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0日下午，甘肃庆阳的一名19岁女孩，爬到当地某百货公司八楼的玻璃墙外，从下午三点开始，一直到七点坐了四个半小时。在这四个半小时的时间里，楼下围观群众的手机，一直在震动着。
据媒体报道，那天现场，有人就在大声喊：“怎么还不跳”，“要跳赶紧跳，影响交通”，“等得热死了”……
有人在朋友圈、微博、快手上直播码楼，并表示等得不耐烦了。
七点半，用尽全力爬到女孩身边的消防员小哥，刚刚领完结婚证20分钟。他想救她，拉住了女孩的一只手，想拉她上来。
女孩抬起头，笑着对消防员哥哥说，“哥，谢谢你，我走了。”
然后主动松开手，跳了下去。
人群中有人鼓掌。
女孩为什么自杀？
2016年7月，甘肃省庆阳市六中暑假补课，17岁的李姓女高中生被49岁的班主任吴永厚在办公室里摸脸猥亵。
2个月后，少女胃疼在医务室休息，班主任来了。
当时医务室停电，吴老师突然扑过来抱住她，进行了抹脸、咬耳、亲吻嘴唇的猥亵行为，用整个身体将小李压住。幸好当时有另一名老师进来，吴某迅速停止。
在女孩的诉状里，她反复表示感到恐惧、羞辱、恶心。
在随后近2年的时间里，少女分别找到学校的心理辅导老师、学校主任。但他们选择保住这位特级教师，甚至感谢女孩没有告诉自己的父母。校长反复劝她不要影响学校的名声。
但女孩还是选择了告诉父母，学校最后提出赔偿35万。
女孩家里没有接受，向法院上诉，最后得到了不起诉的裁决。
经诊断，女孩得了抑郁症。诊断书上显示有明显PTSD症状，确认为受到心理创伤后产生的应激障碍。
性侵是一个社会的事情
这几年听过了太多的校园少女、幼童性侵事件。
首先，这些侵害往往都是来自老师，或年长的男性熟人。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发起的“儿童性侵害调查”显示，儿童性侵的施暴者，82.5％来源于熟人，包括亲戚、老师、父母的同事或朋友。
他们在幼童眼里，是代表权威的成年人。
其次，当那些被侵害的孩子鼓起勇气，向家长的女性长辈陈述自己的遭遇时，往往被冷漠以对，劝其息事宁人，甚至得到贬低和侮辱。
曾经被外公性侵的某30岁女性张梅说，因为外公是家里最受尊重的人，所以直到外公去世，她才敢把这件事告诉母亲。
母亲轻描淡写地说：“人都死了，你还能找死人算账不成？再说不管怎么说，他是我爸，我能怎么办？”
虽然已经30岁，有了自己的家，张梅还是忍不住哭了。这么多年，她一直后悔自己当时没有站出来揭发，现在，她悲哀地发现，与家庭的和谐相比，她的痛苦不值一提。
写下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记叙其13岁被补习老师性侵经历的台湾女作家林奕含，也因此患上了抑郁症和PTSD创伤症候群。最后去年在卧室自缢身亡了，年仅26岁。
在她的遗作《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序篇写道：“强暴是社会性的谋杀——任何关于性的暴力都是‘社会性’的。或应该这么说，任何关于性的暴力，都不是由施暴者独立完成的，而是由整个社会协助施暴者完成。”
性侵从来不是单纯的控制不住性欲、一时冲动的问题。它是一种存在于权力压迫的体系中，施虐者与受虐者的循环。
中国千百年来一直奉行着尊崇权威的教育。
什么是强权呢？就是没有任何理由，我一个人说了算，无论你的个人意志和需求有多么的不同，还是必须只听我的。
在家庭、学校、企业，任何有上下等级的地方，都在发生这样的、个人意志毫无道理被压迫的事情。父母把孩子视作自己的所有物，丢下不管，或者动辄打骂，饿了不给饭吃，也不会得到惩罚。由于家长与孩子之间悬殊的强弱对比，这种强权统治的现象普遍存在，烙印在每个人的童年创伤与人格里。
老师性侵女学生的事件，是性别与师生的双重权力。
心猫心理的咨询师魏刚曾在文章里这样评论那些在女孩跳楼时欢呼鼓掌的人：
“......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受欺负的小孩。这是中国‘被虐待’文化的独特烙印。小时候被父母‘欺负’，学校被老师‘欺负’，单位被领导‘欺负’……我们不敢反抗，因为对手太强大了。
当看到一位女孩绝望的在楼上要轻生时，他们本能是想救的。但女孩很快勾起了人们心中那个受欺负小孩的意向。这时现实中的女孩就成了他们心中可怜小孩的投射，或者说外化。他们多么希望心中的小孩死去，像现实中的楼上女孩一样，从楼跳下来，摔得粉身碎骨。以免生活中无时无刻不折磨自己……”
也许分析有些臆断，但这种现象确实是普遍存在的。
每一个施虐者、强奸犯，都曾是受虐者。他们本身被侵犯、欺侮毁掉了价值感和力量感，就想找一个比他们自己信心更加不足、力量更弱的人来施虐，尤其是女性、孩子和小动物，以此获得短暂的“我很强大”的错觉。
但内心的伤口还在，这也是为什么强奸、欺侮的行为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的原因。
这是在每个家庭、每个等级分明的权力机制中，都会隐藏的黑暗。
我们急需正确的性教育
女童从来都是权威教育的重灾区，她们被要求“有女孩的样子”。什么是女孩的样子？温顺、听话、胆小，连走路都不敢昂首挺胸。
老师一言九鼎；父母从不认错；长辈无论做了什么，大人都会护着他们，这就是所谓大人在孩子心目中的印象。
因此当女孩受到权威人士的侵犯，她们总会习惯不去反抗。她们认为世界永远站在权威人士那一边，反抗只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伤害。
除此之外，社会对性的禁忌态度，使所有人都在性这点上抱持着一种讳莫如深的态度。这会给女孩默默地传达这样一种印象：性是坏的、邪恶的，令人羞耻的。
中国著名性学家彭晓辉教授认为，中国99%的家长是性盲。
去年，南京火车站女童被兄长抚摸胸部，被网友曝光后，父母才意识到这是性侵犯。在重庆某医院，一名男子候诊时抚摸侄女的下体，小女孩却在淡定地玩手机，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被侵犯。
很多父母觉得给孩子讲身体，告诉他们性的真相，触及到性器官的真实名称是一件特别丢人的事。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有这样一段对话，被补习老师李国华性侵了的思琪在餐桌上小心地问母亲：
“我们的家教好像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性教育”
“什么性教育，性教育是给那些需要性的人，所谓教育不就是这样吗？”
她又接着试探母亲，听说学校有个同学跟老师在一起了。母亲说，谁，小小年纪就这么骚。于是，思琪一瞬间决定这一辈子都不说话了。
性原本是男女身体都具有的本能，是生命力的体现。但社会道德和文化，对性，尤其是女人的性充满了压制和贬低。
从古至今，传统文化一直将女性的贞洁拔到极高的地位。然而性是女性身体本就具有的一部分特征，对性的羞耻感与厌恶，势必带来女性对自身的厌恶。
“他（李国华）发现社会对性的禁忌感太方便了，强暴一个女生，全世界都觉得是她自己的错，连她都觉得是自己的错。”（《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这就是为何那些被性侵了的女生最终走向了自我毁灭的原因，撇开周围人的异样目光不说，这种自我厌恶感，才是她们最难以逃脱的诅咒，最后只能用死亡来解脱。
我们急需消弭这种社会性禁忌带来的女性对自己身体、对性的羞耻感，教给孩子们正面而科学的性知识，传达一种健康、自爱的性观念。
以前读温瑞安的武侠小说《伤心小箭》，读到一个叫雷纯的女子，曾被大反派白愁飞强奸。白愁飞临死之前，还想拿奸污过雷纯这件事打击她，为自己挽回几分颜面。
雷纯冷笑：“呸！我只当被狗咬了。”
是的，性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而不是单纯的征服或占有。身体是我的，有关身体的一切体验，也都是我的。
如果不小心遭遇了不好的体验，就当被狗咬了。而不是去为难自己，为自己感到羞耻。
这是女人们，都应该坚信不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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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自：妈妈快线
作者：筱姐（妈妈快线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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