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流的文学形式之前接触过，只不过那时还不知道它还有专业名词。这篇演讲文也是随意识流动的。中心思想是“女人想要写小说，她就必须有钱，还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
1918年前，普通的女人想要养活自己，她可以给报社打零工，报道这儿的驴戏、那儿的婚礼，帮别人写信、为老妇人读书诵报、扎些纸花、在幼儿园教小孩子识字。后来因为一笔遗产，她也可以说出“社会为我提供了鸡肉和咖啡、床榻和寓所，以回报我付出去的那些钞票”。作者对食物是有敬畏之心的，“人只要吃不好，就不能好好思考、好好恋爱、好好睡觉”，毕竟身、心、脑是浑然一体的。
有了钱以后，她不仅仅在生活上富足了，还幻想“我们可以去探险、也可以写作，在古迹和胜地信步游荡，坐在帕台农神庙的阶梯上沉思，也可以早上准时去办公室，下午四点半悠闲地回家，写一首小诗。”，把这句话说得现代一点就是，伤心了还能一张机票飞到想去的地方散散心，这就是钱的力量。还有“有钱人时常动怒”，是担心穷人要夺走他们的财富？是的，但还有另一种不那么明显的深层原因。通过贬低他人以凸显自己的优越，不就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嘛，无论男女。
不过，作者也就是遇到政策了，因为那时的大环境是不可能让她们赚到钱的，就算她们赚到钱了，法律也不承认她们有权利把自己赚来的钱归为己有。
这里就涉及女性的地位了：
1470年前后，“女儿若拒不嫁给父母选择的女婿，就可能被关进屋里，饱受拳脚，公众对此保持漠然。婚姻无关个人情感，而是家族敛财之道，尤其在崇尚“骑士精神”的上流社会中……往往一方或双方尚在摇篮中，婚约便已定下，刚能离开保姆就要完婚”。二百年后的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女性地位才被再一次提起，“即使在中上流社会，女人为自己选择夫婿也属罕事，但只要许配给了某位先生，至少法律和习俗便默认丈夫是一家之主”。1880年后，法律才允许已婚女性拥有自己的财产。
无权无钱的女性，要是想干点自己的事了，“狗会吵闹，人来干扰，钱必须去赚，身体也会衰弱”，还“总有人会斩钉截铁地对你说--你不能做这件事，你也做不成那件事--而那恰恰是我们该去抗争、去克服的”，所以她们又要抵制这个，又要反对那个，势必神经紧张，筋疲力尽。
但是，“只要你停下脚步去咒骂，你就输定了；停下脚步去笑他们，你也一样输定了”。所以，“我希望你们能用写书或别的方法给自己挣到足够多的钱，去四处旅游，去无所事事，去思索世界的未来或过去，去看书、做梦或是在街头闲逛，让思考的钓线深深地沉到溪流中去”，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只可远观的美好愿望罢了。但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做自己，比任何事都更重要”这句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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