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与亲民

      作为儒家经典之一，《大学》讲述了儒家义理结构中非常重要的三纲八目。古时所有读书人都会秉三纲，按照八目行事。

      那么三纲八目分别是什么？

      《大学》的开头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概意思可以理解为“了解并达到人们都具有的至善的道德本性，在于向民众外推自己的仁心，使其成为有道德的人，让人达到人性中的“至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就是三刚。随后又有“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显然这是在为读书人指明一条可行的修炼道路。

      而在近一千年中，有两位大儒对一个字的更改与否存在不同见解。那为何呢？

      宋朝大儒朱熹对“在亲民”有不一样的见解，将“亲”改为了“新”。作为三纲之一，一字之差可能就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而朱熹的学问在阳明之前有很强的权威性，有多数儒者都是通过研究他的学问从仕行仁。而明朝大儒王阳明的弟子徐爱就对此非常疑惑。将其转达给老师王阳明，而阳明所讲儒道学问是反着朱熹来的，自然不会同意。

      那么两者分别是什么？究竟有何不同？

    “亲”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仁心外推，可以理解为爱。通过爱人民，中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挥人的道德。而朱子所说“新民”之“新”，在于让有位之人通过一定方式教化民众，充分体现自己的仁爱的同时起到“管理”的作用。在我看来，“亲”是德性、情感的一面，而“新”是理性的一面。

      古代儒家的理想就是通过身在高位、外推仁心而成就美好世界。而在那样个封建时代，君王就是非常重要的一步棋。而要完成“理想国”的目的，对君王的要求就非常之高。而君王作为身在高位的统治者，很少会对自己反躬自省。包括很多其他大官，其一般都会选择”新民”。毕竟如果所有的人民都尊崇法律，都听我的，不是非常好管理好统治吗？但是这很显然就违反了当初的目的。因为你的目的不是去控制人民，这样甚至会激化社会矛盾，造成不安定。人与人之间也永远会维持这一种紧张的关系，“仁”便不复存在。所以，只有发自内心的外推仁心，才能真正地对社会有利。如果一味走极端，充满逼迫，趋势就会向恶发展。《大学》中也说了类似“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等话语。可以看到这些语句无一不在提醒仁爱，以及将仁心惠及所有人。说白了就是在提示“亲”的重要性。

      那难道只有“亲民”就好了吗？并不然。一方面来说，千人千样，我们不可能将每个人的道德要求保持高度相同；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只是去一味的爱人民，帮助人民，那人民境界只会止步不前。只有极少数有很强自我意识的人民能够被教化。如要确保作用，需要一定法律的要求、约束，才能国治，才能天下平。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得知，其实阳明并没有完全否认朱熹的思想。“新”与“亲”都很重要，只是在阳明看来，“亲”或许已经包含了新，“新”仅是一种达到“亲”的手段。并且一定程度上，内在的仁心更为根本，这也是他时刻向人民与君王传达的意思。古代儒家的难处，都在于道统推向政统的局限性。一个圣君的出现以及能否与臣子合力兴国，非常之难。所以仅有爱和仁肯定是不够的。只有通过一定法律手段，才能实现并成就一个“理想国”。

      如果结合自身来看，我们就可以发现，这里的“亲“和“新”分别会对应我们所说的“自律”和“他律”。对于人自身或者一个团体，都需要同时具备两者，才能有有效的进程，让世界充满生机。而“他律”一定是为了“自律”，只有自己明白自我存在的意义价值，而不是受外界“逼迫”而行，才是真正的自我，才是体现人之为人的独特。

      所以，阳明的话语也是说给所有人。他希望天下人可以为自己做主，将自身的独特性扩而充之，展现人性光辉。并且，他也想将世间所有的枯枝残叶扫去，让充满生机的仁心激活这个世界，唤醒良知，让人活的真正像一个人。从一字之差中，我们能明白如今很多地方该如何引领。一个国家、一组军队、一个村镇、一个公司、一个家庭，甚至一个班级等类似组织，都需要同时具备“新”与“亲”。为了共同的目的，我们选择仁爱伴随法治，这样兼顾了所有的可能性。这也正是领导者和成员逐渐超越自我，最后立己达人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