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27
来源 | 27说（NCYANG888）
或许20年后，再看你出生的农村，也许你好像不再认识它，恍然你从未在这里生活过，仿佛那不是曾经生养你的土地，也才开始明白，何为“近乡情更怯”。
一、1997年的乡村
1997年，我还没有见过水泥房子。我的记忆就从那时开始，八间不带窗的土墙房子，加一个大猪圈，独门独院，但远没有邮票和画册里乡村民居的整洁雅致。
有近处的邻居和隔几个镇的亲戚，十几个汉子喊着嘹亮而有力的号子，从近处的山上一锤一锤糟出方条状的石头，四人一组抬到房子的地基坑里。汗水在他们的膀子上滑落，一滴一滴亮晶晶。
与此同时，在两块光滑细腻的厚木板架在约三十公分宽的石条上，添上从山上新挖的还带着一定粘度的土，辅之以篾条或木条，有的还加上一些米汤，汉子们用头大尾细的一米左右长的木杵从早杵到晚，松软的土在他们的手上渐渐变得坚硬而结实。新筑成的墙透着泥土的香味，还未充分挥发掉的水份使整面墙透着大木板的均匀的痕迹，颜色从下往上层次鲜明，嫩黄色浅黄色褐色深褐色，还带着表层的一抹乳白色，像及了一幅简洁的画板。
山上锯来的树，剥去表面的皮，汉子们用斧头凿子和一米长的大锯子，打出了光滑的梁，锯出了三厘米厚约15厘米宽的檩子，打出了一个又一个榫，架在刚筑成的土墙上，一颗颗钉子响起规律的敲击声，烧制的新瓦按着檩子的空隙规律地一正一反咬在上面。一间新的房子就这样落成了，可避瓢泼大雨，可挡山间的风，烈日的阳光透过屋后的竹林和玻璃亮瓦，均匀地洒在房间里，我就在这样的房子里渡过了我的童年。
人间没有一片荒芜的土地。邻居和邻居在地的两头骂架，起因往往是谁多占了一尺地，或者砍了一颗地旁无主的树，或者谁家的牛跑到地里糟蹋了庄稼。难听的声音传到对面的山里还有一丝回响，到最后依然没有分清对错高低。
春有油菜遍山开，夏有沉甸甸的玉米，秋天是山脚的金黄，冬天是收获已近尾声的红薯。在热闹的嘈杂的或者争吵的声音里，重复着一日又一日的生活。
大家都没有疲倦，十几个人围在粗糙的牵着电线的黑白电视机前，津津有味地看着《天龙八部》，60多岁的老年人把脑白金的广告词当成山歌来唱，在一条条田埂上传到山的那边。
有六户人家共养一条水牯牛，一户一月养5天。每到春耕时节，邻居的远字辈的公公（爷爷），从半山腰扛着耕犁，牵着移动缓慢的耕牛，走过一条条弯曲的土坎，到达坝下小河弯绕的田里，直到中午喊他吃饭的声音响起来，他便在树上系好耕牛走回来。
全高龙山村六组，总人口130多人，人口流失率不超过10%，不论是山下光照不足的土，还是山腰坡度极大的地，不论是稍宽的田埂，还是房前屋后的一条坎，老的少的都不曾让它们荒芜。每种出一颗菜，都带着他们甜蜜的笑，这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巅峰，也是中国有史以来农业社会的巅峰。
离高龙山村6组近2公里的地方有一幢土墙房子，村里人都叫它'白学堂'，我也是里面流着鼻涕的小不点中的一个。学堂里面不通电，甚至没有修厕所以前，学生娃娃就近随便找个小沟就蹶着沟子拉屎撒尿。没有乒乓球，当然也没有篮球，惯常的娱乐工具是一毛钱一袋的零食里面附送的一颗弹珠。在屋檐下被雨水冲刷过的崎岖不平的坑洼里，五六个小孩一到下课时间跑得飞快，裤兜里响起了弹珠们碰撞的美妙声音。有可能赢别人的弹珠，固然高兴，也有输红了眼不认账。
我们有些时候也把教科书折成“角板儿”，和同学们在泥土的地上赢过来或输过去，炫富的做法是谁的兜里弹珠更多簸更多。一个年级一个老师，语文、数学、自然、地理、思想、美术、体育都是同一个老师教，那时还没有英语这个说法。没有课表，或者本来有课表的，但从来没按课表上课，一节课有时两个小时，有时二十分钟，上课的时候才知道这是一堂什么课。有时老师去吃酒，或者下午打牌不来了，就找个人带个话回学校，我们就各回各家。
整个村来白学堂的大概有130多个学生，每到早晨的七八点，就穿过那些山丘上的田埂，晚上披着星光而回。隔壁生产队有个脑子不怎么好用的小孩，有次放学回家路上在土坡上玩睡着了，家里的大人找了一整个晚上，漫山遍野的吼，早晨的七八点，他依然刚健地坐在他的位置上，十二月的寒冷他都扛过去了，仿然昨夜的事是个梦一样。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在90年代浩浩荡荡的农民工大潮里，依存于土地谋生的农业社会逐步冰雪消融，高龙山村的年轻人从那时就开始走出去看世界，目的地是广东、浙江或福建。用蛇皮口袋装上棉被甚至锅碗瓢盆，走出几十公里的路搭上南下或北上的列车，奔赴着一个又一个开足马力的工厂和矿场。在村里，留下了他们曾经挥洒的汗水，也留下了惦念着他们的妻子和父母，与从未离开过这片土地的老年人，想象着远方车水马龙的盛景。
二、2007的乡村
进入21世纪的中国发生了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2000年8月24日，《南方周末》发表湖北省监利县一个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国务院领导朱镕基的一封信称：“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农”问题被正式提出来，逐渐形成社会共识。
2006年1月，中国全面取消了农业税，近9亿人直接受惠。似乎也宣告了一个事实：农村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中国经济不再需要农村支援城市了，城市开始反哺农村。
农村逐渐变成了369部队，3代表三八妇女节，6代表六一儿童节，9代表九九重阳节。而在媒体上，他们是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90年代延续下来的务工潮吸纳着更多的农村人口，新名词“留守儿童”开始见诸报端。一部分年轻妇女们放下了孩子，也陆陆续续走出了乡村，工厂是她们的首选。
邻居孩子的母亲据说进了东莞的电子厂。3岁的小孩和50岁的妇女相依为伴，带着孩子的二婆，把小孩放在地头，一锄一锄挖着红薯，小孩们也不见得就哭闹，他们纯真的眼睛镶嵌在丰收的土地上，镶嵌在磨得发亮的锄头上。每当归家时，小孩坐在放了小半红薯的蔑篓里，妇女和老人们挑着担子，迈过这并不平坦的山丘，小孩们听不到远方机器的轰鸣，欢快的笑声洒在寥落的村子里。
这时的农村中老年人，依然保持勤劳热情的本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周而复始。国家出台了退耕还林政策，因为体力有限和有些人家举家外出而留下来的好地，和一些边边角角光照不足的土地，逐渐长上杂草，寂静荒芜着。
每个乡镇都有个地标建筑，而有的乡镇的地标就是四五层高的中心校教学楼，这大概是经济落后、没有税源的乡镇政府最自豪的事情，能向上级政府要来钱也是一种本事。中心校里，寄宿制是首选，五年级开始了学英语，初一开始了住校，村小逐渐式微。
50多个学生的初一班，到了初三时，流失了40%，初中毕业甚至还没有毕业就外出打工成为了常态，毕业分流是所有成绩太差升学无望的中学生们必须面对的人生选择。50个初中同学，上了本科的仅有四个，大多数都止步于初三。记得有一个同学，现在还活跃在工地上，那些年每逢过年返乡，抽起玉溪，穿起波鞋，对还在苦哈哈读书、除了生活费就没什么活钱的同学们很是不屑一顾。那几年，周杰伦的歌红遍了大江南北，凤凰传奇的一首《荷塘月色》是那时最流行的手机铃声，染了头发的小年轻，在学校里面成了呼风唤雨的大哥。
每年都有“荣归故里”的人，带上城市的小玩具，买上糯糯的软皮糖，参与家家户户腊月时间的杀年猪。猪的嚎叫声在冬日里不断响起，擦擦的刮毛声和水沸声交织着，滚烫的猪血做成了一盆可口的菜。
大人们喝着玻璃罐子泡着的药酒，赞叹着养猪的人养出了300多斤重的猪。一条条分割好的猪肉腌进了大瓮里，放上几天架在烟雾缭绕的柏树枝下，就成了美味可口的腊肉。春节一过，人们又装上腊肉飘向了沿海，哪怕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亦不能阻挡他们的热情。乡下的老人们依然过着养猪带娃种地时光里，儿女们买来的老人机偶尔也会在夜里响起铃声，生活对于彼此来说都不枯燥，甚至感觉到从未有过如今的新鲜。
勤劳是乡村人的本色，自力更生是乡村人的优良品质，不论外面的世界如何风雨变幻，除了离去的青年和远方的繁华，乡村依然贯穿着种地养猪带娃的生活主旋律。十年的时间还未让它有过太多的变化，土墙房子依然是乡村的主流，偶尔点缀的小楼房，是山间的一抹新意，老少的旧生活依然如故，年轻人们的新生活离土地愈来愈远，那不断长大的少年，双眼热切，前仆后继涌进了社会变革的洪流，留下了逐渐荒芜的农村。
三、2017的乡村
我亦已经成为了新时代的青年，北上广深都走了一遭，村民们也走出了乡村，摆脱了土地上的体力劳动。幸也不幸的是，每个人都有了一丝极其微小的的逆袭机会。大多也并没有摆脱城市的体力劳动，城市的繁华抽掉了农村的血液，一面是流光溢彩的玻璃墙，一面是杂草丛生垮掉的土墙，乡村振兴，不知还需要多少年。
村里在2010年开始就陆陆续续修通了水泥硬化路，二层小楼房取代黄土青瓦房，山下的人们把新的房子矗立在公路的两旁，同城市摊大饼一般。2014年我们村逐渐摆脱了土墙房子，整个生产组49户居民大部分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水泥房。唯一的区别是，很多人一年中在自家房子里住不到一个月，而要在城市里10多个平方的小隔间里过上11个月。我们不再遵循春耕夏种秋收冬藏的劳作规律，也开始忘记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习惯，一面在城市的苟且里挣扎，一面在回不去的故土里怀念。
村民们不再关心种什么地，养什么猪。我回到老家的几天里，大家都在打听我的收入，以此来判断我过得到底好不好。或者说他家的小孩如今已在某个城市买上了房子，热情地邀请你去做客。询问了一下土地承包，邻居们并不抱有热情，反而一股脑儿批评我“求经不懂”，一天天地流里浪荡。
上好的土地被荒芜，留守的人们几乎告别养猪种地的生活，小孩子们逐渐在城市里长大，49户居民的常住人口不过30多清一色的大爷大妈和几个小孩子，人口流失率甚至达到了50%，让人有说不出的痛。
过去的挥汗如雨今不见。如今在乡的人们关注更多的是政府有什么补助，不再认为勤劳能致富，且大部分都认为种地或养殖不能够赚到钱，赚到钱的都是依靠了国家补贴。一家人分居在世界的不同角落已是常态，大家在一起都没了共同的语言，不复20年前的淳朴，已经再也没有为一尺地骂架的事。聚在一起的人们，除了玩牌还是玩牌，城市富裕的物质生活，已经让我们自己打心眼里就看不起农村。尽管我们也都是农村的一份子。
亲戚里面有个不孝子，老有所养在他的面前是句空话，一度让80多岁的老年人下定决心喝农药。如若不是发现及时，怕是老年人已魂归极乐。对面山上的一户人家，家里的老人死了好几天才被人发现，外出的子女亦不回返。
旧的秩序已经远去，新的规则还未建立，勤劳已经褪化在尘埃里。城市农村发展的不平衡，人们埋怨更多的是政府，却已然将20年前的自力更生抛在了脑后。村民们认为国家的帮助，或者说反哺和补偿，都是理所应当。
四、这就是中国乡村
20年间，我从懵懂的学童，到如今走南闯北的二十多岁的青年，走了无数个不知名的村庄，也在不同的超级都市里生活过，当我归来时，我却不再认识它，好像我在瞬间长大，过去如同梦幻一般。
村民们忘记了勤劳、自力更生，抛弃了从泥土中来的宝贵精神，想要叩开财富之门。遗憾的是，离开土地后的他们并没有脱离体力劳作，频繁更换着工作和城市。每个人都很焦虑，焦虑的核心是没有更多的钱。传统的力量在快速城镇化中逐渐消融，而新的乡村秩序并没有建立，新旧交叠下的焦虑，如同漫漫长夜久等不来的黎明，谁都知道它快要到来，但谁都不知道它长什么样。
劳动没有产生更大的价值，负面的情绪和评论充斥于乡野，仇富仇官成为乡村的主流。过度的欲望让人疯狂，铤而走险的人越来越多，大面积违约已是不争的事实，克制不了的，最终将反噬自己和社会，贪婪并不能让乡村更美好。
2000多年来村民的愚昧无知依然没有改变，盛传于乡村的是各种不切实际瞎扯淡的谣言，譬如某外国老板投资100个亿修建巴中到绿水镇的高速公路，仪陇到北京要修一条高铁，某某权贵如何被软禁或暗杀，活着的倭篓子出来吃人，等等等等。
当我们不必依附于土地而生活，村民们的脊梁也随之被抽掉。20年前我们谈论哪个品种水稻的种子更好，而今天呢？
最可怕的是，当我们重新站在土地上，我们忘记了该怎么样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如同站在山丘上眺望的老农民，四下是漫山的杂草和荒芜的稻田，满眼惊惶。阳光来临的时候，我们依然活在黑夜。
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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