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是第五章《理论上的插曲》之“五、自我的集体性”全文的复制。】
所谓精神分析的基本生物学倾向性（由于成为习惯）渐渐变成了一种假生物学（pseudobiology），在人“环境”的概念化方面尤其如此。在精神分析著作中，“外部世界”、“环境”这些名词通常都是用来指地图上没有的地方，它之所以被称为外部，仅仅只是因为它不能成为内部——不能进入个人的肉体，进入它的精神系统，或者进入最广泛意义的他的自身之内。这样一种模糊的却又无所不在的“外部”，由于必要，假设了许多意识形态方面的、绝非生物学的含义，例如机体与环境的对抗性。“外部世界”有时候被认为是反对婴儿本能欲望世界的“现实的”阴谋，有时又是别人存在这一无关紧要或令人烦恼的事实，但是即使最近对母性关怀的仁慈一面做了最低限度的承认，一种顽固的倾向却仍旧坚持要把“母子关系”多少当作与它的文化背景相隔离的“生物的”实体，这种文化背景于是又变成了模糊支持的，或者是盲目压迫的和纯粹“惯例”的“环境”了。于是我们便逐渐被曾经是必需并颇有成效的并列作用的残余所阻碍，因为要建立道德的和伪善的社会要求很容易打破成人的本能性和剥夺儿童的本能性这一事实是非常重要的。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内在的对抗性加以概念化是重要的。认为个人的自我可以对抗或不要特殊的人类“环境”而存在，认为这就意味着社会组织，这种含蓄的结论是没有意义的。作为假生物学的倾向性，这种含蓄的假设有把精神分析与现代生物学丰富的生态学观点隔离开来的危险。
又是哈特曼开辟了新的思考途径。他认为人类婴儿预先适应地出生于一个“日常期待着的环境”这一说法，暗示了一个更为生物的同时又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的公式。因为即使是最好的母子关系，也不能由她们自己说明能允许一个人类婴儿不仅可以生存，而且还能发展他的生长和独特潜能的微妙而复杂的“环境”。人的生态学要求自然的、历史的和技术的不断再适应，这就使得永恒的传统的重新组织能够保证每一代新生婴儿接近“日常期待着的”环境立刻就一目了然了。现在，当技术的迅速变化在全世界占领了领导地位的时候，为了孩子们的生长和教育，在任何地方建立和保持“日常可期待的”连续性，事实上已成为人类的生存问题。
人类婴儿特有的那种预先适应性——即由通过心理社会危机的渐成步骤逐步成长的准备性——不但要求一个基本的环境，还要求一个整套连续的“可期待的”环境，因为当儿童适应了短暂的迸发和各阶段之后，在任何达到了的阶段中，他要求得到一个“日常预期的环境”。换句话说，人类环境作为一个整体，应当允许和保证一系列多少不太连贯的、然而却在文化和心理学方面始终如一的发展，每一发展都沿着扩展的生命任务辐射并延伸。这一切使得人的所谓生物适应成为生命周期，在他们社会的变化历史中发展。其结果，精神分析社会学面临的任务是将人的环境加以概念化，为世世代代加入提供一个整体系列的“日常期待着的环境”的组织力量做出不懈的努力。
在一篇回顾关于接近文化和人格关系的努力的评论中，哈特曼等说：“在考虑文化条件时，头脑中可以也应当同时考虑它们欢迎或阻止哪些或什么样的可使自我功能避免冲突的机会。”对有关研究此类“文化条件”在个人分析中反映的可能性方面，作者们似乎劲头不足。他们说：“分析家们也意识到由文化条件引起的行为上的差异。他们并不缺乏总是强调这些差异的普遍常识，但是工作向前开展的时候，当可用的资料由外围移向中心，即从明显的行为转向资料时，它们对分析的观察者们的冲击就似乎减少了。”
我胆敢建议，也希望仅是这本书中提出的病历材料中的片段能指出：正是自我发展的中心问题——的确仅只能为分析的调查研究所理会——要求精神分析家对文化差异的认识大大超过那种“普遍常识”，这3位作者似乎在这一观察的特殊领域中能找到这种足够的普遍常识，而在其他领域中又肯定会极力主张更为“分析了的”普通常识。因为我们曾指出，组织起来的价值一方面与社会的制度努力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与自我综合之间的关系，是更为系统的，而且从心里社会的观点看，无论如何，基本的社会文化过程只能被看做是成人自我的联合努力，通过联合组织，去发展和保持相互支持的心理社会平衡中最大限度的无冲突能量。仅仅只能这样的组织，才能对成长中的自我和成人在他们发展的每一步骤中给予连续不断的支持。因为在第三章中已经指出，为了各自自我的力量，年轻的一代依靠年老的一代，年老的一点也同样需要年轻的一代。看来似乎是整个年老一代和年轻一代的发展中，在驱力的相互性和自我利益的范围之内，某些基本的和普遍的价值在他们的相互补偿和防卫力量上，变成并保持着个人自我发展和“集体自我”的重要联合成就。事实上，我们的临床史也因此开始显示了这些价值为成长一代的自我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支持，因为它们给予了双亲行为以某些特殊超个人的连贯性，虽然这种连贯性因价值系统和人格类型不同而异。
只有代表多重相互关系的各种社会过程，才能通过仪式的再奉献或系统的反复阐述才能再创造环境的“日常可期待性”。在这两种情况中，被选出的或自荐的领袖和杰出人物又会感到被召唤去说明一种令人信服的“有超凡魅力的”概括化了的繁殖，即保持并恢复制度活力的一种超个人利益。在历史记载中，某些这样的领袖被认为是“伟大的”，他们似乎能从最深的个人冲突中获取能量，以适应他们那个时代对普通的世界影像进行再综合的特殊需要。无论如何只有通过不断的再奉献，各种公共机构才能从年轻成员的新能量中得到积极的和令人兴奋的精力投注。更理论的说，只有在价值和自我发展的主要危机中保持一种有意义的一致性，社会才能自由支配本身特殊的集体同一性的最大限度的无冲突能量，这种能量是大多数青年成员从他们的儿童期危机中逐渐积累起来的。
人们仅能断言，发挥作用的自我在保卫个性时绝不是孤立的，因为一种集体性把各个自我在一种相互激活状态中联结了起来，自我过程中的某些东西和社会过程中的某些东西是同一的。
【野蛮总结：个人组成社会，没有个人就没有社会。不能反过来说，人得适应社会或者文化灌注才能成人，文化只是人发展的工具。】
（《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读书笔记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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