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的成长，源于另一颗心的滋养～～
培养心智化
很多的痛苦都涉及到在对待体验的心智化姿态方面发展的失败或者偏离，是“心理错误知觉并错误表征了它自身的内容和功能的状态”（比如，抑郁的患者不是把自己的无望感和自我怀疑体验为可以解释的心理状态，而是体验为现实的准确反映，把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等同起来）。要帮助所有这些患者，治疗师需要激发或者重建他们心智化的能力。
怎么培养心智化？
这里的关键在于激发治疗师自己的心智化能力。当治疗师对体验可以产生多样化的观点，而不是嵌入在唯一的观点中，当治疗师能把内在现实和外在现实联系起来，而不是将它们彼此等同或解离，当治疗师可以根据潜在的心理状态理解彼此和治疗师自己，治疗师就可以帮助患者开始做同样的事情。
通过解读患者的心理而示教“心理解读”
要解读患者的心理，治疗师必须对患者的内在体验——以身体或者言语——给予共鸣、反思和准确的镜映。这样做时，就让患者在治疗师的心理中看到她自己的心理反映。治疗师内隐的心智化——即，对患者（主要是）非言语的线索进行（主要是）非言语反应——在这个互为主体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觉察的姿态也许很好地增强了这种自动的、直觉的反应。
治疗师外显的心智化使用语言，强调或者解释内隐的体验中那些让人困惑、矛盾或者（困扰）的方方面面。这种心智化“使内隐变得外显”。Fonagy提出“未知”的“好奇姿态”，这种姿态下，治疗师通过提问题，注意到此时此刻互动的方面，重新陈述事实等，去澄清患者的体验。在解释方面，他建议“真正重要的不是目的地，而是过程”：无论治疗师做出什么样的解释，其首要目的是激活患者自己的解释性过程，而不是用治疗师的领悟去开导患者。
患者的心智化和治疗师的干预。
评估患者状态
多数情况下，治疗师尝试以与患者的需求相吻合的方式进行干预，意味着对患者的期待要比他们现在相信自己能做到的刚好高出一点点。因此，在会谈中的任何时刻，治疗师能有多大程度努力让患者的心智化潜质发挥出来（或者再次发挥出来），将取决于我们能有多准确地评估患者现在的心智化能力（它是起伏不定的)，以及他们目前暂时所处的体验的主导模式（心理等同、假装或心智化)。
匆忙之中要判断出患者心智化的能力并非轻易之举。Main认为，对于表面和实质可以有所不同，人们对同样的现实可以有不同的想法，而且这些想法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在这些方面的觉知被证明具有元认知能力。然而，当我们所说的话超越了患者正在思考或者感受到的，我们才会对患者利用我们的语言的能力产生一种印象，一种本能的感觉。在患者的主观体验方面，呈现出另外的观点会不会有帮助？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每时每刻都在变化，在治疗过程中，作者自己的体验，他经常发觉自己要重新思考自己的临床判断，并几乎在话说到一半儿时，去调整自己干预的“深度”，是否做对了，这是需要实证证明的事情。（给对方的还是对方要的？）
评估患者状态中面对的问题
在与患者的合作中，患者内隐或外显的反应常常是最有力的说明（非言语信息和言语信息呈现）。或者，当治疗师高估了患者能够听懂的能力，会唤起患者的愤怒、恐惧感加重或者完全关闭，也许“合作”这个词在此并不适用（不是合作，患者和治疗师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合作的基础是什么？）。当患者反思的能力在顷刻之间或一贯地比我们估计的损伤更为严重时，调谐失误的解释常常被患者体验为指责或者抛弃。最起码，当治疗师在这个方面做过头时，有可能使患者自己感到无法胜任。
一般说来，当患者的元认知能力（认知，对人事物的认识，元认知，对认知的认知。比如，认知，我看见这个人就讨厌他（心理等同）。元认知，为什么我讨厌这个人呢？（心智化，一个人有缺点就有优点））比较强时，提供给他们另外可供选择的观点或解释是最有用的。相比之下，当这种能力被抑制了，或者尚未发展出来，其他的干预方式或许更加顺理成章。
识别患者行为背后的感受和所处的情境，澄清患者的主观性体验。
更重要的是，通过帮助患者识别出行为背后的感受，以及这些感受所处的情境，治疗师能够澄清患者的主观性体验。当这种澄清如愿以偿，它就可以减少痛苦和混乱，如若不然，这些痛苦和混乱可能会在患者那里激发出自我摧毁的行为。对患者而言，这会成为一次强有力的目标学习一—一次对心智化重要性的生动体验。当患者艰难的感受在与治疗师的关系中产生了，在治疗师的帮助下，这些感受感受得以澄清、理解和平息下来时，这类体验的影响可能是更加重要的。
富有表达性地对患者的主观体验给予共情也非常有帮助，只要我们的共情不仅仅局限于患者呈现出来的感受，而是延展到患者目前为止自己还没有能力感受或表达的情绪。当患者表达出来的感受（比方说，愤怒或敌意）掩盖了其他感受（比方说，依赖或脆弱)，此时的表达看上去比较有问题，但可能是更具有适应性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告诫尤为重要。多数情况下，治疗师的反移情反应能帮助自己识别出患者正在为保护自己而避开的感受。
患者没有准备好心智化的处理。
有时候，当患者不情愿（或者没有能力）进行心智化时，治疗师的反移情主要反映出自己在容忍方面的困难。患者紧紧抱住单一维度的想法不放，当我们对此感到挫败而导致共情上的僵局，这时可能会有所帮助的是，针对患者在自己的体验中考虑其他观点的困难，治疗师可以向患者完整陈述自己的反应。作者也许会说：“在现在的谈话中，我感到被撕扯开了：一方面，我想要你知道我理解你的想法很重要，我理解现实层面里你的痛苦。另一方面，我又有另外一种想法，我担心如果我告诉你这个想法，你可能会觉得我没有听到你在说什么，或者我没有真的跟你在一起。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进行下去。”说出这些话，治疗师就是在做心智化的示范，同时也在邀请患者的合作。治疗师提议存在着另外的想法，即便这些想法还不应该说出来。治疗师常常发觉这样做时，自己对患者共情的能力会得到修复。患者也常常会感觉有些解脱，因为现在他们不那么孤独了，而且更有能力跟治疗师一起，参与到这个已经变成双方共有的两难困境中。当患者可能害怕治疗师不得不说的一些话时，他们也知道，某种程度上，他们非常需要另一种想法，因为他们自己的想法对于纾解他们的痛苦已经无能为力了。
治疗师和患者一起反思的过程。
考虑到治疗师首要的目的是要与患者一起促成一个反思的过程（为什么这样？），而不是某种领悟，由此可见，治疗师在尝试理解任何一种心理状态之前，应该先处理患者在心智化的自由方面所遭受的束缚（自动思维？假设？），这些束缚几乎总是被一种心理需要支撑着。因此，通常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治疗师应该追查是什么样的情绪上的逻辑（现实中的例子？），让患者心智化的能力显然受到限制，无论是暗中追查还是双方合作。
当治疗师遇到患者反思功能暂时冻结的状况，考虑一下最近和患者的关系中发生了什么，通常会有帮助。这样去回顾时，也许能发现治疗师不经意间激发了患者的羞耻感，触动到某个脆弱的部分，或者踏进了某个对（很常见的）解离体验的活现中。这些也许只是短期内的破坏，但是需要给予它们即刻的关注和修复，以确保患者合作性的心智化所受到的限制实际上只是暂时的。
当然，有时候心智化能力受到限制的情况最终还是会更加持久。不同的患者对于同一时间内边思考边感受可能都会有困难。有些患者害怕如果允许自己自由地思考和感受，他们就会无法抵挡，或者崩溃了。有些患者在心理上需要维持解离（？），心智化所促进的整合让他们感到威胁。有些患者则受制于了解实情的禁忌，而这些实情常常伴有创伤和暴力。另外一些患者，为了保护自己脆弱的身份认同感（自我价值保护，如果走出自己划的圈，会受到伤害，不敢尝试），必须维系着这种幻想，即只有一种单一的对现实的看法一—而且治疗师也应该这样看。最后，有一些患者，对他们来说，要接受这一选择，为了自己而思考和感受，就意味着要放弃永无休止的期待，如果有潜在可能从中得以解脱的话，还要承担起痛苦的哀悼任务。
评估患者的反思能力。
评估患者的反思能力一—或强或弱，或暂时被抑制，或长期受束缚一—在此之外，注意到患者对于体验的“前反思”姿态的特质，可能会非常有帮助。在某一特定的时刻，患者是把心理和世界等同起来了一—还是把它们彼此脱钩了？在前行的过程中，患者是趋于活在主要是具体和无法解释占主导的主观现实中一—还是活在多数情况下期待和想法都可以掌控的主观现实中？
处于心理等同模式中的患者，会把自己的感受和信念等同于现实和真理。作为治疗师，我们与这样的患者在一起的任务，就好像参与到孩子的游戏中来的父母一样，内隐地跟孩子提供两种观点：这是“真的”，同时又是“假装的”。治疗师需要支持患者保留自己体验的能力，而且，我们需要呈现出另外可供选择的观点，在其中体验的复杂性也能被考虑进来。
当患者以他们的方式看待治疗师，而治疗师又无法很自在地被这样看待时，在允许患者观点存在的同时，又保留我们自己的观点，这可能尤其富有挑战。然而，这恰恰是我们必须尝试去做的。具有混乱型依恋和（或）创伤历史的患者，通常没有能力把治疗师看作是值得信任的人，至少在最开始的时候做不到这点。如果我们要被体验为值得信任的人，我们就必须有能力接纳患者所处的水平，这样或许会让我们不自在。通过承认患者那单一的黑暗的观点似乎有其合理性，同时也保持一—而且有时候可以就此沟通一一另外可供选择的观点，我们帮助患者建立起一个更为安全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患者或许能够开始以更复杂的方式去考虑自己和他人。当我们以这种方式行事而没有造成伤害时，自然而然地，就推动患者质疑自己最糟糕的预期：“患者对想象中的治疗师的看法，与患者对实际中的治疗师的看法，二者之间的差异或许有助于为那些移情性的体验加上引号”。
给出复杂的解释，对于丰富患者思考的复杂性而言，收效甚微。而对患者情绪体验每时每刻的转换，治疗师坚持不懈地努力给予关注、命名和探讨，在这个过程中，患者把感受和信念简单等同于事实的倾向，更有可能被去除。当我们能从患者的内在或人际之间，实时地识别出是什么状况使患者忽然掉入无法抵挡的痛苦状态，这种做法会特别有帮助。理解这些扳机点以及这个理解的过程本身，都提供了一种解脱的办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能一点一点地推动患者解放了的觉知更加深入，觉知到自已的内在体验并不是关于现实的直接映像，而是一种独特的产物，是自己对所面临的现实的主观反应。
跟这些倾向于把现实的体验很沉重地“当真”的患者形成对照的、是那些“假装”模式中的惠者，他们非常擅于把沉重的现实焖置一边。前者可以被描述为迷恋型或者未解决型，常常被自己的体验湾没到无法思考的地步。后者则可以被称作冷漠型，常常切新了自己的体验，以至于对此没有任何感受—如若不然，承认自己的感受会让他们很恐惧。识别出那些以假装模式来应对的患者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常常给人一种印象，好像他们在进行治疗的工作，其实不然：他们也许看起来是在“工作”，但是却没有什么成效，因为他们对治疗关系的领悟和体验并没有落实到真实的情绪层面上。
在这一点上，治疗师的重中之重是避免跟患者的假装发生共谋，误以为情绪上并不在场的患者其人还是完全在现场的。相反地，我们可能需要注意到，去承认令人讨厌的体验，或者更广泛地说、去体验深层的感受，对患者来说有多么限难。当然，我们必须跟随着情感这条主线，把患者的注意力拉到感受的迹象上，这些感受是他们不轻易暴露的，或者是不容易察觉的。当我们能说明他们会反射性地从实际上己经察觉的感受里逃走，有些患者会发觉特别有意义。在这一点上关键的干预一有时候，包括清楚地表露某些我们自己情绪体验的方面一不仅是针对促进患者跟我们在一起的体验更为“真实”，而且也在患者需要分隔开的体验的各个面向之间，架起彼此连接的桥梁。
无论患者是嵌入在心理等同模式还是假装模式中，他们都是以未经整合的方式与自己的体验建立联系。根据Fonagy及其同事的观点，就是通过整合这些前反思性模式，儿童学会了心智化一—去“跟现实做游戏”，而不是被感受淹没，或者切断这些感受。治疗师在心理治疗中进一步推进这样的整合，通过作者刚才描述的干预方式，以及通过提供一个安全的关系，让患者在这个关系中可以从治疗师的心里看到自己而且在洽疗师的心里感受到自己是一个已经整合的正在思考、感受和期待的人。
心智化、觉察和治疗师的贡献
治疗师以这些方式进行干预和提供这样一个安全关系的能力，相当显著的程度上，是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整合能力。而且，就如同我们的患者曾受到依恋对象能否思考、感受和期望的影响一样、我们自己童年时期以及后来的依恋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我们能够在多大范围内承认自己和他人的主观体验。我们在个人治疗或者个人分析中体验到新的依恋关系，常常突出地呈现出临床工作者的个人历史一在某种程度上，其职业的选择通常是出于无意识层面治愈早期依恋创伤的愿望。而在新的依恋关系中，我们的目的在于通过觉察和心智化，反复向患者提供解除嵌入的体验，从而在心理的和大脑的组织中，都能建立起一个富有竞争性的中心。通过这种途径，让这样的体验有可能把患者不安全的工作模型替换为“挣来的安全”的工作模型。患者的心智化，它本身既是一个重要的技能，也是“重写”患者自传体叙述的一种方式一是患者用来理解自己的人生的故事。就这一点而言，心智化促进了自我著述心理的实现。觉察是一种同样珍贵的技能。然而，与其说觉察是在“重新讲述生命”，不如说是觉察转化了著作者。通过培养这些技能，有效的心理治疗促生新的安全体验，这让每一个患者都能从中受益。而涉及到那些有（或者将来会有）孩子的患者，治疗师的贡献或许更加深远，因为它有可能打破非常不利的链条，这个链条始于上一代的不安全和创伤，往往会让后续的每一代都不堪重负。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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