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单位发了一张卡，是东方影院的，可以随时刷这张卡去看电影。
我们小区隔壁就有一家小影院，里面有四、五个小放映厅，每个小厅里面大约可以坐百十个人的样子，分时间分场次，放不同地电影，装修得很温馨，座椅也舒服。
上次去看电影还是疫情之前，陪我小外甥去看的《银河补习班》，邓超主演。算起来有一年多都没有再进过影院，主要原因是在家里看太方便了，想看什么都能随时点播，但在家里看电影和在影院里看，感觉完全是二样。
然而，看电影最美好的忘忆定格在童年时代，早早吃过晚饭后，跟着一群人去晒场看广场电影。
记忆中，北方小城镇的人口，从来似乎都很稠密，到哪里都有许多人，看电影的人也多，那时候电影似乎是一场仪式，我就觉得很隆重。
七十年代，不知道其他城市的文化娱乐生活如何，而我由于时代的原因，消息闭塞，加之正值孩童，不识愁滋味，快乐总是满萝筐。
那时候其实不知道什么叫娱乐，只觉得吃过晚饭后看电影很好玩儿，当然是露天的了，而那种纯真的快乐现在的小孩无从体会。
看露天电影，最积极的莫过于我们这帮半大孩子了，太阳没落山，就到空场子去占位置，都喜欢去抢中间靠放片子的那张桌子旁边的地方，用一些砖头、瓦块围一个圈，里面用石头画上记号，为的是待会儿家里人来了有地方座，登子都是自带的，长的，短的，高的，矮的，各种各样的。
坐得离桌子越近，在中间换片子的时候，就越能看得清楚他们是如何操作的，就觉得越过瘾。那时候感觉放电影的人好让人羡慕，能经常看电影，还会那样的的技术，好象还可以拿到上面的补助。
至于看的什么并不重要，最大的收获是分得清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蛋，电影是属于时代的，好人和坏人有着很明显的时代印痕，衣着和语言就是一目了然的标签。
随着社会的发展，如今的好人和坏人，除了从内心的颜色，已无法从表面进行好坏的识别了。特别是一些悬疑，谍战片，往往都会在最后大反转，原来看着是坏人的，最后才是真正的地下党。
那时候，在农村的家里除了外婆，还有大姨、小姨，后来她们都先后结婚了，舅舅在我上初一的那一年当兵去了成都，上了军医学院，后来转业回来安排在县上的一个乡镇工作，晚上看电影时，我们都紧密地围坐在一起。
《月亮弯的笑声》、《奇袭》、《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小花》、《红牧丹》、《英雄虎胆》等等，片名都是那时记下来的，月上西头的时候，全村大部分的人都被那张小小的银幕吸引在一块儿，聚精会神地做着同一件事情，就是看电影。
电影散场后，扶着老的，背着小的，牵着大的，还拿着各式各样的长板橙，大椅子，小凳子，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顺着乡间小道各往各家走。
也有一些人不爱看电影，或是年纪大的人，他们就在家看门，那时候治安特别好，小偷好象都没有。
我们家开始的时候是全家出动看电影，后来外婆累了，就在家看门，大姨和小姨带着我去看，后来她们结婚了，我就跟着姨奶奶家的人一起去看，有时候怕散场人多，走路慢，还没等字幕放完，就会先挤出圈子去，胆子大点的男生小伙伴送我到门口，外婆给我留着门呢，冬天大冷的天，看电影的时候冻得够呛，推门进屋，随着一声叫喊，光亮和温暖就会在一瞬间涌向心头。
几里远的外村演电影时，村里的年轻人也会三五成群地结伴去看，怕我们年纪小走不快拖累他们，没人愿意带我们，而小伙伴秋霜和她的几个姐姐会愿意带着我，有时候去晚了，站到人群后面除了人头什么也看不见，我们二个小家伙就跑到银幕后面去看，除了字幕是反的以外，其他跟正面看是一样的清楚，还不拥挤。
上中学了，周六晚上不上课的时候，偶而和家人一起去电影院，《少林寺》当时是最火的片子，一票难求，就像现在的超级明星演唱会，会有一些人在门口等退票，一毛钱一张票，《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印象很朦胧，后来才知道因为那是王朔的作品改编的，没有独自去看电影的经历，似乎看电影不是童年可自由选择的。
再后来电影院很少去了，因为电视的快速普及，家庭影院取代了公众影院，而今网络的盛行，也已把人们的影院情结，冲击的只剩下了一点点的怀想。
前些时，看到余秋雨先生纪念谢晋导演的文章，其中曾说起在封闭的时代要在电影中加入一点人性的光亮是多么不容易。谢导整整在那个通往光亮的门孔守望了大半生，直到他的暮年。
而童年的我，根本还没有从屏幕上的人生百态联系到制作电影的人究景如何，更不懂得，为什么坏人那么坏，而好人总是最后要牺牲掉。
而今总算稍稍明白，荧屏内外皆是人生，人生就是一场生动的大戏。
童年看电影是一件美好的事，不在于看到了好看的电影，而是全家人，全村人可以一起做一件开心的事，那种愉悦的感觉，已经离我们非常遥远了。
但这也正是时代的变迁，世界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都将过去成为历史。所以，珍惜当下，做好每件当做的事，做好每件开心的事，就是给自己的记忆账户储存快乐！
我是韩荆：《齐帆齐微刊》签约作者。
非专业钢琴迷，每天运动，偶尔远游。
深爱有温度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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