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听到了赵冬梅的《大宋之变》中王安石变法部分，印象中上次听到王安石变法还是在中学历史课本里，是一种革新的象征，如今听来却自然的联想到世间处境。
我最关注的点是王安石变法的手段，还有他手段下各路官员的何去何从。
书中说朝中大臣意见相角是最利于政治发展苍生社稷的，我想这应该是类似现代政治的求同存异。不过这也有利有弊，利在兼听则明可以普罗众声，弊在若是要推行新政，那么如此开放的朝廷，如何能调悠悠之口步调一致。
王安石本就处于如此政治开放的宋朝，他要推行新政阻力可想而知，所以才有他裹挟神宗、排除异己、独揽朝政、不闻民生、力推变法。这其中一系列的操作可谓雷霆手段，不失阴险狡诈，那么意见相左的大臣以司马光、苏轼等人，任凭你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心怀天下，对不起，都得被动在野。
所以，一生政治不得志的苏轼，亦或半生抑郁的司马光，如此人生经历，是个人的不努力吗？不是，要说原因，只能生不缝时，处于神宗一朝一心想要充盈国库开疆拓土的时代。
一个小的单位亦是如此，往往越是想建功立业的带头人，越容易陷入力排众议一意孤行的心境，那么不支持不逢迎的员工，不论你能力如何态度怎样，结局都一样。反观历史，有风流倜傥的东坡、有学贯古今的司马公实，我们还有什么心意难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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