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尧之死》一书重点看的不是年羹尧，而是雍正帝。正如这本书封面上提示：权臣年羹尧之死，仿佛是一面镜子，照映出的，是深不可测的帝王之心。
年羹尧生于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于清雍正三年（1725年）被雍正帝下旨赐自尽。享年四十七岁。他位极人臣巅峰时是雍正二年（1724年），那时他的头衔是抚远大将军、太保、一等公、川陕总督。按照史书的说法是：权倾一时。
年羹尧是清康熙帝一朝的老臣，年羹尧在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顺天乡试中举，仕途颇通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以礼部侍郎任内阁学士，同年，任四川巡抚，成地方大员。清康熙帝1722年去世，算起来年羹尧在康熙一朝历练了二十年有余。年羹尧在雍正朝飞黄腾达和身败名裂的时间只有三年光景，像疾风暴雨般席卷而来，又迅急消退。雍正三年十二月（1726年1月），年羹尧以九十二条大罪被赐死。《年羹尧之死》的作者郑小悠在本书中围绕的重点就是一个“死”字。说的具体一些就是死从何来？年羹尧的荣耀和死亡都是雍正帝给的中国历代权臣的人生路径大抵如此，皇帝给的，皇帝也能收回去。“一朝天子一朝臣”这话用在年羹尧身上也不差。从另一个方面来看，雍正帝杀年羹尧，也是帝位坐稳了的表现。
《年羹尧之死》中采用的历史资料多来自雍正帝的诏书和朱批，而来自年羹尧的不多。年羹尧在离开西北前线赴京之前，或许已经感觉到此行的凶多吉少，一把火将大将军行帐内的书信文书烧了个干净。所以在《年羹尧之死》一书中来自年羹尧本人的历史资料寥寥可数。但雍正帝留下的的奏折朱批则丰富的多，按照郑小悠的说法是，雍正帝有着“强烈的文字表演型的性格”。《年羹尧之死》一书的好看的地方就在这里。
到这里就想起苏秦前倨而后恭的典。用在年羹尧身上，是反过来的。帝王的翻云覆雨手，不是臣子可以明白的能事。历史书给年羹尧的描述多是不好的------骄横跋扈、结党营私，但总的看下来，“精于用事而疏于权术”这样的评价可能更准确一些。人的经历和性格会影响一个人的判断，从西北战事凯旋时，年羹尧就一步一步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年羹尧大概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有“死到临头”这一步。过于平坦的仕途让年羹尧产生了错觉。尽管有门客汪景琪《功臣不可为》这样的预警，但年羹尧未必能在人生巅峰时就能看穿这时局。
清康熙帝扳倒权臣鳌拜时，定其三十条大罪。雍正有过之而无不及，年羹尧的九十二大罪也是清开国以来罕见的。罪名之多与精细，也足以看到雍正帝暗自准备多时。拟定这九十二条大罪，需要明白的是，是出自于廷臣而非皇帝之手。这种状况，更像是群起而攻之。而郑小悠要表现的就是那个在背后指使的人到底是谁？同殿为臣，相互攻忓本为常事，但“围攻”就已经不是正常的状态了。事无巨细，都可以用来说事。雍正帝的挑拨离间，拉一派，打一派，不可谓功夫不深。我们可以想象的是，在清帝国版图的官道上，疾驰而过的快马传送的急递、诏书、奏折中隐藏了多少秘密。只有得到了皇帝的暗示或首肯之后，大家才可以方便行事。
年羹尧依仗的是战功，而雍正信赖的是权力的收与放。雍正二年十二月十一日，雍正在年羹尧的奏折上朱批：“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全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若倚功造过，必至返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尔等功臣，一赖人主防微杜渐，不令至于危地；二在尔等相时见机，不肯蹈其险辙；三须大小臣工避嫌远疑，不送尔等至于绝路。三者缺一不可，而其枢要在尔功臣自招感也。我君臣期勉之，慎之”。这样的警告之意年羹尧看不懂吗？但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那或许是雍正帝特意营造出来的一种氛围呢？朱批不仅仅是年羹尧看到，其他朝廷重臣也会不经意看到。臣子屡教不改，屡劝不听，是可为皇帝的用心良苦再添上一笔的。
“重度文字表演型人格”不会只停留在年羹尧一事的处理上，而是贯穿雍正帝整个人生中。郑小悠给雍正帝如此的性格分析，绝不只是轻易地建立在雍正帝处理年羹尧一事上。
帝王的权术与臣下的弄权截然不同，在《年羹尧之死》中，郑小悠将雍正帝“倒年”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秘密放风阶段”、“公开放风与收集证据”、“调离驻地与免去职务”、“罗列罪名并定罪”。换成通俗的说法就是隔山打牛、敲山震虎、调虎离山、虎落平阳。这其中少计算一步，都有可能节外生枝。我们依然还可以想象，在史书中的那位勤勉的雍正帝每夜灯下披肝沥胆所思所想的，也不外乎就是这些。在权力的最高处，玩弄的不过是人和事，只不过对外说的都是“天下”和“苍生”这样的大词。
只是有一点让人总是不明，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道理可以说是中国历史记录中的一大特色，但能做到的人屈指可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为何这种隐忍、退让的处事之道一直长盛不衰呢？说狠一些，《年羹尧之死》也不过是将这个道理再重复讲了一遍。历史真实的告诉我们：这个历史教训从来没有成为真正的智慧，而是同样的故事在不同之人身上发生了一遍又一遍。就像逃不开的命运诅咒，总是冲着人飞奔而去一样。在功成名就、力挽狂澜之后，无法躲避横来的摆弄。在全身而退的历史案例中，首推郭子仪，但他的“自污”不是人人可以学得来的。
《年羹尧之死》与另外一本书有些类似，杨讷先生的《刘基事迹考》。相比之下，《刘基事迹考》更见治学功夫，有趣的历史考据堪比侦探小说。对比年羹尧和刘伯温的事功，杨讷先生的文字更加无所畏惧一些！
历史哪有那么多能掐会算，每每不过是事到临头应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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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阅读都会迈向辽阔！《短书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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