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节,正是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所以没去杨老师家给她拜年,今年早早去了,怕再晚还会有变故。
那这样算起来,我就是有近两年的时间没有看见过她了,两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对一个孩子来说,可能是一个一个漫长的日子;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一个忙碌的日子;对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呢?我不知道她内心的想法,但是从进门看见她的第一眼,我找到了时间走过的痕迹,两年的时间,足够让一个精神矍铄的老人向岁月低头。
杨老师是我和老娄的介绍人,我初次见到她时她总也有快七十岁吧,但相比现在的她算很年轻了。特别热情、特别爱说的一个人。因此结缘,后来的每一年我都去看她,坐下聊聊天,她和老伴都很喜欢我,又是很久不见一次,所以总有说不完的话。其实,每次都是她在说,说她当班主任的事、她的学生、她的儿子、女儿、小外甥、说她和齐老师去北操场遛弯、说她的那些老同事……
我和杨老师也算同事,她退休前和我一个学校,她认识我也比我认识她要早。有一次学校叫来退休老师,不记得是干什么了,最后拍一张合影,刚好我有相机,就让我给拍的,我只用心构图了,她却记住了给她们拍照片的是我。
岁月勾住了我们的脚步,即使你什么也不干,也会慢慢变老。
“当当当”我轻敲了三下门,然后站定等着。我知道家里有人,进来前看见屋内亮着灯光,没人应。“当当当”,又轻敲三下。不敢敲太急,怕他们应门着急。门里有断续的说话声、鞋摩擦地板的拖沓声,杨老师让老伴开门,大爷没来开呢,老太太絮叨了几句,这就是最普通的日常吧。我继续等着,不再敲门。半晌,终于门内的脚步声是朝着我走来的,临开前还问了一声:“谁呀?”“大姨,是我,**。”
门慢慢开了,她并没认出我,裹得太严实了吧,我把帽子、口罩拿掉,她认出了我,拉着我进门。每次都会抱怨来看她总买东西,这次仍是,我笑着换了拖鞋坐下来。
屋子一点没变,但是人可见的老了。她的腰直不起来了。拉我坐在沙发上,没有开始的寒暄,自然而然的跟我聊起了她想说的话。这对她肯定是不好过的一年,讲了很多,都是她的老同事、老校长,这些人都过世了,又讲了一些人,每次提到一个名字,就问我认不认得,都不认得,但是有些名字听着是耳熟的。这些人也都牵了厄运,要么自己过的不好,要么儿女生病离世。
后来还是大爷出来,打断了她,但这些熟人的离世和厄运,给她以感同身受,一个一个地走了,难免会想到自己吧。
大爷变化到没有太多,洗了水果放在桌上,即使我不吃,也感到歉意。其实只要看看他们安好,就放心了。大姨总在老同事的厄运中走不出,大爷说:“咱们这个年龄就保重自己,不给儿女添麻烦,就行了。也不用再去操心孩子们的事了。”我很认同,每个人命运不同,走到底,都得自己过好这一生,谁也帮不了谁。
临走,老两口一定要给我二百元钱,说给乔乔压岁钱,但我知道,他们是因为我买东西过意不去,推辞了两次我接过来了。
大爷一定要送出门,我心中不忍,八十多岁了,走路又不太方便。但是没有执拗过他,他打着手电筒,用亮光给我照路。
到家给老人报平安:“大姨,我到家了,放心。钱我放在了鞋柜右边,让大爷找找。你们多保重身体!”
希望,每一年去的时候,他们都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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