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祖父母一起到昆明的有不少教会的牧师、助理，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毛吟槎，他比祖父长五岁，善书法，履历跟祖父很类似，都在湖州海岛堂做过牧师，在苏州天赐庄的圣约翰堂、宫巷的乐群社堂做过牧师，也在常州皑乐堂做过牧师。
在江浙基督教界他们俩同样名声显赫，一同被【循道公会】上海的总部任命为【西南布道师】来昆明工作。
苏州 乐群社 会堂
常州 （新)凯乐堂
那时候的昆明，是抗战大后方，是知识界聚集的一个中心。届时，龍雲是省主席（就是在【石林】上題字的那個龙云）。抗战爆发前，云南只有一所省立高等学府——云南大学，校长是著名数学泰斗、教育家熊庆来。1937年“七七事变”後，国民政府教育部将其升格为国立。【事变】後，同济大学、私立北平中法大学、国立体育专科学校、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中正医学院、唐山工学院、上海医学院都陆续迁到昆明。由于昆明过于拥挤，一些大学就往周边迁徙了，比如，国立中山大学（迁澄江）、华中大学（迁大理喜洲）、西南联大文法学院（迁蒙自）等。随着西南联大文法学院迁至中越边境蒙自的钱钟书同学 后来的名作《围城》就是他眼中的大后方知识分子的心态
《圍城》 一部尬言
必须说明：《围城》是个文学的调侃，那时候的人也不是那样，捕风捉影罢了！
当年的大门
西安联大校舍的設計師是梁思成
西南联大学生宿舍
真正在昆明蹲守八年办学的大概就是西南联合大学和中法大学。
1938年昆明拥入太多的人口，一时间，居住拥挤、物价高涨，每石米已涨至一百圆（法币）以上（前年每石才七圆），人人叫苦。国民政府对日作战开支巨大，教育经费只发工资，几乎没有行政开支。所以教授的工资是打七折发给的，三折要用于行政。每月下旬几乎没钱。无奈，只好自己想辙，梅贻崎和冯友兰的妻子组织教授夫人们做点心售卖补贴生活，费孝通卖起了大碗茶，吴大猷去菜市场捡牛骨，回家给妻子熬汤治病… 相比较而言，祖父母一家的生活由于有教会以美金支付薪水，就显得富裕。
聚集了民国众多文人的昆明，自然对孩子们的教育就迫切起来。而当时全国的二十二所国立中学，却没有一所在昆明（贵阳还有）！昆明只有省立中學，是原來的師範和職校合併的。因此，知识界对高水平的中学真是翘首以盼了。显然，在当时战时财政异常紧张的情况下，办学的希望就落在教会身上了。
刚到昆明的西南布道师们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个需求，在教区长易理蕃牧师的支持下，组建了由易理蕃、毛吟搓、赵宗福等五人组成的校董会。就是要借教会的信誉、人脉、人才和房产优势，兴办一所高规格的中学。几经磋商，决定腾出【循道公会】的锡安圣堂的几个房间做教室，食堂与教堂共用，并租借延龄巷海关的球场做体育活动的操场。对于校长人选，祖父觉得由在香港的天主教神父金志仁担任校长最合适。虽然毛吟搓觉得我祖父完全能胜任校长（因为他曾在1924年去湖南在黄溥的［醴陵中学］任学监），不过祖父坚称【循道公会】给他的任务是布道师，而不是校长。而选择【循道公会】以外的金志仁也比较合适。金曾在在苏州的基督教会办的乐（音：耀）群中学任校长，毛吟搓和祖父都非常了解他的办学水平，他也是才逃难到香港。于是，赶紧给金志仁发函，邀请他尽快来昆明就任。不久，金的回函就来了，他已经在前来的路上了！很快，1939年的春节前，在金校长的主持下，私立天南中学筹备就绪。
学校将英文作为首要学习科目，高中部除国文一科外，其他数学、理化及史地各科一律采用英文课本，英文授课。教会的许多外籍牧师、助理都在学校任教。其他教职员工也完全由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教师兼任。潘光旦、闻一多等大师都为当时的天南中学学生上过课，也是教授们重要的补充收入呢。
1939年2月7日农历腊月十九，【私立天南中学】正式开学了。在春节前就开学，可见校方和全社会对该校的殷殷期盼
昆明 天南中学开办处——锡安圣堂
二伯当然就去新成立的天南中学读一年级，二姑（政）虽然刚十岁，却不甘寂寞，一定也要去那里读中学，大概她早就知道要办中学，就自己把初一的功课自学了。祖父拗不过，只好让她去考下试试，谁知主考官被这个小姑娘惊到了，这么聪明！一点不输男孩子呀。 经过商议决定让她试读下，真能跟得上也行。开学典礼後没几天就放寒假了，别人家的孩子放假就玩了，政可是安排了时间学习，她要把新学期的功课预习一遍，做一只先飞的［早鸟］！
赵家的孩子都用功，脑子也好使，邻居们很是打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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