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如今，每年吃野蘑菇中毒而入院的病人总有那么几个。每到这个时候我就想，现在还会有人生活如此窘迫吗？干嘛非要省这么几个钱，拿全家人的性命开玩笑了。
思绪回到九十年代初，那时候因为吃野菜中毒而入院的病人非常常见，但他们是真得因为穷。
那年夏天，我在住院部跟以往一样呆在妈妈的办公室写作业，忽然听见外面传来了一阵哭声，那个声音如此耳熟，以至于我按耐不住，走了出去。
哭泣的人是一个跟我一般年纪的小男孩，旁边还有他爸爸，正搂着他，而他们目光所及之处，那张病床上，一个人影已经被覆盖在白布之下。
三天前，医院里住进了食物中毒的一家四口。出问题的是碗野菜汤，那是一种无人认识的植物。据说是孩子妈妈在路边偶然发现的，大概是误以为这是某种可以食用的野菜，于是拿回去做了一碗汤。
爸爸和儿子症状最轻，因为他们两人只喝了一口，嫌不好吃就没碰了。而吃了一碗汤泡饭的姐姐在病床上翻滚了一夜，但也脱离了危险。唯有妈妈，舍不得扔掉那碗菜汤，硬是连叶子带汤全部自己吃完了，情况最为严重，当天晚上就报了病危。第二天，医生告知了孩子爸爸，除非去省城大医院做血透，不然性命难保。
那年头，还没有医保。他们一家只有孩子爸爸在单位当临时工，而非正式职工是没办法在单位报销医药费的，更何况需要治疗的是孩子妈妈，而妈妈只是个无业人员。
孩子爸爸压根不知道血透是什么含义，他光是听到要去省城大医院治疗，整个人就已经呆住了。在没有医保的年代，“省城大医院”这个名词，在当年就足够熄灭大多数非职工群体继续看病的希望。更何况，这两天四个人的治疗费已经让孩子爸爸到处借钱，欠了一身债。而当他知晓血透的具体费用以及那小得可怜的希望后，他面如死灰。
孩子妈妈的离去早已注定。
而我对他们家这么了解，是因为这个男孩恰恰正是我的同班同学。
虽然平时我跟他不算玩得都要好，但是放学回家都在同一条道路上，所以也常跟着他，路过他家。
他家是独立在两栋职工筒子楼之间的小平房，一进去就有股很奇怪的霉味，特别刺鼻，所以很少有同学愿意去他家玩。
虽然一家有四口人，但是他们家的伙食却是异常简单。一碗蔬菜，一个炒鸡蛋，就是一顿饭了，而就这么点菜，他们家还会省着吃。中午做的菜就那样放在桌上，晚上热一热接着吃。
挑食的我很奇怪他靠什么就饭？在我看来，光吃白米饭有什么好吃的。他神神秘秘地指给我看，在摆放碗筷的小木柜里，还放着几个泡着东西的玻璃罐。
原来，他妈妈很会做一些在我看来奇奇怪怪的腌菜当做佐食。我想，这大概也是他家总有那股怪味道的原因。
但是，从那天以后，他再也吃不到妈妈做的腌菜了。
孩子爸爸带着他和妈妈先回家了，留下他姐姐一个人在医院，临走前拜托我妈妈多照顾一点。
其实，他姐姐的情况也不是很好。虽然没生命危险，但是嗓子却出了问题，无法正常说话。我妈妈说，很难判断到底是野菜的问题，还是用药的问题。那个年代的医疗水平还是很有限的，何况只是一个县级医院。
过了3天，孩子爸爸再次回来，说他回去火化了老婆，目前已经完全没钱了，只能带姐姐出院。我妈妈是非常反对的，虽然她不是小孩的责任医生，但是当时女孩的声音正在缓慢恢复，从完全不能发声到已经可以说出一些简单的词汇了。任何医生都知道，这是一个关键时期，不能中断。
孩子爸爸默不作声，转身离开。
第二天，妈妈告诉我：“你同学的姐姐出院了。” 孩子爸爸甚至连药都没要，说是回家找老中医用土方子治疗。
又过几天，男孩来上学了，我问他：“你姐姐怎么样了？”
他说：“还在休假。”
没有了妈妈的她，变得沉默寡言了，也不再邀请我们去他家玩。
后来，班主任要我们代表班级去给他家里送捐款，我又见到了他姐姐。
他姐姐已经能说话了，但是声音却犹如成人一般的嘶哑。而更令人叹息的是，她姐姐决定休学了。
而她当时是已经一名初中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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