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

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俗。

赫拉克利特曾说过：“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这条河流流过历史所有的蜿蜒，流过禅让分封，流过帝国烽烟，流过汉唐盛世，流过东京汴梁，流过煤山那棵老歪脖子树。在绝对的运动和相对的静止中，这条变幻莫测的河延续着华夏五千年文明，见证者一个个王朝悲歌。

穷则思变，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穷不仅是逼人奋进的号角，也是为一个风雨飘摇的国家奏响的警钟。“有心杀贼，无力回天”，菜市口钝刀锯下的六颗头颅眼睁睁地看着夕阳下的紫禁城；“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气节之下是思宗宵衣旰食亦难以收拾的嘉万以来的烂摊子；南望崖山，王安石一己之力终难抵外族入侵……我们把目光回溯两千年，历数这些封建王朝，不管是康乾盛世、万历中兴还是开元盛世、文景之治，300年或许是他们的气数，纵有名垂青史的伟大变革，纵有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都终难挡一个王朝走向灭亡的深渊。

皇帝是过不了穷日子的，当然道光是不是另类我不知道，但是他哄抬了京城裁缝铺的物价是真的，1840年的屈辱是真的。青苗法、市易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推行之下，为神宗赚足了白花花的银子；一条鞭法也让足疾的万历过足了宅男的瘾，军饷足，三大征也打出了大明帝国的威严；废科举、行洋务、练新军、搞立宪，终不过是给勒紧裤腰带还外债的慈禧送去一米阳光……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变革很大部分无法照顾最穷苦的百姓，他们想从少数的特权手中夺走权利，来分给多数被剥削者，可皇上说了，把我的钱袋子改少了不行，权衡再三还是挂着为了普天之下的老百姓的羊头，卖着替统治阶级摇旗呐喊的狗肉，吃不起饭的暴（liang）民管你是羊头还是狗肉，揭竿而起还是出路，甚至是唯一的出路。

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孟子说的,死于乱箭之下的吴起不是不懂，但是楚国仍是芈、屈、黄、项家族的地盘；罢相左迁的王安石不是不懂，但最终司马光不仅砸了缸，还砸了王安石，砸了大宋王朝；惨遭鞭尸，多子饿毙的张居正不是不懂，但太后、大伴这铁三角固然也不是羽翼渐丰的万历的敌手；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谭嗣同不是不懂，可强大的保守派最终还是以压倒性优势终结了19世纪中国最后一次变革。改革终将触动一部分人固有的利益，他们敢于挑战巨室，多少改革先驱在用他们的血推动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哪怕上一个屠刀上的血还未干涸，但终因思想的局限性和改革的不彻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靠着改革家稚嫩的侥幸心理走向被复辟势力扼杀的命运。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三百年，封建制度在这些家传皇帝和改革家手中倒腾了两千多年不能不说不是个奇迹，当然我们的历史观要建立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础上。这些奇迹背后需要改革家的运气，因为他可能一辈子也考不上进士，那个时候的公务员吧，考上了也可能一辈子都碰不到一个明君圣主，秦孝公之于卫鞅，宋神宗之于王安石，万历之于张居正，车裂、罢相，圣主去了，改革家的日子也到了头，唯一不同的是张居正先弃万历而去，万历十年的反攻倒算更是不忍直视。谁能赋予你挑战巨室的勇气与权力？谁又在巨室的忽悠下剥夺你的一切？是老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种历史的巧合与搭配不会太多，一个朝代一个。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鲁迅说这是他说的，动起脑子来，连康熙也承认，汉人的IQ爆表，入主中原以后清朝一直不重用汉臣，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斗不过的，张廷玉死后配享太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有人的地方就有主观能动性，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清丈土地就是不给你足尺寸，剥皮萱草也挡不住官员贪墨。更何况在那个交通通讯不发达的年代，地方官员要想当一把蒸不熟煮不烂的铜豌豆，任你改革政策惠民利民，我就是油盐不进，缺乏必要的监督，调研材料蒙蔽双眼，总结汇报红旗招展，任你政策再好，就是不能开花结果。

当然，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不是吹嘘，看看古巴比伦，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都快流石油了，但是任然挡不住海湾人民的空虚。五千年的风吹雨打，外族入侵，看到泱泱华夏立刻当起了学生，北魏孝文帝改革改到最后连自己的姓都不要了，清军入关300年以后，留下的属于满族的恐怕也就剩下那条空荡荡的辫子。华夏文明巨大的包容性和先进性无不让外族顶礼膜拜，而这座文明的大厦的奠基者正是那些敢于变革，善于创造的先驱用自己的鲜血一步步铸就的，也是劳动人民创造的。

我们不能说改革是失败的，从推动社会文明进程角度，他们都是成功的，甚至有些创举穿过了铜墙铁壁的封建社会和懵懂的资本主义来到了社会主义。以税收为例，从井田制的耕公田，到魏国李悝办法废井田，依据土地制定税收政策，到汉武帝时期形成常规税收、盐铁官营、铸币税三位一体格局，到隋朝租庸调、唐朝两税法，再到到一条鞭法彻底从实物税改革到货币税，到清朝的摊丁入亩，虽然都没有逃出

“黄宗羲定律”的怪圈，但依旧带着镣铐坚定地前行。如是，我们放眼大秦，商鞅变法推行《法经》、废井田推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建立户口管理制度等创举不能不说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变革。

毛泽东在学生时代评价王安石说道：“而卒以失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王安石是个怪人，改革的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怪人，思想超前，崇尚理想，甚至有穿越之嫌。胡适曾评价王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社会主义者，土地国有，五均六筦的国营化改革，国家干预调控物价，政府信贷，想想汉朝人买房种地可以向政府贷款，这是一种怎样的改革。但是他们的理想是他们主观能动性发烧的产物，脱离了当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和基本国情，所有的改革只能是空中楼阁，如同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不经实践检验的理想终究还是理想。六国纷争之时，奴隶制社会逐步瓦解，封建社会逐步建立，面对内忧外困，商鞅严肃法纪，奖励耕战，顺应了秦国国情，应了民心，终让秦国逐步走向强盛，横扫六合。

法者，治之端也。李悝的《法经》拉开了法家学派治国的序幕，历数两千年封建王朝，一直在法治与人治之间纠缠不清，商鞅用法治有力的驳斥了周礼王道，也为随后的改革做出了制度上的保障，但是天子仍旧是天子，可庶民面对的不是割鼻子就是脸上刺字，搞不好邻居犯事弄个连坐还要去修长城，严刑酷法加上地方毫不变通的执行，直到帝国覆灭，当然我们必须为那位刻录了云梦睡虎地秦简小吏点赞，他的工作日志成为了我们研究秦法的一手资料。唐太宗有言：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只有法治为端，天下人共遵循之，改革才成收放自如。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秦朝暴政，当然这是后世儒家冠以的美名，不知是不是因为焚书坑儒让儒家对秦政有着一股怨气，换来了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煤山上的崇祯看着李自成在紫禁城一顿祸害。人民永远是历史的书写者，封建社会下的中国人有着最朴素的价值观，那就是我有地，老婆孩子热炕头就能活，可黄宗羲定律告诉我们：“积累莫返之害”，改革之前喝粥，改革之后当了裤子，不揭竿而起还能做什么。战国之时东方六国皆说秦国军队为虎狼之师，他们恐惧的是建立军功可以授爵的秦人，谁砍了一蛇皮袋敌人的脑袋可以让子孙蒙荫，哪个上了战场不嗷嗷叫，商鞅变法给了老秦人最大的改革红利就是给了他们实现人生梦想的机会。改革的出发点一定是为了谁的问题，不解决好这个问题，最终就会有人解决你。

我们正处在一场伟大的变革之中，从摸着石头过河到今天进入深水期，从黑猫白猫到今天的新时代，我们不是这场变革的旁观者，社会学讲到人是有社会角色的，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她由这些人创造并决定。柴静在《看见》中写道：“只有一个国家拥有那些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去捍卫自己宪法权利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是仍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只有这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一个国家珍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这段话我甚至一个字都不想删减，或许我也应该思考一下，我这副皮囊，究竟有没有头脑和灵魂。

        2018年8月于石家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