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十一日，雍正帝诏侍卫内大臣领谕旨，赐一代名臣年羹尧狱中自裁。负责监督执行的官员是蔡珽，时任国家最高监察长官，他也是年羹尧政治上的死敌。他们共同宣告并执行了赐年自裁的谕旨。
关于这次诏谕执行的过程，史书的记载，详略不同。清代士人萧奭所著《永宪录》，仅止记载了一道上谕，即雍正帝于十二月十一日时，针对九卿百官劾奏年羹尧应处凌迟之刑的题本所作的批示：“羹尧谋逆虽实，而事迹未著，朕念青海之功，不忍加极刑”，“令羹尧狱中自裁”。
但是，内宫记载皇帝起居行止的档案《雍正朝起居注》，却记载了另外一件谕批。在谕批中，年羹尧欲见天颜，乞求全命，他泣称道：“臣今日一万分知道自己的罪了”，“求主子饶了臣，臣年不老，留下这一个犬马，慢慢给主子效力”。由于在此之前，即雍正三年的五月、九月，朝廷大臣和地方督抚群起奏劾年羹尧罪当处死之时，雍正曾下诏免除年的死罪。估计年羹尧这次还寄望于奇迹再现，自己的主子会大发善心，仍旧下诏赦免他的死罪。
然而，雍正帝在这一次的谕旨中，其态度却是极为严厉，不容置疑。上谕还添加了佛学的警示语，语重心长地斥责年羹尧：此案保全了你父亲和诸子的性命，你应知恩；你重罪九十二条，其中死罪三十条，未处以极刑，而令自裁，你更应感恩涕零；“尔自尽后，稍有含冤之意，则佛书所谓永堕地狱者，虽万劫不能消汝罪孽也”。
以上二道谕旨，《雍正朝起居注》均记于雍正三年十二月十一日，而雍正帝第二道谕旨，明显是针对年羹尧乞求“留下这一个犬马”而作出的。它绝断了年羹尧的祈望，还用佛家轮回说，威吓年羹尧，令其虽死还要感谢皇恩。由此，蔡珽在奉诏之后，独自厉声斥责年羹尧即速自裁，免招大刑羞辱，这才使得年羹尧无奈就死，自缢殒命。总之，雍正杀年，运用了法律，借用了宗教说教，动员了公卿百官共同劾奏，还安排了年羹尧的头号政敌监督执罚，真可谓费尽了心机。
年羹尧是雍正藩邸的旧人，与雍正皇帝是奴才和主人的关系；同时他又是雍正朝的封疆大臣，与雍正有君臣之义。那么，既然年羹尧触犯了九十二大罪，主人杀奴才，皇上杀臣下，天经地义，为什么还费这么大的周章呢？而且其罪名虽多，但是处罚却出奇轻缓：本人并未依律枭首，亲属也没有株连九族，而且连一族也没有被诛，仅只杀了长子年富。如此大动干戈地定罪，却又予以轻微之罚，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对此可以简单地说，年羹尧不是非常之人，而杀年羹尧也不是件非常之事。
史学家们对雍正杀年，有着各种不同的猜测。
第一种说法是杀人灭口说，民国学者孟森主张此说。在康熙皇帝宾天之时，十四皇子允禵手握重兵，雍正因此受制。而年羹尧时任川陕总督，其所控制的军队正好在西宁允禵与京师之间，有效地牵制了允禵。据此孟森推测，由于年羹尧参与了当年的夺嫡之争，知晓其中内幕，因而一旦雍正皇位得以稳固，必杀年而无疑。
第二种说法是民国学者王钟翰、台湾学者陈捷先主张的阴谋构陷论。此说认为雍正不只杀了年羹尧，还杀了夺嫡第一功臣、口宣康熙传位诏谕的步兵统领隆科多。雍正登极后，故意用极为亲昵甚至辞气轻佻的朱谕，异常恩宠年羹尧，例如在公开文书中称年为自己的恩人，致使年羹尧心生狂纵，骄横跋扈，得罪众臣。如此一来，雍正皇帝正好借机杀灭。
第三种主张也是台湾学者陈捷先所说的：雍正杀年，那是鸟尽弓藏。这一说认为，年羹尧相对于当时西北的叛军，那是一张良弓；而相对于宗室皇族，他则是一条走狗。西北平定了，宗室摆平了，年羹尧的使命也就结束了，难逃兔死狗烹的命运。
第四说则是由旅日学者杨启樵提出，他认为年羹尧是咎由自取。雍正帝确实对年羹尧赐爵、赐金、赐府第、赐世职、喊恩人，宠遇无比，但他对另一名臣鄂尔泰也是如此。鄂尔泰能够做到深自谦抑，最终得以自保，而年羹尧却轻纵狂妄，成为众矢之的，到最后连雍正皇帝也救他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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