纲常帝国

做个古人的行为规范

1、孝道作为一种最基本的道德准则，从西周开始便周知天下，直至宋明之际成为了固化的社会标准。提及孝道，堪称桂冠的便是《二十四孝图》，其中的故事大多来自于西汉刘向的《孝子传》、《太平御览》等古籍，部分人物甚至出现在了干宝的《搜神传》里，其以十分生动明晰的图像形式向世人展现了古代圣贤贯彻孝道的最高行为典范，哪怕在今天看来，一些内容实在是匪夷所思。

卧冰求鲤

汉文帝亲尝汤药、舜帝孝敬盲父的典故尚无可厚非，可诸如卧冰求鲤、郭巨埋儿之类已然有性命之忧的行为，又当如何看待呢？孔子在《论语》中已有对于基本孝道的论述，再加上后世《弟子规》之类蒙学规范，已然可以塑造一个完整的孝道教育体系，可为了表达孝心，不惜性命，也难怪鲁迅先生感叹，“孝”如此之难。不过，反观整个封建时代，唯有父慈子孝，家庭和睦才能从一个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家庭的层面上构筑起稳定的社会局面，如何规范家庭，唯有孝道。李密《陈情表》中所言“伏闻圣朝以孝治天下”，不过是统御万民的幌子。

2、从西汉董仲舒所定下的说法可知，三纲指的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纲”指的是纲纪，纲举目张，社会才能保持基本稳定。最早的《吕氏春秋》便对此有所肯定，确认所谓“纲纪”只是一种稳定社会的秩序，而不是一种不可更改的主张，直到董仲舒才把这灵活的秩序变成了冷冰冰的规矩，到了宋明之际，更是“上有所好，下必甚之”。

君为臣纲

3、仁义礼智信合称“五常”，与三纲一起成为中国古代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在西汉时期便已定下，到了宋明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事实上，五常与三纲提出之初是存在着行为对象之间的相互参照，相互树立榜样的意味的，可后来贯彻程度渐深，人民妥协程度渐深，这种原本言简意赅的道德典范也成了一种畸形的社会标准。盲目地遵从“仁义礼智”的原则而导致种种社会问题的情况屡见不鲜，可见理念总是先进于人的。

4、在还可以休妻的时代，“七出之罪”可以说是悬挂在广大女性头上的刀剑，稍不留神，就可能被一纸休书，扫地出门。“七出”在唐代以前称作“七去”或“七弃”，包括：不顺父母，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世也；淫，为其乱族也；妒，为其乱家也；有恶疾，为其不可与共粢盛也；口多言，为其离亲也；窃盗，为其反义也。现在看来作为一个妇道人家，这些也算是基本的准则了，只是因“有恶疾”而被休弃未免有些不尽人情，而妇人难免话多，非要因为“口多言”被休的话，或许回娘家哭哭啼啼的妇人们不在少数啊！

古代休书

不过，话又说回来，七出之罪正是男权社会女性依附于男性而生存的表现，到了唐代皇家大有女方“休夫”的行为，不过那也只是少数，而李唐王朝统治者包含了鲜卑血统，骨子里保留着草原民族狂放不拘束的性格，若在其他时代，几乎不可能。

5、老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语出自《孟子》，不过这是一句被断章取义的话，容后再说。从孔孟的综合理论来讲，三不孝指的是：“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而“无后为大”之说也正是盯准了第三条的说法，想来这也难怪，繁衍生息是民族本能，也是原始诉求，况且帝制时代战乱频繁，国家赋役繁重，如果没有足够的人口来支撑，国家经济命脉崩溃无疑，之所以强调无后就是不孝，一定意义上是搭了“三不孝”的便车罢了。

6、五不娶与七出之罪一同成为了古代婚嫁制度的蓝本，源于先秦时期，最早出现在西汉戴德的《大戴礼记·本命》，具体指的是：为逆家子不娶、乱家子不娶、世有刑人不娶、世有恶疾不娶、丧妇长子不娶。这五条规矩具体从家族和个人两方面为古代女子婚嫁立下了一个八风吹不动的规范，将个人的素质与家族的荣辱、教育相结合，假想了一个嫁娶之后的夫妇双方影响，极大程度上起到了防患于未然的作用，不过，还是得说一句，在古代做女人真不容易啊！ 

古代女子

7、事实上，从先秦法家开始，法制观念便已然逐步领先于同时期的世界各国，除了先秦五刑（墨、劓、宫、刖、髠）之外，也形成了极为先进的法治理念。从现已发现的先秦竹简（睡虎地秦简只是其中之一）中发现，战国末期开始，包括秦国在内的各国已经开始重视民众个体单位的管理，通过户口编制、军事编制等方式保证民众的向心性。

法之沿革

后世历朝历代的法制条例基本上承袭秦汉，同时根据各自的统治需要进行增删，诸如唐宋至明代对于未婚青年男女的处分等，大多是基于国家人口需求和经济需要而进行的硬性规定，明代对于伦理纲常的近乎不讲人情的规定也是为了强化中央统治，到了清代，为了保证满蒙汉等各族的和平相处，又各自根据民族特点进行了法制调整（如雍正年间对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