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宰治的小说总是尖锐地将人性的阴暗面赤裸裸展现出来,现实中的矛盾与挣扎,底层小人物的计谋求生,这百般姿态都见证了恶人,善人的罗盘偏向。
翻译版本不同,《维荣之妻》在vx读书上作《维庸之妻》,总之大差不差的。
醉酒的丈夫回来,文中的“我”没有起身,只是继续躺着,在一方面表示我对丈夫行为的司空见惯,也有失望后的平静。“我”在这里是一名妻子,也是一位母亲。平日对孩子漠不关心的丈夫,突然在意孩子的退烧情况,我的这种预感到底是对丈夫长期不信任的积累,也是对丈夫事出反常,秉性难移的疑惑,男权主导得社会趋势的无力感,一个不负责任,默默忍受的母亲角色跃然纸上。
之后饭店夫妻的登门,丈夫的懦弱式威胁,两者之间的冲突以丈夫的逃跑,男老板的暂时罢休划一段落。夫妻俩揭露了丈夫的丑恶,面对“斯文式欺压”,夫妻俩的一再让步反而让大谷更加嚣张跋扈,大谷夫人无奈对夫妻俩撒谎,不料大谷偿还了偷盗的五千元。后续的大谷夫人(阿佐)走出家门,在酒馆中借用以往的工作经验去改变现状,看似是女性的反抗觉醒,其实没有完全。
前期的大谷夫人如同高尔基《童年》里的外婆家忍耐顺从,只能包容难以反抗。她通过双手赚钱,又无形中默认同意为丈夫还钱,丈夫在外面潇洒,妻子在后面忍受。最后的结尾,阿佐被陌生男子玷污了,“只要我们能活着就行”,时代的悲哀,女性觉醒下的另一种麻木生活状态,法律体系的不完善,女性地位的不平等性。我觉得在这里可以结合《女性主义有什么用》一书加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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