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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赋,是汉代主要的文学样式,比较厉害的人是枚乘和司马相如,还有贾谊,但是,他们写的《七发》《上林》怎么看都拿不出手,因为在远远看着他们的是屈原、李白、苏东坡、关汉卿、曹雪芹。汉赋的特点是富丽、堆砌、铺张,极尽阿姨奉承,至于后世的时时泛起的奉承文学都以他为范本。
汉赋,在题材和数量上都是可观的,主要是汉朝稳固的政权需要歌功颂德式,从文学角度看,他又缺乏思想,缺少个性、缺少真切、缺少诚恳,因此在中国文脉上很难占据主要位置。
好在离他们不远出现了司马迁的《史记》。
司马迁,是伟大的历史学家,他将中国历史拟人化、生命化。更惊奇的是他在汉赋的包围中,居然不用整齐的形容、排比、对仗,而是只以从容真切的朴素笔触、错落有致地自然文句,做到了这一切,于是,他再一次告诉人们,能把千钧历史撬动起来,沁入万民万世心中的,只有文学的力量!
司马迁,是中国古代散文第一只笔。超过了“唐宋八大家”,更不用说其他派了。
我们先不要急着到唐代,留住脚步看看纷乱的从汉到唐之间那战火硝烟中的魏晋,这时的中国文脉却健旺。
接续中国文脉的恰恰是无心成为文人的曹操,他辛劳地想成为政治和军事巨人,但却不太费力地成了文化巨人。
他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山不厌高,水不厌深”、“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余秋雨先生下的结论是“《中国文学史》遗漏了曹操都是难以想象的,而加入诸葛亮也是难以想象的。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还有哪几个文学家,能让自己的文句变成千年通用?”
曹操魏晋名士是指阮籍和嵇康,他们俩是真正得脉的文化人,被称为“后英雄时代”的文脉旋涡,这时文脉的史诗传奇结束,代之的是诡异恐怖腐败,奇人奇事随处可见,中国文脉主脉已散,却四方奔溢,气貌繁盛。
王羲之写的《兰亭序》,书法好之外,文章也干净清新。他写完后的十二年,江西九江有一个孩子出生,他就是陶渊明。
自秦汉至魏晋,就文脉而言,有三座高峰:司马迁、曹操、陶渊明——
要对三座高峰做排序,应该是:司马迁、陶渊明、曹操。
余秋雨先生给出了三个理由:
1、曹操着迷功业,陶渊明着迷自然;
2、陶渊明以自己的诗句展示了鲜明的文学主张,那就是戒色彩,戒夸饰。戒繁复,戒深奥,戒典故,戒精巧,戒黏滞。他把前前后后看似“最文学”的架势全推翻啦,而且那样地从容平静,效果却非常的强烈。
3、陶渊明创造了一种“田园”为标志的人生境界,成了一种千年不移的文化理想。
就文脉而言,陶渊明又是一座时代最高峰了。他为中国文脉增添了自然之气、洁净之气、淡远之气。让中国文脉跳开了非凡人物而从凡人身上穿过,变的更普世了。
采菊东篱下鲜卑族创建的北魏王朝,杰出人物孝文帝拓跋宏,居然虔诚地拜汉文化为师;善待汉文化,也善待佛教文化以及佛教背后的印度文化,希腊文化、波斯文化、巴比伦文化等文化一起卷入中国北方,顿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世界文化大聚会。山西的云冈石窟就是这些文化汇聚的最好见证。余秋雨在云冈石窟一块大石头上写下——“中国由此迈向大唐。
中国文脉被“北方蛮族”大幅提升,注定要为全人类的文明进程开辟一个值得永远仰望的“制高点。”让我们听听他们的民歌: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中国文学从没见过的平静,平静的让你不好意思再发什么感叹,这种语式结构闯入中国文学后,就再也没离开。
再听听《花木兰》,她直接撼动了中国文脉,她的轻快愉悦的语言节奏,以及面前站着的女英雄,带着北方大漠明丽的蓝天、带着战火离乱中的伦理情感,大踏步地走进中国文脉的主体部位。
花木兰顺便说一句,文化圈里南朝人的才思是比北朝人多一些,如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也有较好的文思才气,但是,正当他们咬文嚼字时,北朝人却拿出了另一番重量的作品。郦道元的《水经注》和杨衒*xuan之的《洛阳伽蓝记》,这些作品的纪实性、学术性,使一代散文走向厚实,也使一代学术亲近散文。他俩都是河北人。
(下一节讲:唐代是一场审美大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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