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19岁女孩跳楼身亡：是谁参与了这场谋杀？

这两天，甘肃庆阳西峰区19岁女孩李某奕跳楼自杀事件引发了众多网友的激烈讨论。

此前，该女孩曾自曝2016年7月曾遭班主任吴某厚猥亵，“吻嘴咬耳朵撕衣服”，患上了抑郁症。女孩向学校心理老师求助无果，进而多次尝试自杀。

20日，女孩最后一次站在崩溃的边缘，从一栋25层公寓的8楼跳下。一些围观群众不仅没有为其感到怜悯惋惜或是对她进行规劝，甚至还起哄欢呼。

事出之后，当地法院称：吴某厚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不构成犯罪，决定不起诉。

回顾整个事件，这显然已经不止是一个简单的自杀事件了，而更像是众人参与的一场恶意的谋杀。

01

班主任的猥亵与校方的失职

两年前，李某奕还是一名正在读高三学生，认真准备着高考读大学，从她手写的自述里可以看出，她十分向往考上大学，努力把名次追赶上去。

结果就是因为在一次生病期间遭遇班主任的猥亵，不仅荒废了她前景光的的学业，更毁掉了她美好的青春。

两年前，正在庆阳六中读高三的李某奕因为胃疼在教师公寓休息，晚上8点左右，班主任吴某厚进入她休息的房间，以探病为由对其进行亲吻、搂抱等猥亵行为，后因另一位老师进入而停止。

受到不堪的对待后，她决定向学校的心理老师求助。可心理老师并没有对其做出适当的疏导和帮助，而是叫来了李某奕口中的“段主任”，不料该主任把吴某厚喊来向她道歉求情。吴某厚称自己当时是“糊涂，一时冲动”，希望李某奕“回到班里上课，给他一条生路”。

这种极其不当的处理方式，不仅没有减轻李某奕的心理负担，还让她更加感觉班主任的“丑陋、罪恶”。

如此恶劣的事件，学校竟然没有第一时间关注并引导学生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这可以说是在对学生心理疏导和法制教育方面的失职。同时，校方非但没有及时对涉事老师加以公开的严重处分，甚至质疑学生家长教唆孩子、“让孩子用自杀威胁学校”，无疑是对李某奕的痛苦处境雪上加霜。

李某奕的父亲表示，出事之后，原本开朗的女儿出现抑郁的情况，后被北京安定医院确诊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并且曾多次尝试自杀。在李某奕手写的控诉状中，她写道，“明明该像鲜花一样美好的年龄，我却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

这封手写的诉状，控诉的不仅是直接对其侵犯的吴某厚，更是整个失职的学校。

02

麻木的观众与哗众取宠的人

女孩跳楼当天，在她站在高楼犹豫不决的时候，楼下的围观者不仅不为其遭受不幸选择跳楼感到揪心，反而为她迟迟不跳感到不耐烦，甚至有人大喊“跳啊，快跳啊”。在她跳下之后，还有围观者吹口哨表示“跳得好”。

这种纵容轻生的围观者，无异等同于间接杀人。李某奕曾发问：“在这个世界上，我还能相信什么？”可见她已经对这个冰冷的世界失望透顶，如果这个时候，再对她冷言相加，无疑是在把站在悬崖边上的人往下推。

轻生，当然是对自己生命的不负责任，是不可取的行为，鼓励别人轻生则更不可取。这些起哄的看客不仅见死不救，他们的行为甚至会间接地促成轻生者做出最坏的选择。

选自杀的人往往是对生活极度绝望难以承受的时候才会走到这一步，这时旁人需要做的是让他们看到生活的温暖和希望，在最后一刻悬崖勒马、最后选择好好生活的轻生者也不在少数。

对此，有媒体人发声表示，那些有“不良嗜好”的围观者是否刺激了李某奕的最终跳下，是否妨碍了公安、消防人员的救援，可能涉及严肃的法律问题。如果有些人的行为一旦触犯法律，应当受到法律的惩罚。

而在谴责围观者冷血、麻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思考——那些明明没有心理疾病，却无病呻吟、想要利用别人的同情心、博取大家关注的人，是否也算帮凶呢？

在李某奕跳楼时，曾有围观者揣度她是不是为了哗众取宠、成为“网红”而在进行虚伪的表演。

仔细想来，我们不仅要指责这些围观群众，还应该控诉那些玩弄别人恻隐之心、不尊重救援人员工作，故意“演戏”来寻找存在感、妄图以此“走红”的人们，他们像是儿时童话里大喊着「狼来了」的顽劣孩童，他们必然是不折不扣的帮凶。

03

法理人情的纠结

距离李某奕跳楼已经过去了五天，除了对老师和学校的谴责以及对围观群众的讨论外，事发当地检察院不予以上诉的消息一经曝出，在网络上再次引起了轩然大波。

从情感上，我们当时希望吴某厚能够被绳之以法，以抚慰逝去的年轻生命，但是当我们抛开人情道义再去考虑，这个决策其实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尽管很无奈，但是单单从法律层面上讲，该事件确实存在证据不够充分、吴某厚猥亵行为与李某奕患抑郁症的因果关系不够明确这样的事实。

前些天，庆阳市教育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媒体记者，教育局曾对吴某厚猥亵李某奕事件作出过调查处分，对庆阳六中的相关领导也进行了纪律处理，并且协调当事人吴永厚对受害人做出经济赔偿。

但对此，李某奕的父亲李明表示自己并不知道教育局曾对吴某厚做过处理，“我的要求就是处理当事人，解开我女儿的心结让她好好看病，但是直到女儿过世也没有收到回复”。

关于经济赔偿，李明表示，当时学校给过他一个35万的赔偿协议，但是协议里要求他放弃其他诉讼权利，“我不可能签这个屈辱的协议”。

由此可见这件事的症结，是法理与人情之间的拉扯。在法律上，缺少确凿的铁证来定罪，难以对施害者加以进一步的惩处；在人情上，无论是家属还是旁观者，都为李某奕年轻生命的逝去感到痛惜，期望恶人能够得到更加严酷的刑罚。

归根结底，法律对女性的保护仍然十分不到位，对强奸、猥亵等行为的界定能力和惩处力度都有待提高。

同时，在遇到侵犯时如何留下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如果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通过法律途径使罪人受到严惩，都是目前法治上的缺失。

失态的老师、失职的学校、麻木的看客、虚伪的“小丑”，以及无力的司法惩处，都是对李某奕恶意的谋杀。

如何避免这样悲惨的事件再次发生，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