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双十一”作为全国性甚至全球性购物节的地位逐步确立。对于这个可称得上为“狂热”的社会现象，多数人沉浸其中，少有社会学者加以研究，而为数不多的研究评论也仅仅把注意力放在了消费升级、品质革命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这种研究倾向不失为一种现实的选择，但仅从经济角度来谈论这种重要的社会现象，却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回归人类社会发展的本源与人生追求幸福的最高意义来探求这种新兴的社会现象背后的东西。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一部追求自由的历史。由于人类生活的全部内容大体可分为物质和精神两大类，所以自由也大体可分为物质自由和精神自由两大类。
从文化的维度讲，在信息时代，经济社会实现了一体化，这种一体化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事物的流行化，以不时出现的网红、共同关注的社会事件、备受追捧的娱乐节目等为代表。在“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新时代，流行化给了大众一种别样的安全感，但对于其中间或清醒的人来说，这种流行往往伴随着一种自我迷失。简单来说，不知不觉中我们都被流行了，而愈靠近流行，便愈感觉迷失了自己。这就是一种精神的不自由。
而我要谈的是另一种精神的不自由，这是从物质的维度来讲的。
截止到今天，除了仍在饥饿、炮火中挣扎的少数国家的人民外，世界上多数人的基本物质需求大体得到了满足，这不得不说是自人类社会自诞生以来的巨大转折。也就是说，多数人已经基本实现了物质自由。但物质有限而物欲无穷，对于除了少数战乱频仍的国家外，逐步满足群众的精神需求，实现思想的解放与发展，便应该成为国家发展的核心命题。但这种对于精神的追求，不仅天然的以一定的物质为基础，而且现在竟几乎完全地依赖于物质了！
高度发达的商业化时代，受感官享受和商人们不断推陈出新的推销手段的驱使，对物质的无节制的追求充斥着我们的内心，使我们在所谓的“追求品质生活”的道路上对物质的依赖愈加强烈。而物质追求的最重要媒介，便是金钱。很少有人愿意公开承认自己是拜金主义者，但在这种无限渴求物质改善的行为中，哪里少得了金钱的影子呢？哪个不是以金钱为依托呢？所以，现在广大的人民群众都可称为拜金主义者。
欲望的存在可说是人之所以存在的精神支柱，即便可称之为无欲无求地人，实际也是充满着要实现内心的井然有序、和谐的一种欲望。但对物质的欲望却实实在在地束缚着我们的精神自由。
“双十一”作为购物节的出现，把人民大众对物质的欲望淋漓尽致地释放了出来。作为亲身经历者，发现它的发生发展与5.20等新兴节日的出现别无二致：一是有需求，群众，尤其是对于作为网络世界主力的、处于爱情兴奋期的青年人，日常生活太单调，平淡的日子里需要涂抹些色彩；二是有推手，商家的嗅觉太敏锐，信息化的时代里借助某些稍微可以利用的日子大赚一把成了他们心照不宣的共同法宝。后来，商业追求几乎完全改变了节日的性质。当2015年11月11日电脑桌面的日历上赫然写着“购物节”时，“双十一”从现实性到名称上已经彻底从娱乐化转变为商业化了！在这种从娱乐化转变为商业化的过程中，我分明看到了一个主导大众生活的词——物质！疯抢、狂欢、嗨到爆、剁手也要买买买……这些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的词语，轻而易举地燃起大众的消费欲望。物欲横流——这个早为大众多熟知的词语，在“双十一”前后几天表现的淋漓尽致。
对于“双十一”的这种“任性”，可以借用黑格尔的一段精彩的论述，“任性却不是自由本身，只是一种形式的自由。那真正的自由意志，把扬弃了的任性包括在自身内，充分意识到它的内容是自在自为地坚定的，同时也知道它的内容是完全属于它的。”（《小逻辑》）
经历了物质贫乏的上世纪，在今天这个物质快速丰富起来、甚至有些过于丰富的社会里，我们都成了物质的奴隶。正如洪应明在《菜根谭》中所言，“以物役我者逆，逆固生憎，顺亦生爱，一毫便生缠缚。”
在我们的中间阶层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不禁心生悲哀：我们大多成为了原始意义上的“布尔乔亚”，善用一切具有商品价值的话语和物品武装自己、包装自己。有点小钱、有点小闲，却没有审美情趣、耐心和能力；学了很多教科书，掌握了很多知识，了解了很多国内外信息，却没有多少文化修养与精神追求。
追求有品质的生活，应该是当代青年的共识，但可曾想过你们眼中所谓的品质生活有多大程度是不依赖于物质的？是不依赖于金钱的？
不过话说回来，大众在“双十一”的狂热行为，正是支撑起中国经济大厦的代表性行为；大众对生活品质的点滴追求，连同他们为此而生出的纷扰与牵绊，客观上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前进，似乎也成为了一种历史发展的趋势。
然而话又说回来，于人生追求幸福的的最高意义来讲，这种由于人类不断增长的物质欲望所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究竟有多大意义呢？
随着工业革命以来物质的逐渐丰富，一些学者也开始追问这种生产力的进步对于人类幸福的真正意义。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说道，“这所有的（为改造自然而付出的）一切努力，对于人类幸福而言究竟有什么真正的好处，我们不禁惊讶于这两者之间是多么的不相称！”此外，美国经济学教授伊斯特林在其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通常在一个国家内，富人报告的平均幸福和快乐水平高于穷人，但如果进行跨国比较，穷国的幸福水平与富国几乎一样高。这就是有名的伊斯特林悖论。
瑞典社会普遍存在“lagom”文化，即不多不少、刚刚好。这种文化不仅体现在为人处世上所奉行的中庸之道，还体现在物质追求上的适可而止——无需太多，差不多就够了。这种文化的存在，无疑是瑞典人普遍拥有很高的幸福感的重要原因。
因对物质的无限追求而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与人类幸福究竟有多大的关系？或许我们现在谁也没有确定的理由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但我们有理由这样说：就个人而言，在短暂的一生之中，最重要的不是看你的物质装备有多么先进，而是看你在自己理想的道路上究竟走了有多远。“痛苦的成因不在于缺乏什么东西，而在于对那些东西感到需要。”（《爱弥儿》）对物质的追求保持适度的节制，多读些书，多走些地方，多抬头看看，会发现不只有满地的六便士，更有天上的月亮。“一个人退到任何地方都不如退入自己的心灵更为宁静和更少苦恼。”（《沉思录》）不时地回到自己的内心，享受心灵的和谐与宁静，我们才会真正获得某种自由所带来的持久幸福。如果真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实现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条件的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方向”，那么“不凝于心，不滞于物”不应只是古代贤人的追求，而应成为现当代我们每一个人的共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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