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问：“‘在亲民’，朱子谓当作‘新民’，后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据。先生以为宜从旧本‘作亲民’，亦有所据否？”
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此岂足为据？‘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亲’字义。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明。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皆是‘亲’字意。‘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亲之也。《尧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亲九族’，至‘平章’、‘协和’，便是‘亲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
读书笔记：
《大学》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旧版，另一个是朱子修订版。朱子把旧版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的“在亲民”改为了“在新民”。朱熹之后读书人都以朱子版本为准。但是到了王阳明这里却认为应该还是以旧本为准。所以徐爱就有疑惑了。朱子说是新民，老师说是亲民。这就如同面对两块走时不一样的表时我们就很难知道当下正确的时间是什么，这时的徐爱也应是如此。
朱熹是宋代大儒，他在宋之后的历史地位是仅次于孔孟。后世的科举都以朱子校订的《四书章句集注》作为基准。而朱熹为什么要改大学里的字呢？并且他改不是只改了这一处。在徐爱向阳明先生提问里也有简单说明，是为了与后面章节里的“作新民”有呼应，所以才改为了“新”民。而阳明先生则说两处的的意义不同，是不能作为为证据的。而后阳明先生也举了不少的例子来证明自己的的判断。
这里最有启示的地方并不是纠结于一个字的对错。而是拆射出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学习是不是应该迷信权威。在当时，朱子就是权威，他说的话就是准线。当时的阳明先生还远没有今天的名气大。他为什么敢去推翻了个权威的论述呢？这恰恰就是知行合一的表现。当看到这些书不合理的时候能去反思，能去想是不是错了。而不是一眛的认为权威就是对的。从徐爱的提问我们就能感受到当时读书人的特征，他们中可能有人也觉得这里有些不妥贴之处，但是权威的强大力量使得他们很快就会压抑了自己的思考。
不论我们是读书学习还是做工作，都应该不要迷信权威。别人总结出来的经验我们可以学习与传承。但是当发现这种经验与实际情况不相吻合的时候，我们要有勇气去面对并且找到其中的原因。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如果我们只是盲目崇拜权威，那么当面对时世变化时，我们就没办法正确看待这个世界。
以这样的观念再来看朱熹修订四书，我们则更能理解朱子为什么要修改。对于他来说，这也是知行合一的结果，他有自己的观点论据，他也并不迷信于之前的权威。所以他也能成为一代大儒也是不无道理的。所以读到此处，是新民还是亲民都已不重要了。
如果我们认为阳明先生是对的，朱子是错的，那么显然这书还是没有读明白。死读书读死书何时成就了大学问？阳明先生有理，朱子也有理，重要在于我们自己是否知行合一，是否能在学习的时候能正面那些疑问，是否能主动去解开那些疑问。
传习录的核心并不在于精进学问，而是在于精进心智。我想这才是传习录最神最妙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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