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23日10时，随着武汉市政府的一声令下，武汉市全境封锁，1300万武汉人开启宅家抗疫模式，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保卫战正式打响。但随着染病人数的急剧增长，武汉告急，湖北告急，正所谓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动员下，全国各地的医疗力量紧急驰援湖北。在各方的医疗队伍中，有四支号称为王牌中的王牌，分别是——山东齐鲁医院，四川华西医院，北京协和医院，中南大学的湘雅医院，这四支力量的汇合毫无疑问为这场战疫打了一针强心剂。别的且先不说，那么四川的华西医院到底是什么来头呢，且听我缓缓道来。
华西的缔造者们
1892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年头，那一年，美国的詹姆士.奈史密斯博士发明了篮球；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正式成为一名医生；我国的大文豪郭沫若先生在这年11月出生，而世界著名电子电器之父西门子也在同年12月逝世。而此时一个叫启尔德的洋人悄悄来到了中国西部城市成都，从此为成都揭开了一篇新的华章。
说到1892年，当时的中国仍处于晚清政府的统治之下，曾经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此时已经成了强弩之末，当时的洋人们仗着与满清政府签订的种种不平等条约的庇护，可以深入到内地传教游历且不受清廷管制。与此同时中世纪延续下来的基督教在西方得到了新生，西方大学中蓬蓬勃勃的开展“基督教志愿者运动”，造就了一大批大学毕业生。他们怀着巨大的热情，志愿到世界各地传播“天国”的理想，神秘而古老的中国也自然而然成了他们注意的中心。
随着传教士在四川的深入开展，一些名声不佳的传教士遭到了本地传统势力的激烈抵抗，反教排洋等暴力斗争此起彼伏，当时四川是外国教会的重点地区，发展的教徒数量占全国的第三位，可是四川爆发的教案数量却占全国第一位，中西思想，文化，宗教的冲突在四川的激烈程度，可见一斑。
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启尔德怀揣着济世救人的理念来到了成都，那么话说回来华西医院前身—华西协合大学的缔造者之一，启尔德，究竟是何许人也呢？
(启尔德）
启尔德，1867年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个铁匠家庭，由于家境贫寒，家里5个孩子只有他和他的哥哥活了下来。小时候的启尔德靠哥哥挣钱读书，长大以后就靠自己打工赚钱继续读书，做过铁路夜间的接线生，还贩卖过水牛。之后启尔德在美国金斯顿大学获化学硕士学位，22岁又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1889年启尔德还在读书的时候，就给教会写信说，他渴望做海外医学传教士。1891年教会决定由已在中国传教多年的赫裴秋带领学医的启尔德等到四川传教。同年11月初启尔德就与新婚妻子詹妮.福勒一行人抵达上海，开始为期三个月的中文学习，然后又经过3个月的行程，于次年五月份到达成都。
随后赫裴秋在城里租用民房准备开始医疗传教工作，他们把租来的房子一间安排成诊疗室，一间安排成可以容纳8-10人的病房，一间书房和一个用于传教的礼堂，这便是华西医院最初的一个雏形。可惜好景不长，同年7月成都爆发霍乱，启尔德的妻子詹妮.福勒不幸染病，第二晚便去世了，由于霍乱肆虐，启尔德一行人不得已暂离成都，9月份又再次回到成都继续为开诊作准备。1892年11月3日，位于四圣祠街的成都第一家西医诊所开业，初名福音医院，后更名为仁济医院，这一天呢也刚好是启尔德到达中国一周年的日子。
第二年二月，加拿大教会又派出了一批女教士来四川，启尔德奉命前往上海接迎她们。上帝还是眷顾好人的，在这一批从多伦多大学女子学院毕业的传教士中，启尔德与一个叫丽塔的学生相爱了，到了成都以后，他们便结为了夫妻，丽塔也顺理成章成为了启尔德的第二任夫人，她还有一个中文名，叫启希贤，她随后在她丈夫的医院旁边也开了一家诊所，叫仁济女医院，后迁至惜字宫南街，成为四川最早的妇女医院。随后，启尔德夫妇被派遣到乐山开办诊所，他们的孩子启真道也是在那个时候出生，后来成长为华西医学院的首任院长。
任济早期虽名为医院，实际上就是一个诊所，医生仅有启尔德一人，诊所上下全赖他一个人主持，他身兼数职，又是医生又是护士还要当护工清洁打扫，设备也极为简陋，后面随着更多医生的支援加入，医务才逐渐扩大。1895年“成都教案”爆发，民众打毁了这间医院，次年在原址上重建，随后又在义和团运动影响下再遭摧毁。1905年，启尔德得到清廷政府赔偿医院的1500两黄金，随后便用这笔资金于1907年开始构筑了一幢四层楼的医学大楼，拥有病床120张，开设内科、外科和花柳科。竣工后的医学大楼，气势恢宏，建筑精致，为成都近代建筑史的典范之一。
另外，启尔德也是中国红十字会四川分会的发起者之一。1911年四川战事不断，"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相继爆发，清兵和革命军的伤亡都非常惨重。启尔德以红十字会的名义，亲率医疗队奔赴火线，设立临时医疗点救治伤员。他本着人道主义之精神，不管伤者是清军或是革命军，皆全力救护。数月时间里，启尔德以其精湛的医术和仁爱之心救人无数。
之后启尔德参与创建华西协合大学，曾任大学理事会第一任主席，他除了治病救人以外，还在大学里讲授医学课程。1920年，回国休假的启尔德不幸患肺炎去世于加拿大，享年53岁。消息传到成都后，许多曾经被他救治过的人，在祭祀孔子的文庙举办了中国传统的祭奠仪式，以中国人的方式表达了对这位基督徒的敬意。
启尔德过世以后，启尔德的妻子启希贤仍然选择留在成都继续她与丈夫的共同事业。1942年，启希贤去世。这位优秀的女医生，同时也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医学博士、外科硕士和化学硕士，以她50年来的医学奉献和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了无遗憾的度过了这一生。
随后启尔德的长子启真道从他的父亲手中接过了接力棒，这位1895年出生于乐山，在成都长大的加拿大小伙儿，能讲一口流利的四川话儿，先后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获得生理学硕士，医学和哲学博士。1921年，从加拿大学成毕业的启真道回到四川，与他一同前往的还有他的新婚妻子珍妮特，中文名叫启静卿，是启真道的大学同学，也是多伦多大学的医学博士。志同道合的夫妇两在成都生活了22年，在这期间，珍妮特负责管理医院眼科，是成都早期的眼科医生，因为积劳成疾，1945年珍妮特突发脑溢血，不幸病逝，为了纪念这位令人尊敬的医生，华西协合大学的图书馆便以启静卿的名字命名。
启静卿去世以后，启真道于1947年与一位叫吉恩.米勒的医生再婚，她是一位麻醉医师，1932年受加拿大联合教会女子志愿队的派遣来到成都，任务是来接替启希贤退休以后的工作。在一次紧急救护工作中，吉恩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翻越无数的战壕掩体，最终来到医院成功的完成了麻醉工作。
启真道于1921开始担任华西生理系讲师，并出任首任生理系主任。在启尔德、启真道父子两代人的努力下，当时的华西生理学系拥有中国西部最好的代谢研究实验室。1925年的一天，成都发生了枪战，作为救护志愿者的启真道不幸中枪，一颗子弹穿过他的左肩造成永久性残疾。但是这并没有减缓他的行医脚步，后来还担任过生物学教授，出任医学院副院长、院长，除了教授生理学、药理学外还教授医学英语。所以，那时候华西协合大学的医学教育水平能够在西部首屈一指并且能够获得美国州州立大学的认可，担任医学院总院长达16年时间的启真道功不可没。
从1892年到1952年，整整60年的时间，启氏家族的行医与医学教育生涯始终与成都紧密联系，启真道的妹妹科拉，还有启真道的长女玛丽都先后来到成都从事护理工作，启真道的妹妹科拉甚至还有个极具成都化的昵称：启幺姑儿。
奥马.莱斯利.基尔伯恩，这是启尔德的本名，这位加拿大安大略省弗兰克威尔人在他24岁踏上中国土地时或许没有想到，在之后漫长的岁月中，他的两任妻子和长子，两个儿媳和妹妹以及孙女，一门三代，都与成都现代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家族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为当时中国西部的医学和高等教育事业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启尔德等创办的四圣祠仁济医院也一直是华西协合大学的教学医院，直到1942年华西坝建了新医院，仁济医院的规模缩小，改为慢性病医院，也就是现在的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说到这里，又不得不提到另外两位华西协合大学的缔造者，毕启和甘来德。
(毕启）
毕启，1867年出生于英国吉尔菲尔德市一个经营运输业的商人家庭，随后举家迁居美国，并于1899年在美国惠斯联大学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同年赴华传教，并在1903年—1904年两年间，先后创办了重庆求精中学，成都华美中学和成都华英中学并担任校长。后来积极参与创立华西协合大学，并担任首任校长在随后的岁月里一直倾情奉献，1946年获民国政府授予外国人特殊功绩荣誉奖红蓝镶绶四等彩玉勋章，以79岁高龄返回美国。1954年逝世，享年87岁。
那么，甘来德又是谁呢？其实在1892年启尔德医生一行在四圣祠街创办了仁济医院和仁济女医院之后，甘来德医生于1894年在附近的陕西街福音堂也开设了药房，诊所，初名陕西街美以美诊所，后更名为存仁医院。甘来德，美国密西根大学医学博士，当地著名的外科医生，于1891年受教会派遣来到中国四川传教。
他的存仁医院也是历经磨难，于1895年毁于成都的反教暴动中，后又重建，为成都第一座砖木结构西洋建筑，医院医治了许多简单的疾病并成功地施行了数种外科手术，逐渐赢得了成都民众的好感，西医这才渐渐由最初的怀疑抵制到慢慢为民众所接受和信赖。该医院于1929年由普通医院改为耳鼻喉科专科医院，是我国最早的专科医院，并被定为华西大学医学院的教学医院，甘来德后担任华西协合大学医科的首任科长并于1928年退休回国。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默默无闻华西协合大学的先驱者，他们也为这幢大厦的建立呕心沥血，比如何忠义夫妇、斯蒂文森、赫裴秋及夫人，莫尔思博士等等，这里不再一一赘述，他们的功绩将随着华西协合大学一起永远载入历史的丰碑。
大厦的建立
1905年，在变法维新的推动下，中国文化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实行千年有余的科举制度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西式教育，新式学堂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起来，这也为传教士发展西式学校提供了最好的机会。敏锐的毕启迅速地捕捉到了这一点，这与当时的启尔德的建立高等医学教育的想法不谋而合。
于是在毕启、启尔德和陶作新等人的推动下，英、美、加三个国家的教会组织初步同意了在成都建立大学的计划，在大学银行账户还没有存款的情况下，毕启他们已经开始在成都寻找合适的办学地址，后来看中了锦江南岸的一块土地，这里离市中心两里路，地势平坦，又有足够的空地作为大学将来的发展，后由于华西协合大学在这里兴建，这里便有了“华西坝”的名称。
这里再具体讲一下华西坝，华西坝它广义上来讲，北起城南锦江南岸以南，东起城外南台寺以西（如今的南台寺早已化为焦土，荡然无存，只剩下南台路延伸至今），西起南门浆洗街以东，南起外国人的洋坟（也就是现在省体育馆以北一环路附近），在这片约为1.5平方公里的范围，聚集了大学、中学、小学、神学院、医院以及大量的住宅和生活配套设施，可谓是当时成都的城中城，天外天。
窄义上来讲，它就是五大教会购买的地域，“华西坝”具体又由三个坝组成，前坝、后坝，广益坝。
“前坝”指的是华西协合大学所在地，是华西坝的核心区域。
“后坝”指的是华西协合中学所在区域
“广益坝”是指英美教会和华西文学院所在的地方，也就是现在的华西光明路教师宿舍区。
1910年3月11日，在三栋临时的简易平房里，华西协合大学正式开学，由于它是由英、美、加拿大三国基督教会的5个分会共同开办的，又处在中国西部，故名为华西协合大学。也由于当时成都人民对它的不认同和鄙夷，也称之为“五洋学堂”，美国人毕启，这位神学博士任华西协合大学第一任校长。
在西方著名教育家波尔顿、张伯伦的指导下，华西协合大学的组织方案，专业设置，课程规划和教育管理都采用了当时英美较为先进的水平，也可以说是全盘西化的模式，因为它所实施的教育都是以西学和神学为主，其教员大多来自英、美、加三国的一流大学，比如英国的剑桥、牛津大学，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美国的哈佛、耶鲁大学，早就1922年，华西协合大学就获得美国纽约州州立大学的认可，后来还成为了其兄弟学校，毕业生可获得该校的文、理学士和医学、牙学博士的证书，并在国外享有与该校毕业生同等的待遇。
然而华西协合大学在最初的起步阶段只有几栋简易的临时平房，学习条件艰苦，为了给大学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和更先进的设施设备，刚刚走马上任的毕启立刻开始四处大规模的筹集经费，他每到一个地方，首先拜见那里的行政长官和名门望族，进行募捐，他首先找到了当时的四川省一把手胡景伊，共收获3000银元。次年，又在胡景伊的引荐下，于北京会见袁世凯，不仅获得了袁世凯私人捐赠的4000大洋，还获得了亲笔题词：
“美国毕启博士为宗教大家，寓吾国四川境，凡十有五年，与其贤士大夫相习。自蜀至京者，咸乐道之。比集英美士人，在成都创立华西协合大学校。愿力宏大，至可钦佩。”
在袁世凯等政界人物的带领下，一些中国资本家也开始向华西协合大学捐款，比如重庆银行家杨开申、川江航运大亨卢作孚等。
毕启在中国募集了万元大洋，但是远没有达到预期，于是他回到美国募捐，从1913年到1942年，毕启横渡太平洋，往返美国15次之多，在他的游说下，中美各界人士总计为华西协合大学捐赠达400万美元。有了经费以后，他便快开始进一步收购周边的土地，致力于学校的规划建设。在他的操办下，十几年间，年复一年地争取各种捐赠，修建了办公、教学，宿舍楼等建筑大小39幢。
为了更加有效地解决资金、设备以及相互的协调问题，他说服董事会让华大的组织管理仿照牛津、剑桥大学的体系，实行“学舍制”，即各个教会的分会分别建立和资助自己的学院，管理资金和设备；学校则负责提出教学大纲，制定录取标准。
在毕启主政期间，华西协合大学兴办了医科、牙科、药学以及农艺专科、农艺系、乡村教育系、乡村建设系等。学校还开办了女子学院，1924年9月7日，华大迎来了第一批八名女学生，成为四川女子高等教育的开端，也率先在中国西部高校实现男女合校。他提倡实业教育，学以致用，并且聘请前清儒学名家来讲授国文经典，使其中西兼顾，并努力与西方接轨，学校还取得了纽约州立大学赋予颁发文凭的特许状，使学生的文凭在美国能得到承认。
中西合壁
但是又一个难题开始摆在学校面前，由于当时的成都交通闭塞，对外来文化反应激烈，民间抗教运动连绵不断，学校若修成纯西式，很有可能被再次捣毁，就算不被捣毁，也少有学生前来报考上学。为了缓解民众的抵触情绪，1912年华西协合大学的缔造者们在加拿大、美国和英国等地专门举办了一次设计竞赛，希望建造一座既能被中国人接受又具有西方建筑风格的大学。这时候，一个叫弗雷德.荣杜易的英国建筑设计师成功脱颖而出，他又是哪路大神呢，为什么他的方案能够获得校方的青睐呢？
弗雷德.荣杜易，1860年出生于英国的斯卡布罗，荣杜易家族算是英格兰北方的一个名门望族，他们家族主要从事食品行业，在很小的时候，荣杜易就展现了对建筑的兴趣，不到30岁的他通过自学考取了建筑师的执照，并于1900年在伦敦开了自己的事务所，1912年，华西协合大学公开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进行招标，举办设计竞赛，荣杜易通过朋友的邀请也参加了此次竞赛。
经过层层筛选，最终，荣杜易事务所所提供的方案，以综合中西方建筑工艺元素而获得了校方董事会的认可。次年，荣杜易便踏上前往中国的惊奇之旅。
1913年，荣杜易在到达成都之前，为追求灵感的他首先到北京参观了故宫，随后在进入四川的路途中又看到了很多西南地区的建筑，之后，他就把这些中国建筑的原理和元素全部吸收加入到自己的设计中。在布局上，他尽量依照中国讲究平衡对称的传统建筑原理；在外观上，又着力突出中国特色的青砖黑瓦，间以大红柱、大红封檐板及清一色的歇山式大屋顶，在屋脊、飞檐上点缀以中国远古神兽和象征吉祥的龙凤，檐下用斗拱作为装饰，给人以神秘古朴的东方美感；建筑内部则以西式为主，有拱形的门窗，西式的壁炉，具有现代教学功能的阶梯教室、图书馆和办公楼。
荣杜易的成就不仅仅是设计了几个建筑，还对华西坝进行了整体规划，使整个建筑群看起来既有中国的古典韵味，又有英国的田园风格。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华西坝的修建过程中，几位加拿大籍的建筑工程师功不可没。建筑师李克忠任建筑总监时间不长，但他是实现荣杜易蓝图的先行者，而另一名建筑师叶荣清更是从1910年起便负责校园建设长达18年之久。继他之后的苏继贤，人称“苏木匠”，则是从1925年—1950年担任建筑工程师，主要负责校舍的修建和维修。
当然，我们更不能忘记华西坝的总设计师——弗雷德.杜荣易先生。正是他们在这片土地的倾情挥洒，才能让华西坝形成了钟楼映月，小桥流水、荷塘飘香、林木葱茂、百花争艳的桃花源景观，这些中西合璧的典雅堂舍，成为中国建筑史上中西融合的典范，他们中的大部分至今仍保存完好。
浴火重生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军铁蹄所至，生灵涂炭，寸草不生。由于当时中国许多高校都在交战区，为避免更大的损失，保留教育的火种，他们不得已开始漫漫内迁路。而当时的华西协合大学由于地处险远，得以暂时保全，在此民族危难之际，华西向友校和避难的师生敞开了大门，倾囊相助。
(图左为冯玉祥将军与战时学生服务团）
四川省是聚集内迁高校最多的地区，约接收了有46所高校，成都接待了8所，其中5所集中在华西协合大学所在地华西坝，这5所高校分别是东道主华西协合大学，中央大学医学院，金陵大学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燕京大学。当时的人们习惯称这一时期为“五大学联合时期”。
此时的华西坝，可谓是人才济济，汇集了一大批全国一流的专家学者，以及美、澳、加等不同国籍的人才汇聚于华西协合大学，既开展了校际的交流，也开展了中西文化的国际交流，使华西坝成为国内与重庆坝、昆明的西南联大齐名的抗战时期三大文化中心之一。华西坝留下过国际名人海明威（老人与海作者）、斯坦贝克（1962年曾获诺贝尔文学奖）、费德林（著名汉学家，尊郭沫若为师）的身影，一些国内知名学者大师如陈寅恪、钱穆、梁漱溟、朱光潜、林语堂等也纷纷来成都讲课交流。其中国学大师陈寅恪曾有过一句名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人称为“教授之教授”，学识之渊博，功力之深厚，可见一斑。
坝上五大学“开门办学”，成立了“五大学教授座谈会”，每周举行学术论文报告，五个大学采取了相对松散的结盟方式，相互利用对方的师资、设备进行协作办学，允许学生在校际之间任意选课，各校均承认学生修得的学分，一时间华西坝成了五大学的共同家园，学习圣地。
抗战期间，因前方部队急需医药人才，一批又一批的大学医科、牙科、药学系的毕业生被征调参军，投身疆场，学生们喊着“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等从军口号，悲壮地奔赴抗日前线，他们中等的一些人就此再也没回来过。不仅如此，五大学生还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学校先后成立了抗日救国后援分会，战时服务团，乡村服务团，宣传第三团等，宣传抗战，唤起民众踊跃参军，还组织为前方战士捐衣捐物，进行音乐义演等各种抗日募捐活动。1939年，战时服务团还请到了冯玉祥将军来华西坝并在那里发表了“坚持抗战到底”的激情演讲，这其中还有个小故事：当冯玉祥将军讲到与日寇血战的时候，他突然问学生“你们说，是天生的乌鸦多还是日寇的飞机多？”同学们回答道，“乌鸦多”，他紧接着问:“那乌鸦拉屎拉到谁头上啦？”同学们彼此看了看，边笑边摇头说：“没有！”于是，冯将军坚定的说道，“那么日本飞机扔炸弹就不用怕了！”接着，他提高嗓门，“我们要同日寇拼个死活！，如果枪弹炮弹打光了怎么办？用刺刀！刺刀断了怎么办？用枪托！枪托断了怎么办？就拳打脚踢！拳脚都受伤了怎么办？就下口咬！咬他的哪里？咬他的命根子！”说完当场挥毫题写了“还我山河”，深深激发了年青学子的爱国热情，许多学生当场就把自己身上的毛衣、棉衣都脱下来捐献。
但就在那样的艰苦条件之下，华西坝上的高等教育不仅没有萎缩，反而得到了发展。据统计，在华西坝的各大学生人数普遍比之前多，当中还包括来自国外的留学生。不仅如此，各校还增设了一批学科，并开展广泛的中外合作和学术研究，大、小各类型的学术演讲会、讨论会经常举行，再加上学生的社团活动也往往是邀请国内外专家对国际国内重大问题的演讲，可谓是盛况空前，一般自由参加，不受学校、系级限制。
1945年抗战胜利，1946年内迁高校陆续返迁，华西坝“五大学”也拉上了历史帷幕。许多曾经的经历者回忆当时都会说，这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这里我们不可忽视另一个重要人物，张凌高，这位华西协合大学早年毕业生，他是华西协合大学的第二任校长也是首位华人校长。1914年考入华西协合大学，在教会的资助下而后出国留洋，学成回来后在校任职。1926年，英国军舰炮击万县造成“万县惨案”，一时反帝爱国运动高涨，收回教育主权的呼声越来越响亮，为避免华大被关门停学，时任校长的毕启说服了董事会并推荐张凌高为第二任校长，事件才逐渐平息。后来的事实证明，毕启他没有选错人，这个接班人很好的完成了历史交给他的任务。
张凌高校长主持校务期间，中国的政治经北伐至统一，由抗战至胜利，是物质条件最缺乏，客观环境最困难的时候，他却强力支撑，苦心经营长达二十年之久，使华西坝成为远近闻名，学术氛围浓厚的高等学府，至1949年解放前夕，华西协合大学已经是一所集文理、医、牙四个学院的综合性大学，设有26个系和2个专修科并拥有7个附属医院。
(人民政府接管）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1年10月5日，私立华西协合大学正式由成都市人民政府接管，改名为国立华西大学。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华西大学的文、理科调整出去充实四川大学，并由综合性大学转变为专业的医学院校。1953年中央卫生部决定，将华西大学更名为四川医学院（简称川医）。1985年，为适应医学教育的发展和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四川医学院”更名为“华西医科大学”。2000年9月，华西医科大学与四川大学正式合并，组建新的四川大学，华西医科大学正式命名为“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如今，华西医院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调整，已然成长为世界单体规模最大的医院，学科门类齐全、师资力量雄厚、医疗技术精湛、诊疗设备先进、科研实力强大的国家级综合性医院 ，拥有床位4300张。
最牛的牙科
提到华西医院，我们当然不能忽视它的特色科目—华西牙科。如果华西牙科说在全国排名第二，应该没有哪个医院敢称第一。华西的最得意之作，便是拥有中国最早的牙科专业，即现在的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华西口腔医学院被誉为中国现代口腔医学的发源地及中国口腔医学栋梁和精英的摇篮。中国各省市几乎所有口腔院系的创办人都是毕业于华西口腔医学院。而中国牙科医学的鼻祖，则是来自加拿大的林则博士。林则，又是谁呢？他是怎么和中国的牙科事业结下不解之缘的呢？
(图3为林则博士）
林则，加拿大魁北克人，多伦多大学牙科学学士，牙科理学硕士，皇家牙外科学院博士和口腔外科教授。1906年，刚刚从加拿大多伦多毕业的林则怀揣着对神秘东方古国的兴趣，带着他的新婚妻子，一起踏上了前往四川成都的冒险之旅。
1907年秋，在启尔德医生的帮助下，林则在成都四圣祠仁济医院借用了一个小房间，设立了四圣祠牙科诊所，诊所房间破败不堪且设备简陋。但正是这间简陋的诊所，开启了中国近现代口腔医学在四川的开端，成为中国口腔医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最初由于旧中国的纲常伦理限制，诊所很少有病人来看病，林则接诊的第一位女病人还是启尔德引荐来的一个中国妇女，检查后发现她患有长达十年的牙槽脓肿，有大量的骨缺并不断排脓，服用大量的中药但没有什么疗效，通过拔牙和彻底的刮除术处理，她的病情迅速好转。消息不胫而走，看病的人越来越多，连当时的四川总督赵尔丰的侄女也三番五次来找林则看牙，这成了当时成都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谈论热点。很快，林则医生的精湛医术和专业设备使他声名远扬。他的工作成绩也得到了社会和教会的认可，在教会的帮助下，林则在四圣祠堂左侧新修了一所独立的牙症医院，随后毕业于多伦多大学的唐茂森博士、吉士道博士、刘延龄博士陆续来到成都支援林则博士。1912年，牙症医院落成，林则夫妇主持了牙症医院的揭幕典礼，该院成为西南地区首家正式的牙症专科医院，林则担任院长。
随后，在林则博士的主持领导下，在华西协合大学创立了牙科学系，而且注重培养牙医人才，林则对牙科报考以及学习十分严格，所以当时牙科系创立两年居然没有一个毕业生，他常常告诉学生，要做医学家不要做匠人。所以直到1921年中国才有了自己的第一个牙科医生黄天启，他也是亚洲第一个牙科医生。1928年，牙症医院更名为“华西协合大学口腔病院”，仍然由林则担任院长，并搬进了新建的医牙科楼，也就是现在华西的第八教学楼。
由于华西口腔病院设备先进，配套齐全，而林则、吉士道、刘延龄等医生的技术也十分精湛，因此民间传的很广，广受赞扬，一些政府高官都称林则为“牙医之王”。当时除了普通老百姓去看病以外还有很多名人到他医院就医，譬如民国四大书法家之一的于右任，国民党元老张群，清华校长罗家伦，还有很多高层人士比如蒋介石，宋氏三姐妹。而吉士道博士几乎就是蒋中正夫妇的专职口腔医生，蒋校长在大陆的最后一副全套假牙就是吉士道做的。
1950年，年满60岁的林则先生告别华西，回到加拿大，在华服务时间长达40年，被誉为“中国现代牙医之父”。或许他都没有想到，他当年设立的一家小诊所已经成长蜕变为今日的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学院，成为中国乃至亚洲响当当的口腔专科医院。而他，林则博士，作为一个异乡人，不远万里来到成都，其创立牙科医院，济世救人的崇高理念并为中国牙科医学事业培养出的一批批人才，值得我们川人永远的感激。
1999年，为缅怀林则博士对中国现代口腔医学的创立和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在华西口腔科大楼前特别为林则铸造了一个铜像，矗立至今。
尾声
至此，华西协合大学这个曾经光辉冉冉的名字已然过去，尘封在华西历史博物馆里，而那些开创历史的西洋传教士们也随着历史的变迁逐渐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中，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他们曾在风雨飘摇的近现代四川大兴教育，传播西医，开创了一所大学（华大），1所商学院，10所护士学校，7所职业技术学校，23所中学，51所小学，29所幼儿园，还开办了28所医院，19家诊所，3所疗养院。且不论他们怀揣着怎样的目的和意图，但他们始终践行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医学理念，为当时之四川及中国西部带来了现代医学科学和高等教育，更令那些洋人们想不到的是，最初的两家仁济、存仁医院开启了今天全球规模最大医院之先河。
由衷感谢那些前赴后继为实现自己医学理想而不惜献身中国的洋人传教士们，其实不止华西协合大学，北京的协和，中南的湘雅，山东的齐鲁以及全国各地许多有名的医学院的建立都跟这些传教士们有关，他们的到来的确给当时的旧中国带来了文明的曙光，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教育的发展，观念的改变，他们不应被遗忘，正如我们后代中国人不能忘掉上世纪近百年的屈辱史，牢记使命，实干兴邦，复兴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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