只适于对爱人讲。假如不是这么用，也很肉麻。
有人问一位登山家为什么要去登山——谁都知道登山这件事既危险，又没什么实际的好处，他回答道：“因为那座山峰在那里。”我喜欢这个答案，因为里面包含着幽默感——明明是自己想要登山，偏说是山在那里使他心里痒痒。
老师们说，怎么做对是科学，怎么做好则是艺术；前者有判断真伪的法则，后者则没有；艺术的真谛就是要叫人感到好，甚至是完美无缺。传授科学知识就是告诉你这些法则，而艺术的修养是无法传授的，只能够潜移默化。
人活在世上，不必什么都知道，只知道最好的就够了。
千万丈的大厦总要有块奠基石，最初的爱好无可替代。所有的智者、诗人，也许都体验过儿童对着星光感悟的一瞬。我总觉得，这种爱好对一个人来说，就如性爱一样，是不可少的。
安徒生写过《光荣的荆棘路》，他说人文的事业就是一片着火的荆棘，智者仁人就在火里走着。当然，他是把尘世的嚣嚣都考虑在内了，我觉得用不着想那么多。用宁静的童心来看，这条路是这样的：它在两条竹篱笆之中。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在每个花蕊上，都落了一只蓝蜻蜒。这样说固然有煽情之嫌，但想要说服安徒生，就要用这样的语言。维特根斯坦临终时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这句话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从牵牛花丛中走过来了。
假如我今天死掉，恐怕就不能像维特根斯坦一样说道：“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也不能像司汤达一样说：“活过，爱过，写过”。我很陷落到什么都说不出的结果，所以正在努力工作。
如前所述，我在古典音乐方面没有修养，所以没有发言权。可能人家布鲁克纳音乐的春风是好的，不入我这俗人的驴耳。但我总觉得，就算是高雅的艺术，也有功力、水平之分，不可以一概而论。总不能一入了高雅的门槛就是无条件的好——如此立论，就是媚雅了。人可以抱定了媚雅的态度，但你的感官马上就有不同意见，给你些罪受………
我赞成对生活空间加以压缩，只要压不到我，但压来压去，结果出乎我的想象。
海明威在《丧钟为谁而鸣》里说过这个意思：所有的人是一个整体，别人的不幸就是你的不幸。所以，不要以为丧钟是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而鸣。但这个想法我觉得陌生，我就盼着别人倒霉。五十多年前，有个德国的新教牧师说：“起初，他们抓共产党员，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后来，他们抓犹太人，我不说话，因为我是亚利安人；后来，他们抓天主教徒，我不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他们来抓我，已经没人能为我说话了。”众所周知，这里不是纳粹德国，我也不是新教牧师。所以，这些话我也不想记住。
我们国家五千年的文明史，有一条主线，那就是反婚外恋、反通奸，还反对一切男女关系，不管它正当不正当。这是很好的文化传统，但有时也搞得过于疯狂，宋明理学就是例子。理学盛行时，科学不研究，艺术不发展，一门心思都在端正男女关系上，自然没什么好结果。中国传统的士人，除了有点儿文化之外，品行和偏僻小山村里二十岁就守寡的尖刻老太婆也差不多。
對一部作品不停地欣赏下去，就会遇到这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你听到的是音乐，看到的是舞蹈——简言之，你是在欣赏艺术。在第二个阶段，你听到一些声音，看到一些物体在移动，觉察到了一个熟悉的物理过程。在第三个阶段，你已经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最终体会到芭蕾舞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不过是物质存在的形式而已。从艺术到科学再到哲学，这是个返璞归真的过程。
经典作品是好的，但看的次数不可太多。看的次数多了不能欣赏到艺术——就如《红楼梦》说饮茶：一杯为品，二杯是解渴的蠢物，三杯就是。当然，不管是品还是饮驴，都不过是物质存在的方式而已，在这个方面，没有高低之分……
据我的人生经验，假如你遇到一种可疑的说法，这种说法对自己又过于有利，这种说法准不对，因为它是编出来自己骗自己的。
任何一门艺术只有从作品里才能看到——套昆德拉的话说，只喜欢看杂文、看评论、看简介的人，是不会懂得任何一种艺术的。
一个人不可能在每篇作品里做到完美，但是完美当然是最好的。
众所周知，六七十年代，中国处于非性的年代。在非性的年代里，性才会成为生活主题，正如饥饿的年代里吃会成为生活的主题。古人说，食色性也。想爱和想吃都是人性的一部分，如果得不到，就成为人性的障碍。
恶劣的文字给我的感受与此类似：假如我不识字，感觉可能会更好。
我反对把一切统一到格调上，这是因为它会把整个生活变成一种得分游戏。一个得分游戏不管多么引人入胜，总不能包容全部生活，包容艺术，况它根本就没什么意思。
正常的性心理是把性当作生活中一件重要的事，但不是全部。不正常则要么不承认有这么回事，要么除此什么都不想。假如一个社会的性心理不正常，那就会两样全占。这是因为这个社会里有这样一种格调，使一部分人不肯提到此事，另一部分人则事急从权。，总而言之，没有一个人有平常心。作为作者，我知道怎么把作品写得格调极高，但是不肯写。对于一件愚蠢的事，你只能唱唱反调。
有这么个千刁万恶的水手长，整天督着手下的水手洗甲板，擦玻璃，洗桅杆。讲卫生虽是好事，但甲板一天洗二十遍也未免过分。有一天，水手们报告说，一切都洗干净了。他老人家爬到甲板上看看，发现所有的地方都一尘不染，挑不出毛病，就说，好吧，让他们把船锚洗洗吧。整天这样洗东西，水手们有多心烦，也就不必再说了，但也无法可想——四周是汪洋大海，就算想辞活不干，也得等到船靠码头。实际上，中国的旧式家庭，对女人来说也是一条海船，而且永远靠不了码头。你要是烦得不行，就只有跳海一途。这倒不是乱讲的，旧式女人对自杀这件事，似乎比较熟练。由此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这种故事发生的场，总是一个封闭的地方，人们在那里浪费着生命。这种故事也就带点儿幽囚恐怖症的意味。
家庭也好，海船也罢，对个人来说，是太小的囚笼，对人类来说，是太小的噩梦。更大的噩梦是社会，更准确地说，是人文生存环境。假如一个社会长时间不进步，生活不发展，也没有什么新思想出现，对知识分子来说，就是一种噩梦。这种噩梦会在文学上表现出来。这正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传统。这是因为，中国人相信天不变道亦不变，在生活中感到烦躁时，就带有最深刻的虚无感。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明清的笔记小说，张爱玲的小说也带有这种味道：有忧伤，无愤怒；有绝望，无仇恨；看上去像个临死的人写的。
学理科的不承认有牢不可破的囚笼，更不信有摆不脱的噩梦，人生唯一的不幸就是自己的无能。
由此就得出这样的结论，要努力去做事，拼命地想问题，这才是自己的救星。
任何一个文明都该容许反讽的存在，这是一种解毒剂，可以防止人把事情干到没滋没味的程度。
且说维多利亚女王时期，英国的风气极是假正经。上等人说话都不提到腰以下的部位，连裤子这个字眼都不说，更不要说屁股和大腿。为了免得引起不良的联想，连钢琴腿都用布遮了起来。还有桩怪事，在餐桌上，鸡胸脯不叫鸡胸脯，叫作白肉，鸡大腿不叫鸡大腿，叫作黑肉——不分公鸡母鸡都是这么叫。这么称呼鸡肉，简直是脑子有点儿毛病。照我看，人若是连鸡的胸脯、大腿都不敢面对，就该去吃块砖头。问题不在于该不该禁欲，而在于这么搞实在是没劲透了。英国人就这么没滋没味地活着，结果是出了件怪事情：就在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出现了一大批匿名出版的地下小说，通通是匪夷所思的色情读物。直到今天，你在美国逛书店，假如看到书架钉块牌子，上书“维多利亚时期”，架子上放的准不是假正经，而是真色情
我总觉得文学的使命就是制止整个社会变得无趣。（讽刺很好，幽默更棒！）
人与人不独有知识的差异，还有能力的差异。
作家可以在两个方面表现这种差异：其一是文体，傅雷、汝龙、王道乾，这些优秀翻译家都是文体大师。谁要想解构就去解好了，反正那样的文章你写不出来。其二是想象力，像卡尔维诺的《我们的祖先》、尤瑟纳尔的《东方奇观》，里面充满了天外飞龙般的想象力，这可是个硬指标，而且和哲学、人类学、社会学都不搭界。捏不动的硬柿子还有一些，比方说，马克·吐温的幽默。在所有的柿子里，最硬的是莎翁，文字到比方说，马克，吐温的幽默。在所有的柿子里，最硬的是莎翁，从文字到故事都无与伦比。
中世纪的意大利，有座修道院，院里藏了一本禁书。有很多青年僧侣冒着生命危险去偷看这本书，又有一个老古板，把每个看过这本书的人都毒死了。该老古板说道，这本禁书毒害人的心灵，动摇人的信仰，破坏教会在人间的统治——为此，他不但杀人，还放了火，把这本禁书和整个修道院都烧掉了。这是个阴森恐怖的故事，自始至终贯穿着一个悬念——这是一本什么书？可以想象，这书里肯定写了些你想知道又不敢问的事情。在电影结束时，披露了书名，它就像《低俗小说》里那块沉重的金表，放进了你的掌心，它是亚里士多德久已失传的《诗学》第二部。这本书只谈了一件事：什么叫作幽默。
莫泊桑曾说，提笔为文，就想到了读者。有些读者说：“请让我笑吧。”有些读者说：“请让我哭吧。”有些读者说：“请让我感动吧…”
他说：“只有少数出类拔萃的读者才会要求：请凭着你的本心，写出真正好的东西来。”，他就为这些读者而写。
（审查，没有意义的事恰恰支撑着这个看似有意义的世界。）
按说电脑特技是异化，比之搭台子演戏，电影本身才是异化呢。演戏还要化装，还不如灰头土脸往台上一站。当然上台也是异化，不如不上台。整个表演艺术都没有，这不是更贴近生活吗？说来说去，人应该弃绝一切科学、技术和艺术的进步，而且应该长一脸毛，拖条尾巴，见了人龇出大牙嗷嗷地叫唤—叫承当然知道它是谁，它是狒狒。比之人类，它很少受到异化，所以更像我们的共同祖先——猴子。当然，狒狒在低等猴类面前也该感到惭愧，因为宦也被异化了。这样说来说去，所有的动物都该感到惭愧，只有最原的三叶虫和有关批判文章的作者例外。
除了异化之外，还有个概念叫作同化。在生物学上指生物从外界取得养分，构造自己的机体。作为艺术家，我认为一切技术手段都是我们同化的目标。
我认为，现在中国人里有两种不同的欣赏趣味。一种是旧的，在传统社会和传统戏剧影响下形成的，那就是只喜欢重温旧的东西；另一种是新的，受现代影视影响形成的，只喜欢欣赏新东西。
毛姆先生曾指出，欣赏通俗作品有种诀窍，就是不要把它当真，要把它当作编出来的东西来看，这样就能得到一定的乐趣。常言道，爱与死是永恒的主题，侦探小说的主题是死，言情剧的主题是爱。虽然这两件事是我们生活中的大事，但出现在通俗作品里，就不能当真。
一个女人就像一头毛驴被驾在车辕上，爱情就像胡萝卜，挂在眼前，不管怎么够，就是吃不着—一既然如此，倒不如不要爱情。我想一个有尊严的女人到了这个地步，一定会向上帝抱怨：“主啊，我知道你的好意，你把我们分成男人和女人，想让我们生活有点儿乐趣——可以谈情说爱，但是好心不一定能办好事啊。看我这个样子，你不可怜我吗？倒不如让我没有性别，也省了受这份活罪——我知道有些低等生物蒙你的恩宠，可以无性繁殖。我像细菌那样分裂繁殖好了。这样晚上睡觉，早上一下变成了两个人，谈受无非是找个伴儿嘛，自己裂成两半儿，不就有伴儿了吗…
总而言之，人生在世，常常会落到一些“说法”之中。有些说法是不正确的，落到你的头上，你又拿它当了真，时过境迁之后，应该怎样看待自己，就是个严肃的问题。这件事让中国人一说太过复杂（我就是中国人，所以讲得这样复杂），美国人说起来简单：“这不就是当了回傻X吗？”
傻X asshole，这个词，多数美国人是给自己预备的。比方说，感觉自己遭人愚弄时，就会说：“我觉得自己当了傻X(I feel like an asshole)!”心情不好时更会说：我正捉摸我是哪一种傻X。自己遭人愚弄，就坦然承认，那个X说来虽然不雅，但我总觉得这种达观的态度值得学习。相比之下，国人总不肯承认自己傻过，仿佛这样就能使自己显得聪明，除此之外，还要以审美的态度看待自己过去的丑态。像这种傻法，简直连X都不配做了。
其实我想要说的是，承认自己傻过，这是一种美德，而且这种美德并不是洋人教给我的。年轻时我没有这种美德，总觉得自己很聪明，而且永远很聪明，既不会一时糊涂，也不会受愚弄。就算身处逆境，也要高声吟道，天生我材必有用——也不怕风闪了舌头。
脑袋扛在肩上，是自己的，也该为它负责，假如自己表现得很傻，就该承认。假如这世上有人愚弄了我，我更是心服口服：既然你能耍了我，那就没什么说的——我是傻X。人生在世有如棋局，输一着就是当了回傻X，懂得这个才叫会下棋。假如我办了什么傻事被你撞见了，你叫我傻X，我是不会介意的。但我不会说别人是傻X，更不会建议别人也说自己是傻X，我知道这是忌讳。
我现在有了一种二十岁时没有的智慧。现在我心闲气定地坐在电脑面前写着文章，不会遭到任何人的愚弄，这种状态比年轻时强了很多。当时我被人塞了一脑子的教条，情绪又受到猛烈的煽动，只会干傻事，一件聪明事都办不出来。有了前后两种参照，就能大体上知道什么是对的。这就是我的智慧。有这种智慧也不配叫作智者，顶多叫个成年人。很不幸的是，好多同龄人连这种智慧都没有，这就错过了在我们那个年代里能学会的唯一的智慧——知道自己受了愚弄。
为明星崇拜是一种癫狂症，病根不在明星身上，而是在追星族的身上。理由很简单：明星不过是一百斤左右的血肉之躯，体内不可能有那么多有害的物质，散发出来时，可以让数万人发狂，所以是追星族自己要癫狂。追星族为什么要癫狂不是我的题目，因为我不是米歇尔，福柯。但我相信他的说法：正常人和疯子的界线不是那么清楚。
文明国家各种福利事业，都是为此而设。但我总觉得，科学、艺术不属福利事业，不应以关怀弱势群体为主旨。这样关怀下去没个底。
我以为科学和艺术的正途不仅不是去关怀弱势群体，而且应当去冒犯强势群体。使最强的人都感到受了冒犯，那才叫作成就。以爱因斯坦为例，发表相对论就是冒犯所有在世的物理学家，他做得很对。艺术家也当如此，我们才有望看到好文章。
门前空地虽是你自己的，但在别人的视线之中。你觉得自己是个什么人，就怎么弄好了。
人在年轻时，可能要做些服务性的工作，糊口或攒学费，等待进取的时机，在公共场所演奏也是一种。这不要紧，只要无损于尊严就可。
所有的人文景观属于我们只有一次。假如你把它扒掉了，再重建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
真古迹使人留恋之处，在于它历经沧桑直至如今，在它身边生活，你才会觉得历史至今还活着。要是可以随意翻盖，那就会把历史当作可以随意捏造的东西，一个人尽可夫的娼妇，这两种感觉真是大不相同。
让别人看到自己住的地方是一种美丽的自然景观，这也是一种做人的态度。
贫困的小山村，只要不是穷到过不下去，多少还有点儿样。到了靠近城市的地方，人也算有了点儿钱，才开始难看。家家户户房子宽敞了，院墙也高了，但是样子恶俗，而且门前渐渐和猪窝狗圈相类似。到了城市的近郊，到处是乱倒的垃圾。进到城里以后，街上是干净了，那是因为有清洁工在扫。只要你往楼道里看一看，阳台上看一看，就会发现，这里住的人比近郊区的人还要邋遏得多。总的来说，我以为现在到处都是既不珍惜人文景观，也不保护自然景观的邋遢娘儿们遭遏汉。这种人要吃，要喝，要自己住得舒服，别的一概不管。
中国人只重写成文字的历史，不重保存环境中的历史。
我以为，每个人都有一部分活在自己所在的环境中，这一部分是不会死的，它会保存在那里，让后世的人看到。
有了宏伟的城墙、寂寞的城楼，北京城是一座没有了历史的城市。有些人会说，它怎么会没有历史——历史写在纸上。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我到过很多城市，就我所见，一座城市的历史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它的建筑。北京城就其本来面目来说，是一座硕大无朋的四合院。没有了城墙它就不成个样子。
做成一件事，需要比呼吁更大的勇气和努力。要是你有这勇气和精力，不妨动手去做。要是没这份勇气和精力，不如闭上嘴，省点儿唾沫。
就我所见，一切环境问题都是这么形成的：工业不会造成环境问题，农业也不会造成环境问题，环境问题是人造成的。知识分子悲天悯人的衷号解决不了环境问题，开大会、大游行、全民总动员也解决不了这问题。只要知道一件事就可以解决环境问题：人不能只管糟蹋不管收拾。收拾一下环境就好了，在其中生活也能像个体面人。
在国外时看到，人们对时事做出价值评判时，总是从两个独立的方面来进行：一个方面是国家或者社会的尊严，这像是时事的经线；另一个方面是个人的尊严，这像是时事的纬线。
提到尊严这个概念，我首先想到英文词dignity，然后才想到相应的中文词。在英文中，这个词不仅有尊严之义，还有体面、身份的意思。尊严不但指人受到尊重，它还是人价值之所在。从上古到现代，数以亿万计的中国人里，没有几个人有过属于个人的尊严。
直关尊严问题，不必引经据典，我个人就是这么看。但中国忽视个人尊严，却不是我的。新发现。从大智者到通俗作家，有不少人注意到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现象。罗素说，中国文化里只重家族内的私德，不重社会的公德公益，这一点造成了很要命的景象。费孝通说，中国社会里有所谓“差序格局”，与己关系近的就关心，关系远的就不关心或少关心，结果有些事从来就没人关心。
环境脏乱的问题、火车拥挤的问题、社会秩序的问题，人们倒是看到了，但总从总体方面提出问题，讲国家的尊严、民族的尊严。其实这些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削我们每个人的面子——对此能够浑然无觉，倒是咄咄怪事。
人有无尊严，有一个简单的判据，是看他被当作一个人还是一个东西来对待。这件事有点儿两重性，其一是别人把你当作人还是东西，是你尊严之所在。其二是你把自己看成人还是东西，也是你的尊严所在。挤火车和上公共厕所时，人只被当身体来看待。这里既有其一的成分，也有其二的成分，而且归根结蒂，和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说来也奇怪，中华礼仪之邦，一切尊严，都从整体和人与人的关系上定义，就是没有个人的位置。一个人不在单位里、不在家里，不代表国家、民族，单独存在时，居然不算一个人，就算是一块肉。这种算法当然是有问题。我的算法是，一个人独处荒岛而且谁也不代表，就像鲁滨孙那样，也有尊严，可以很好地活着。这就是说，个人是尊严的基本单位。知道了这一点，火车上太挤了之后，我就不会再挤进去而且浑然无觉。
君子是有文化有道德的人，是士人或称知识分子。按照中国的传统，君是做人的典范。君子不言利。君子忍让不争。君子动口不动手。君子独善其身。这都是老辈子传下来的规矩，时至今日，以君子自居的人还是如此行事。我是宁做君子不做小人的，但我还是以为，君子身上有些缺点，不配作为人的典范，因为他太文弱、太窝囊、太受人欺。
君子既不肯与人争利，就要安于清贫。但有时不是钱的问题，是尊严的问题。
君子不与人争，就要受气。
从字面上看，绅土( gentleman)是指温文有礼之人，其实远不止此。绅士要保持个人的荣誉和尊严，甚至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专业户。坦白地说，他们有点儿狂傲自大。但也有一种好处，真正的绅士绝不在危险面前止步。大战期间，英国绅士大批开赴前线为国捐躯，甚至死在了一般人前面。君子的标准里就不包括这一条。
中国的君子独善其身，这样就没有了尊严。这是因为尊严是属于个人的、不可压缩的空间，这块空间要靠自己来捍卫——捍卫的意思是擂敢争、敢打官司、敢动手（勇斗歹徒）。我觉得人还是有点儿尊严的好，假如一个人连个待的地方都没有，就无法为人做事，更不要说做别人的典范。
尾巴：
晚上和哥们儿看完恐怖片，步行回家。经过一家旧医院，我想吓一下他，指着医院门口说: “你看见那个白衣女子了吗？”哥们儿立刻紧张起来 : “难道我奶奶说的是真的？”他这一说，我倒有点害怕了: “你奶奶说啥了？”哥们儿 : “狗能看到人类看不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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