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穗子。
故事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我住在作家大楼里。韦志远的爸爸是老门房，有个大嗓门，尽心尽责，收废纸的、卖酱油的、补锅钉鞋掌等闲杂人等一律不许入内。老门房退休后，韦志远接班。他和他的爸爸一点都不像，从不会大嗓门，也从不会管这楼里进了谁、出了谁。他每天坐在老门房那个破板凳上看书。
很多人送了稿子来请我父亲指教，最后都会被塞在床底下落满灰尘，要么就是变成老鼠的食物。韦志远也在这些人之列。他要写的戏是给朱阿姨唱的，父亲不信他能写出什么，觉得他不配给朱阿姨写戏唱，诓骗躲避了他三次，每次都说下周再聊戏本，可韦志远每次都当真了。
我就是从这时候喜欢上韦志远的。
朱阿姨是戏台上著名的角儿，一颦一笑都能勾了男子的魂儿去，我们这些邻居从来见不到她。朱阿姨被批斗时，我挤进人群中，男小将从后面提起我，我对男小将骂了几句粗话，一边骂一边得意地望向朱阿姨，让她看看我的长进，朱阿姨被我逗笑了。从此以后，朱阿姨就被单独批斗了。全国著名女演员挨批斗时都要在脖子上挂破鞋，朱阿姨是不肯的，她宁愿戴再高的高帽子，也不愿挂上这破鞋。韦志远看着五十岁的朱阿姨挣扎吵闹，愣愣地站在那里，不知道该帮谁。
再后来，朱阿姨自杀了，她吞下一百粒安眠药，被人发现送去医院抢救，身上一丝不挂，插着管子，男人们找尽机会都过来围观。我从护士那要来一条被子给朱阿姨盖上。就算这样，也还是有人想尽办法掀开朱阿姨的被子看她的身体。为了不让别人看朱阿姨，我一直看在病床前。除夕前两天，我母亲来医院捉拿我回家，她说朱阿姨不会好过来了。大年夜一过，我就回到医院，发现朱阿姨的床空了，一问护士才知道，有人拔了朱阿姨的管子、针头，朱阿姨就这样死了。
我去告诉韦志远，他说他知道这件事了，可怎么都不让我进门。我从窗户缝里看到，韦志远的床上，有朱阿姨的手帕。他一页页地把书塞进炉子，烟囱里飞出的纸灰在灰白的天空里飞落……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只要一个人、一件物，有有名有姓有户口，人们就能分辨出是资产阶级还是封建主义，反党还是反革命，就连被反革命人家的狗都是有罪的。韦志远的书，从来都是被撕下了封面的，书脊处也总是不显露一个字，真真是连字都会吃人了呢。
就在这样一个事事都能将人生吞了的社会，人们的冷漠、无情也是被描写的淋漓尽致。李叔叔从对面楼上跳下自杀，众人只当看个热闹，末了还不忘说一句“活该!”我也学着大家的样子，白白眼睛，说句“活该”，以为这样就能不难过，不思念，从此就能忘掉这个人，但在故事里，“李叔叔”又一次出现，我并没有忘记他;医院的男医生因为碰到了朱阿姨，用了那么多的肥皂;我问护士朱阿姨去了哪里的时候，护士边打毛线边告诉我朱阿姨死了，手上的针脚一点也不乱。“死亡”两个字，就像“吃饭”一样，从人们嘴唇间平静地发出来，在人们的眼里不声不响地上演。
我是个不响的人，在做着微乎其微的努力，我维护朱阿姨，保护她不受别人的凌辱，在她病床前一刻不离，但我始终能力有限，一颗水滴的逆流是不会改变整片海洋的。最终，我成了一个更不响的人。
朱依锦，是个人们眼中的“角儿”，当她躺在病床里，双眼死死盯着天花板时，想必周围的人都成了她眼里的“角儿”了吧。
而我，穗子，现在也是屏幕前你们眼里的“角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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