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童年到底是发现，还是发明？”
当我们认为是“发现”之时，那就是默认了童年是一种预先已经存在的自然状态，或所有人都要经历的最初状态。但“发明”就不同了，这就是说童年始终是源自成人的一种逆向的、回溯式的投射和建构。换言之，童年“是什么样”，“应该是什么样”甚至“还可能是什么样”，这全然跟儿童本身没有任何关系，而始终是源自成人的观念、想象乃至各种各样的教育培训的计划和纲领。
福柯在《词与物》中描述：童年是画在沙滩上的一副面孔，随着时代之潮的涌起又退去，它注定将成为只残留在记忆中的苍白印象。
孩子，到底是什么？是尚未成熟的大人，是有待驯化的野兽，还是源自未来的力量？
怎样理解孩子，也就同时决定了我们采取怎样的方式与他们相面对、相沟通。通观哲学经典，哲人们在对待孩子的立场上，大致有三种趋势。
一是将孩子作为“教化”的对象。最著名的例子当数柏拉图的《枚农篇》，其中讲述了苏格拉底是如何循循善诱的令那个无知懵懂的小厮一步步“回想”起几何学的定理。这个过程告诉我们，孩子早已具备了成人的智力，而教育的目的无非是将其唤醒、发展和提升。此乃“文道”。
二是给教化配上“规训与惩罚”。比如，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的开篇，就详尽记述了一个少年感化院一整天的严格的作息时间。
在文艺复兴之后，卢梭开始倡导自然主义式的儿童教育。成人开始将孩子作为自己的朋友，开始倾听孩子的声音。成人和孩子，似乎终于成为平等对话的伙伴。
这三种面对儿童的方式可以简单地归纳为：知识性教化、规训式治理、自然本性的发觉。
然而，这真的是儿童哲学的全部吗？
20世纪哲学中出现了一个特别的流派——精神分析学。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为我们勾勒出一幅迥异与往常的儿童图景：孩子，本来是人类生命的创造之源。因而，不是说孩子注定要长成为大人，而是恰恰相反，我们只有一次次地回归这个源头才能不断重新唤醒自己身上那日益趋于僵化与昏聩的灵魂，激发生命的潜能。
法国哲学家德勒兹与加塔利一起创作了《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两卷本，其中提出了“生成——儿童”（becoming-children）这个更具启示性的概念。他们告诉我们，孩子既不是卢梭所幻想的未经污染的那片自然乐土，也同样不是弗洛伊德式的黑暗的欲望渊薮，而是那个真正的创造本原。“生成”就意味着，童年并非只是一个阶段，而完全可以是、且理应是贯穿整个生命历程的持续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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