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复发到现在，我又花了将近50万，妈妈没说过这些钱的来历，我也不敢问，她没工作，没积蓄，身上还背着巨额外债，天知道她一个女人家是怎么筹到的。为母则刚，她把我辛苦拉扯大，她是我唯一的依靠，我也是她全部的希望。
自从患病以来，妈妈卖了2套房，倾家荡产、负债累累，她花了200万救我，这个巨额数字，让就连曾经鼓励过我的亲戚朋友都试图劝说放弃。
我知道，这个病死亡率很高，但我不想放弃挣扎。癌症不是我能选择的，我凭什么放弃活着的希望，凭什么活该去死？我热心公益，成绩优秀，如果我治好了，对社会做出的贡献，将比捐献遗体多一百倍。我不怕死，我希望妈妈少一个累赘；可我不想死，我还没有看过外面的车水马龙，没有体验够人间的柴米油盐。”
电影《卧虎藏龙》中有这么一句话，“勇于放弃者精明，乐于放弃者聪明，善于放弃者高明”，很多人都将其奉为圭臬。可当话题转移到“生命”，一切就没那么简单了。
13岁患上恶性肿瘤截掉右腿，14岁穿着假肢重回校园，19岁备战高考却旧病复发……近日，一段19岁小女孩的抗癌自述在网络上引发关注。故事主角、河北廊坊女孩小馨的人生，确实“比普通人更坎坷”。
自从患病以来，她的母亲卖了2套房，花了近200万。如今癌症晚期的她，又一次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有些亲友劝说她放弃医治。但她“竭尽全力”想“掌握命运”，“既然癌症不是我能选择的，我又凭什么活该去死？”——即便她面对的，是渺茫的生存几率、家中高筑的债墙以及亲友放弃治疗的劝说。
“活着”的诉求很卑微，虽然有的人活下的成本很高。在某问答社区上，“假如你们得了绝症，你们会放弃治疗还是让家人倾家荡产续命？”的提问，已被浏览了612649次。
这是假设。对患癌的19岁女孩小馨来说，现实没那么多“如果”。而她显然已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她说，“我知道，这个病死亡率很高，但我不想放弃挣扎。癌症不是我能选择的，我凭什么放弃活着的希望，凭什么活该去死？”这说得有些悲怆却又昂扬。两个“凭什么”，是她对那些劝她放弃的“善意劝告”的驳斥。
生存权是人的最高权利之一，人来到世间，“活一遭”的权利就不容被剥夺。问题是，意图剥夺者是癌症，这会让有些确定命题变得含糊：人当然有权利活着，但如果活下去的成本过于高昂，还得是亲人埋单，那活着是权利还是对家人的陪绑？
生命至上，但这终究要触碰现实地面：现实中，将生存与成本挂钩，虽然听起来很难接受，却是跟求生欲一样发于人性的本能选择。
在小馨的自述下面，有评论说，“求生欲望谁都有，你有生的权利。但是，这样拖累父母，尤其是看着母亲日渐衰老的身形和背负的重担，看着母亲为你两次离婚，你于心何忍？”
说得更直白点：你未必能长留人间，你的求生欲却可能将母亲拖进“地狱”。
这样的质疑声不在少数，也来得很实际：目前晚期癌症的治疗目的并不是治愈，而在于最大程度地延长患者生存时间、控制疾病进展程度、提高生活质量。单从成本上来看，很多劝她放弃的人是认为，既然无法治愈，那多活几年或几个月的价值和倾家荡产的成本相比有些不值得。
但求生本就不是该用道德评价的东西。维持生命的成本再高昂，都无法构成否定希望活下去念头的充分理由。
治与不治，都值得尊重。
或许对每个抗癌的家庭而言，都有一个残酷的现实摆在眼前。那就是面对癌症，到底是治还是不治。这就是和癌症抗争的一个现实。金钱，有时候代表着更多的机会。
2018年5月，中国正式实施了对进口抗癌药物的零关税政策，这无疑是癌症患者的福音。但无论药物价格如何定，目前，癌症都是一场可能拖累家庭的巨大灾难。
《柳叶刀》的一篇中国癌症患者疾病经济负担的相关研究成果曾引人关注。调查显示，1.4万中国患者，家庭年均收入折合美元为8607美元，癌症患者的人均就诊支出共计9739美元。“降低家庭负担，这需要国家和个人一起努力，包括降低药价、配置保险、规避骗局等。”
据估算，我国每年花在治疗癌症的费用达千亿元，很多家庭“因癌致贫”甚至倾家荡产。纵观国内的癌症患者，尽管住院天数、总花费因病情而异，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但是一般来说手术、化疗、放射线治疗都可以使用医保，病人需要自费、花最多钱的反而是自费用药的部份。
除了标靶治疗药物、免疫性高蛋白、止吐剂等昂贵的自费药材，癌症病患或其家属还会花大把钞票买健康食品或是偏方，每个癌症病患每年约花50~200万元医疗自费及吃健康食品，加上癌症患者终止工作，家人也辞去工作专心照顾，往往让家庭经济陷入困境。
国内某家知名的肿瘤医院曾经做过一期调查，结果显示患癌病人会在癌症治疗中花去自己毕生积蓄的70%，而这个数字只是一个平均值。
在中国这个贫富差距巨大的社会中，平均值也意味着：除了那些在金字塔顶端的富人，普通人要花费的，已经不仅仅是毕生的积蓄了，甚至要搭上几辈人的积蓄也远远不够。
而在抗癌突围中，坚持五年十年，创造奇迹的患者与家庭少之又少，很多患者家庭都是“人财两空”。在中国，每年都有超过380万名新增癌症患者同小馨一样，对命运或撕心裂肺，或气若游丝地问出“我该如何存在”。
小馨的无奈与艰难并非个例，而是一整个庞大群体的共同命运。这一场跟命运的赌博，有的人坚持到最后“得偿所愿”，而有的人坚持到最后“黯然离场”，还有人开局就“听天命”，准备“安然离去”。
“死生亦大矣”，治疗是不多的选择中的一种，但重要的是，选择权在患者手上。他们决定不了“生”，却有权利决定“是否该被救”。无论选了哪样，都没有对错之分。
对于晚期肿瘤的治疗，出于对肿瘤的畏惧“放弃治疗”，或是因为因为对疾病的不了解“过度治疗”，都不是很好的选择。那样只会将自己置于无谓的濒死困境，或是将家庭拽入不必要的深渊。
不论生命长短，人都该有活下去的权利。癌症患者可以“听天命”，可以“尽人事”，但“没有人活该去死”。
癌症，我们身边的残酷现实
小馨想活，她的母亲想她活，这些就足以抵御所有让她放弃的“好心”之劝。她的母亲一心“砸锅卖铁”想把女儿的病治好，想必对她而言，女儿在身边的时光才是最重要的，这种母女之间的“血浓于水”并不能用平常的经济思维来衡量——这世界上并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
面对绝症，选择按钮本该交到患者手上，那个为其生命成本埋单的人也有话事权。但这些本不容别人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置喙臧否，用不孝或不智等名头加以评判。
小馨说：“我热心公益，成绩优秀，如果我治好了，对社会做出的贡献，将比捐献遗体多一百倍。”
生如夏花对她来说或许很奢侈，但这份对生的执念和对美好的向往，确实如夏花一样灿烂。
“年轻”常与“健康”对应，“年老”终向“死亡”靠拢。“青年”与“癌症”遭遇，产生让人难以接受的巨大错愕感。
全国肿瘤登记中心的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18年的18年间，20-39岁年龄组的肿瘤发病率增长了近80%，以2018年的人口统计计算，这一年，新增了30万年轻癌症患者。
在我国，每分钟就有6个人被诊断为恶性肿瘤，每7个人中便有1人因癌症死亡。其中不乏年轻人。
当不可避免的遭遇癌症之战，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在中国，“癌症”常与“死亡”划上等号，是“恐惧”、“巨大花费”、“负担”的同义词，以肺癌治疗为例，“抗击肺癌神药”欧狄沃，单支费用高达2万元，一年的治疗成本约合人民币96万元；另外，肺癌治疗药物“特罗凯”，每盒价格约在19800元；从英国进口的“正版”易瑞沙，每粒在国内要卖500多元，一瓶30粒药片价格为15000元。
惊人的药价，让“一粒药”拖垮了一整个家庭。进口抗癌药物多是“天价”，特别是进口靶向药，价格昂贵，一般家庭难以承受，“一人得病，全家返贫”。对于患有白血病和部分淋巴瘤等癌症的儿童，治疗周期通常为“年”为单位。化学疗法或药物治疗的治疗费用为10～30万，骨髓移植的费用为30至100万。
但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重大疾病已经可以得到治愈。在我国，采用最新质子重离子技术治疗的首批肿瘤实验患者的3年生存率达到了97.1%；美国FDA已批准了全球突破性CAR-T疗法上市，用于治疗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在接受治疗的3个月内，总体缓释率达到83%。
但质子重离子技术每个疗程的平均费用为27.8万元，CAR-T疗法的定价更是高达47.5万美元；一个新的问题开始出现——重疾虽已不重，却需要付出大量医疗费用、长期康复费用及收入损失等代价，重大疾病不仅威胁生理生命，更大程度威胁的是一个家庭的财务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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