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夏末，农历七月二十八，公历8月26日，我的母亲出生于崂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此时这个在战乱中幸存下来的家庭已经有了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因病夭折）和两个女儿，所以我的母亲其实是排行第四，因为是快入秋的时候出生，小名便取为秋菊，在大人和兄弟姐妹嘴中简称为菊。我姥爷那时身体不太好，疾病和劳累加上医疗条件的不足，在我小姨也就是母亲唯一的妹妹出生后他便过世了，一个大家庭的生计从此落到了我姥姥一个人头上。我大姨是家中最大的孩子，那个时候有十六七岁的样子，几年之前就已从学堂里退下来帮姥姥操持些生计，大舅那个时候大概有十二三岁，也退了学，随两人一起到公社的农地上劳作，挣一点工分维持家用。小姨尚在襁褓之中，需要人照顾，其他人又要忙着养家，不得已之下，那时不过四五岁的母亲便担起了这个任务。
四五岁的孩子放到现在，应当是在幼儿园中吧，正是需要人照看的年纪，只不过当时生活所迫，便赶鸭子上架，头发刚刚长到能扎出小辫的母亲成了保姆。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穷人家的婴儿却跟富人家的没什么两样，几个月大的小姨同自己的妈妈每天接触的时间只有中午姥姥赶回家喂奶和晚上睡觉前的几个小时，其他时间看不到妈妈，哭哭闹闹也就成了很正常的事，我不知道母亲是用什么放法让这个比自己小不了几年的小肉团安静下来的，也不知道她是如何给婴儿喂水、擦嘴以及换尿片的，总之在小姨学会走路以前，基本没有出现需要姥姥担心和分神的局面。
母亲从小身子就弱，加上要照看小姨，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需要呆在家里，日子很是寂寞无聊。不过母亲自有打发时间的良法，扫扫地、打打水，也无师自通的地学会了女红，缝补缝补，也做点荷包套袖小帕子什么的。闲下来的时候，母亲便坐在院子里玩，抓抓小虫子小蚂蚱，摘些花花草草逗小姨玩，也有时会莫名其妙的自己发呆，幻想一些没有见过的东西和美好的事情。姥姥看她孤单，便向人要了只刚生下来不久的小狗给她养，她喜欢的不得了，宁可自己少吃点都要省下来喂它，拿它跟自己的弟妹一样亲，结果刚养到兔子那么大，就被人抓到公社里充了公粮，母亲伤心的要死要活，一路哭着跑到公社大队，正碰上大舅端着肉往家走，一把抢过碗往地上倒，大舅急了，一巴掌打过去，母亲反倒不哭了。姥姥回家听说了这件事，没有责怪母亲，只是别过头去叹气，那年月，人尚且养不活，又拿什么养狗呢。后来母亲又在院角种了一颗软枣树，勤浇着水，洒点豆饼渣，尽心照料着，树长成了，结了一树黑黑壳子的软枣，姥姥打了些下来让她送给隔壁邻居。结果进了人家家门，邻居的狗跑过来舔她的脚腕，她先是一呆，眼泪就下来了，后来邻居跟姥姥闲聊时就说这孩子心重，比大人还念旧。那颗软枣树长得很好，年年都结果，能给当时不富裕的家里添些吃食和零嘴，之后历经数次运动，也没有给砍掉，竟一直留了下来，我出生之后，母亲带我回去看姥姥，还会常常指着那软枣树给我讲些当年的故事。这么多年下来，那树早已高过房顶，只是母亲却再不能回去看它，也不会再有人给我讲那些散发着软枣香的故事了。
日子过得很快，转眼间最困难的那几年就过去了，期间村子里有不少老人和孩子因为疾病和饥饿而死去，小姨却异常健康地生存下来，快速的长大，终于不再需要别人额外的照料，母亲也到了该上学的年纪。姥姥看她灵秀，做事也麻利，就把她送进几个村子联办的小学，指望她读些书，出来后能够进到镇上的纺织厂做工人，在当时的说法，也就是可以吃上“国家粮”。于是，洗完了头，扎好小辫，换上新的蓝棉布褂子，挎上黄土布书包，弹落衲底花布鞋的灰尘，我的母亲终于走出了藤编摇篮旁和四角天井下的世界，高高兴兴地去上学了。
刚一入学，母亲的聪明便如打开麻袋倒粮食一般显现出来，从第一次的期末测验开始，便包揽了几乎所有大小考试的第二名，之所以是第二名，因为同班中还有一个更加聪明的小男孩，一个来自隔壁村的坦克兵的儿子。那个时候每个班都有一男一女两个班长，自然由学习成绩最好的两人担任，在母亲的回忆中，她的这位搭档是个见多识广古灵精怪的家伙，也是班里唯一穿着胶底解放鞋和卡其布裤子的人，他背着货真价实的军用书包，虽然相对他来说有点大，他的家里挂着一张他和自己的兵爸爸站在真正的坦克旁边的黑白照片，中午带饭用的竟然是真正的炮弹壳做成的饭盒，这一切让他在班里的同学中间有了神一般的地位，成为一众泥小子拥戴的领袖，和小姑娘们暗暗关注的对象。
男班长就坐在母亲的后桌，有一双白净的手，削铅笔的技术却差到极点，总要拜托母亲帮忙给削。他因为聪明到不用认真听讲都可以拿满分，上课便常以拔坐在前面的母亲的头发为乐。那时的学校不存在素质教育这种时髦东西，这种举动往往招来老师拿细竹子做的教鞭一通猛敲，然后还要连累母亲跟他一起罚站，这对当时的小姑娘来说可是很丢人的事情。母亲羞愤难当，决定以不给他削铅笔作为报复，并不再理他，隔天却见他拿了上海冠生园的大白兔奶糖在母亲面前晃，剥开来往嘴里放，薄薄的糯米纸如玻璃般透明，一口嚼下去甜甜的奶香熏的人要醉倒，一嚼两嚼，母亲也就屈服了。于是，在某个春日的历史课后，被糖衣炮弹俘虏的母亲同男班长口头签订了丧权辱村的《下王埠条约》，在大白兔奶糖的诱惑下沦为了为阶级敌人削铅笔的帮凶。
那个时候样板戏渐渐兴起并已传到乡村的学校，喜欢唱歌、身体条件不错而且长相清秀的母亲最先被选进了学校的剧团，略加训练，她便可以轻易将腿拿到头顶。在几个村子里串演《白毛女》，母亲扮喜儿，开始的时候怯场，台上唱了几句就忘词，紧张的哭，台下的老乡还以为演的是改良版，大声鼓掌，弄得她很不好意思。后来慢慢好了，该唱就唱，该跳便跳，该哭时哭，演到动人之处，自己哭得情真意切，肝肠寸断，台下的老乡受不了，眼泪也就跟着下来了。从此哭戏成了母亲的杀手锏，台上哀声一响，底下眼泪万两，姥姥本来不大愿意母亲参加剧团抛投露面的，看了一场之后便不再说什么，只是嘱咐母亲要用功读书，不要放野了心。
有一年镇上出了一个大学生，在小镇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消息传到母亲的小学，男班长便偷偷告诉母亲，他有一天也会去上大学。母亲不太清楚大学究竟是什么样子，只隐约觉得那一定是个神奇的地方，是一个距离她异常遥远的所在，那时的她，一直认为自己最好的出路便是能读完高中或中专，可以做一名教师或者像大姨那样进市区的工厂做一名工人。可惜的是，家境的窘迫无力将她的理想支撑下去，六年级刚上到一半，姥姥就让她退学了，从此，安静得课堂，舞台上的喜儿，不会削铅笔的男班长，通过读书而离开小山村的梦想，统统离母亲远去，母亲的生活，也再次回归平淡，那短暂的精彩，从此只能留在她的回忆之中，泛出些许感伤与遗憾。
1981年1月13日，农历腊月初八，母亲嫁到了我家。父亲托朋友借了一辆面包车，大红喜字贴住车头，从姥姥家把母亲迎过来。村子里看喜的人站满了整条街道，一帮没结婚的小子扯直了脖子往前挤，只为能看清母亲的脸，胆大的还会扯一下她的袖子。那天下了好大的雪，红纸剪的撒花和鹅毛般的雪片一路飘到父亲家的门口，爷爷换上出去谈业务才穿的中山装，呲着一嘴大牙同奶奶端坐在院子中央，父亲挽着母亲进来磕头，拜过天地祖宗和高堂，主婚人便大嗓门吆喝着开席。父亲那时酒量有限，却牵着母亲挨桌敬酒，母亲红着脸给人客人敬烟，面对着满院子叔叔大爷姑姑婶婶的一大堆本家，难免喊错辈分，不时有人起哄，要母亲喝酒。乡下的喜宴闹腾得犹如庙会，折腾了许久，两人最后的脸都红得如同喜帖一般，矜持的笑着，泛着幸福的光晕。这一天，我的父亲和母亲成为了夫妻，今后的路，即便荆棘密布，充满苦难，也会携手走过，不离不弃。
同年10月31日，农历十月初四，我来到了这个世上。父亲在单位车间得知母亲即将临盆的消息，撒腿便往家跑，车间主任是个好人，开着厂子里的车从后面追上已经激动得跑乱了步子的父亲，载着他往回赶。还没到门口，听到屋里传来婴儿响亮的哭声，父亲跳下车奔进屋里，拉着母亲的手大喘气，嘿嘿笑着却说不出话来。就这样，一个家庭终于因新的生命而完整，从此，母亲在家专心抚育和教导我，父亲努力工作，用每个月15块的薪水养家，日子过得平淡而清苦，却因着新的希望，甜蜜而坚定的向前迈着步子。
命运却在不久之后开起了玩笑，在我十个月大的时候，还没有断奶，母亲却因病进了医院。也许是小时候落下的病根，也许是因为天生体质较弱又受了劳累，也许是照顾我操了太多心，总之这一场病损害了母亲的健康，也为此前平静的家庭蒙上了一层阴影，此时全家人并不知道，这只是今后所有苦难的开始。母亲出院后，身体状况大不如前，脸上常泛着异常的潮红，平时靠药物控制，还算平安无事，只是到了冬天，呼吸偶尔有些困难。可要同时找顾年幼的我和料理家务，安心静养几乎不可能，母亲的病便反反复复，总不见痊愈。常年吃药，养病的同时也对母亲的身体造成了很大影响，一年一年下来，病情竟逐渐加重。母亲住院的时候我被送到奶奶家或姨妈家住，常常哭喊个不停，嗓子天天哑着，母亲听说后，止不住落泪，因思念而分心，情绪也受影响，对病情的痊愈更加不利。初时母亲每年住一次院，后来变成一年两次，再后来几个月就要住院一次，父亲辞了工作，自己弄了点小生意，收入不似上班稳定，只是如此便有时间可以照顾母亲。当时我们家还有自己的一小块田，闲时也可种种粮食或蔬菜瓜果，得空父亲便会带上我去田里劳作一番，把我一个人放到田埂边上玩。我小时淘气，有次自己跑到水井边趴着看里面的鱼，邻居看到吓得赶紧把我抱回父亲那边。母亲听说后，气得大骂父亲粗心，父亲不说话，只是在一旁叹气，母亲骂完，看看我，再看看手上吊着的盐水瓶，却一把抱着父亲哭了起来。
转眼几年过去，我小学毕业，上了初中，在家的时间少了许多，白天母亲一个人在家，等我放学回家便教我弹电子琴，母亲小时没有学过乐器，竟是白天一人独自在家时照着乐谱学会的。这一年，母亲的病情稳定的不错，那时当地流行练一种叫鹤翔桩的气功，母亲报了班去练，竟也练得有模有样，身体也大有好转，甚至可以一个人骑车往返镇上。不料到我上初二的时候，母亲的病情再次恶化，1995年春，母亲再次住院，检查出数种病症，严重时甚至无法正常呼吸，只能靠机器维持。我当时课业较轻，每个礼拜便往返医院替父亲照顾她，母亲看到我的成绩尚能在年级排前几名，甚觉欣慰，可惜当时她连笑都倍感吃力，出入病房也需要轮椅，我能做的也只能是尽心照料，不惹她生气而已。五月初，母亲出院，其时医生已对她的健康状况不抱乐观，只是家里人都瞒着我和她。5月7号，母亲节，父亲在店里加班，放学后我去了趟菜场，回家做了几个她爱吃的菜，蘑菇蛋花汤，花菜炒肉，黄瓜炒木耳，凉拌猪肝，还有我自制的母亲节贺卡，我记得那天母亲很高兴，努力地吃了很多菜，甚至喝了一点酒。晚上我陪她睡下，又听她讲起了我小时候的一些趣事，那一刻我甚至有种错觉，似乎她从来不曾患病，也不会离去。
然而这只是错觉……
5月31日凌晨，六一儿童节的前一天，农历五月初三，母亲因抢救无效去世，永远，永远离开了我们。
许多年之后，我已淡忘了那些伤痛，长大成人，一个人离开之后只会让你记住他的好，我每每想起以前美好的时光，一件件小事涌上心头，那些有母亲陪伴的日子，无论她健康，还是卧病在床，我想那时的我，还是幸福的。
母亲读书不多，却对以前学过的东西记得很牢，我还没上幼儿园的时候，就让父亲买很多幼教的书，像《父母必读》、《故事大王》什么的，自己看，也讲给我听。她也会常常讲一些自己以前的小故事给我听，讲她的男班长，讲上学时去镇上演出，讲她年轻时上班总是收到男工友送的水果，讲她以前的朋友有的前途似锦，也有的已儿女及膝，有的我能听懂，有的则听不太懂，她总是语气平静，好像在讲别人的故事，却总是能牢牢抓住我的神经。三岁时她送我上幼儿园，此前除了她住院，我从未离开她半步，等来到幼儿园门口，老师接我进去，走到一半，我发现母亲没有跟上来，被拦在铁门外面，顿时哇哇大哭，甩开老师的手便跑了回去，令她很不好意思，费事安慰了我一阵，总算把我哄进了教室。有一天幼儿园组织去海边玩，回来后我便拿着粉笔在客厅地板上乱划，母亲看我弄了一堆既不像鸡脚也不像树杈的东西出来，问我在画什么，我说是海鸥，她很开心，抱着我转圈，直夸我聪明。母亲不会下象棋，跟父亲学了一阵子，终于赢了他，于是开始教我下，教了一阵子，我又赢了她，她也很开心，晚上要我跟父亲挑战，结果父亲让了我两个车还是把我赢了，弄得她很郁闷，直怪父亲教得不好。
我满一岁那年秋天热得出奇，有一天母亲带我在门口的树下乘凉，看到有人在照相。那时照相时行在后面挂个大背景，印上名山大川或名胜古迹，镜头一框，人便在景里了。母亲觉得好玩，便要带我去照上一张。照相的师傅给了一辆童车作道具，让我骑上去照，我那时个子小，坐在上面脚还够不到蹬子，母亲便在身后扶我，好容易把我放稳当了，师傅让她退出去好给我拍照。就在快门即将按下的一刻，我却身子一动，眼看要滑下来，电光火石之间，母亲的手便冲过来要扶我，镁光灯闪过，这一幕便被定格，硕大的背景画，童车上瞪大眼睛的我，还有母亲的一双手，组成了我最珍爱的一张照片。每次我看着这双手，都会产生一种要去抚摸、抓紧它的冲动，我似乎可以感受那皮肤的温暖，触摸那脉搏的跳动，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双手，无法可修饰的一双手，带出温暖永远在我背后。
母亲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