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姓于，名字里有一个英，为了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我们就叫她于某英。于某英的奶奶告诉她过去钱财都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这少数人可能是商人，也可能是大官；可能是年轻人为爱情痴狂，出钱出力；也可能是老男人，他们积累了丰厚的家资，因为年轻的时候婚姻里爱情的缺失他们会为了迟来的爱情付出一切，所以不要排斥老男人，他们反而是最能付出真心的人。而且迟暮之年的老男人心智都有点不全，历经太多的沧桑，人间冷暖，几句好话就可能让他们投降。他们出大力气赚钱，我们也出大力气哄他们的钱，毕竟“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他们动用的是劳力，我们动用的是脑力，是智慧，就要比他们更胜一筹。
但是于谋英出生后国家的财富都掌握在全中国的广大劳动人民手里，那时候提出的口号是劳动最光荣，贫穷最光荣，正当途径里得到的劳动果实最踏实心安。于某英的弟弟妹妹们和全中国的孩子一样出生后都缺吃少穿，她们一个个都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瘦得只剩下一个大肚子和四条纤细的胳膊腿，她们迫切地需要食物来填饱肚子。但是“老粉头”口中投胎转世的败家子贵人迟迟不能出现，于某英就在她爹和奶奶的安排下跟着大人去讨生活了。临行前，“老粉头”告诉孙女不要相信这块土地上两千多年前的那位圣贤说的“仁爱”，仁爱是有钱人的奢侈游戏，穷人的仁爱会导致缺吃少穿，遇到可以获得的东西一定不要心慈手软，要做有心人，要随时为了得到利益准备着。“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壮”，只有敢甩开膀子大干，才能吃香的喝辣的。
这个豆蔻年华的小姑娘长着一对清纯的大眼睛，长长的睫毛蒲扇一样扑闪扑闪的，消瘦的小脸上带着天真的笑，谁都没想到她就是沿着铁路偷钱的扒手，是给银行抢劫犯踩点放哨的人，还开过窑子当过妓女，卖过毒品，所有能赚到钱的活她都敢干。抓到了就装作无辜，哭哭啼啼地示弱，把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她得以在同伙中得到轻判，关进去不久她爹老于想办法把她弄出来不久她还会再偷，因为犯罪的成本相比获益要低得多，那些非法手段获取的钱财都是用来养她的弟弟妹妹。所以在老于的眼里这个闺女是能耐，并不是什么耻辱，一家人吃饭要比好看的面子重要。80年代新中国在大力加强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人们的生活水平终于能够吃饱穿暖了，手里有了余钱，经济上也开始放宽政策，但是因为犯罪的猖獗给新中国的经济复苏造成了很打的威胁，党中央下令对重要的罪犯实施全国通缉，于谋英这时候才跟她的男友范大回到了位于关外的林场结婚生子。但是也许是上天在冥冥之中注定了什么，在家“歇”的这段时间她的那个对她总是拳脚相加的男人开山给炮炸死了，这对她就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她从来就不需要什么固定的男人，只是因为他的那对铁锤似的拳头她才不得不跟他回到这个冬天能冷到零下四十度的地方生活。这里单调的饮食，枯燥的生活，无趣的人们，都让她厌倦。
这里的女人用“拉帮套”来给他们的男人和孩子，而来这里做工的人都是些矮丑穷，挣个钱看着跟亲爹似的紧紧地攥着不出手，这都是她看不上的。她要的城市里灯红酒绿的生活，被男人追捧的快感，大把大把的有钱人，才能大把大把的赚钱，换句话说她玩的就是心跳，是实惠。因为无聊，也因为她从来就没有有爱过范大，她总是想方设法的想要逃离他的控制。几次逃跑被抓回来后范大说如果找不到她就会杀掉她的全家，她才不得不老老实实地跟着他。
她就像是他封印在瓶中的一个妖精，想要逃走又找不到办法。后来在无望的时候，她就降低身份去勾搭那些关内来到工人，给范大戴个绿帽子来解除心头的愤恨。范大知道后对她就是一顿暴打，她就用管用的伎俩——求饶，哭泣，示弱，忏悔来求得他的原谅。她爹老于看到女儿的遭遇甚至后悔让女儿出去混世了，现在被这个半吊子控制起来没有一点人身自由，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但是他老谋深算，认为事在人为，要逃脱这里必须是全家人一起走，走到天涯海角，让范家的人找不到才行，这就要求这个“贵人”|具有能够帮助全家十几口人从这里离开的本领。因为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什么都是国家统一分配的，土地是集体的，人们共同劳动，共同分享劳动成果。粮食是粮票，布匹有布票，肉有肉票，想多要没有，一个月吃都少都是给人规定好的，想多吃也没有。商品经济只是“必要”的补充，而且才刚刚开始起步。经商必须搞清楚政策，如果触犯了政策就是“走私”，是“投机倒把”要没收全部的财产，要坐牢。也没有地方去打工，因为没有私人企业，国有企业的工人中临时工都是有亲戚有关系的才能进去的，所以中国人都被困在固定的生活半径内像一头拉磨的毛驴一样做重复的圆周运动。那个年代挨打受气的人要么因为不堪忍受喝药上吊，要么悬梁上吊，或者选择同归于尽。但是于谋英才不会选择这三种方式，那太低端。她知道的女人被拐跑了永远都不回来的就有好几个，她们离开原来控制她们的人到天涯海角，想要找到她们简直是大海捞针，所不同的是她要带着她的全家十几口人走，免得她走后遭到范家的毒手。她在江湖上驰骋了几年加上她的父亲和奶奶的调教，她有自己的办法，只是要耐心，等待时机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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