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逸山林者，隐心也

        繁华浮影，惹却三千烦恼丝。世事纷杂，于何处觅心安之一隅？似古人隐逸山林也！虽为隐逸山林，实则隐心也！

      隐逸山林，则是隐逸文化最直接的表现，这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这种现象远古就有，但作为“隐逸文化”则生成于魏晋，并且繁荣发展，影响深远，它对这一时期乃至以后的世俗文化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何为“隐逸文化” ？隐逸文化，是以简单朴素及内心平和为追求目标，不寻求认同为“隐”，自得其乐为“逸”。它是针对世俗文化而言的。世俗文化又是以功名利禄和荣华富贵作为追求目标。两者皆无可厚非，只是个人取向不同而已。 但是在历史上也有以“隐”求显并成功取得富贵的人，也有显贵过甚而不得已隐姓埋名的隐者，他们都对隐逸文化有着不同的影响。

      说起隐逸山林，世人就不得不想起“五柳先生”——陶渊明。陶渊明，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亲友私谥靖节，东晋阳柴桑人。自古及今，世人多论及陶渊明为隐逸诗人，以追求静谧安逸、真诚无欺骗的古朴社会，追求淡泊高远、身无外求的人生，不肯沉浮应世，而选择辞官归隐，躬耕自励之路，来注解其隐逸。鲁迅先生更是誉其为“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

        然而陶渊明并不是一个真正甘于贫贱寂寞，没有理想，没有人生追求的“隐者”。反而在少年时代，陶渊明就受家庭和儒家思想且较为明显，曾祖陶侃官至大司马，祖父和父亲也做过太守、县令一类的官职；他又饱读儒学经典，“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所以其实他在早年就有了“佐君大业，大济苍生”的雄心，盼望建功立业，治国安邦。希望同其祖辈一样，在政治场上有所作为以光耀门楣，也许正是由于在这样的环境中，陶渊明开始像其他的文人一样，有着渴望出仕的情怀。在《饮酒》、《杂诗》等诗歌中,他曾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表明了他并非一开始就有出世的想法，而也是有一番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思想的。

        但他所处的东晋末年时局动荡: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拼。这种社会动乱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感。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得不有所消减。另外，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二十九岁的陶渊明第一次出来做官，到四十二岁挂冠归田共十三年。这期间，陶渊明一直处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斗争中，这在他的诗中多有体现。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等诗中，他叹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诗中蕴籍着诗人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诗人也曾为是否归田有过痛苦的徘徊和犹豫，但终究“爱丘山”的夙愿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终于找到了他最终的路——归隐田园。现实社会的黑暗,将他这个出自书香门第，博学多闻的才子击得粉碎。矛盾之后，痛定之后，他最终选择“芳草田园”的生活了此一生，寻求内心的安宁与隐逸。

        陶渊明隐逸性情的形成，应当说与东晋士族文人这种向往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尚不无关系。就是这种崇尚自然、悠然洒脱的天然禀赋，使他不堪“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而最终辞官归田。陶渊明写了《归去来兮辞》，在诗中他十分坦诚地讲，就任县令，是为生计所迫；之所以辞职,是因为“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切，违己交病”，超然的性格使他宁可饿肚子，也不愿违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迹官场了。在《归园田居》中，诗人歌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短短几句，对仕途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因“质性自然”“本爱丘山”，视仕宦之途为樊笼的陶渊明，终辞职归隐，抛离尘杂，返归自然。

        隐逸山林者，隐心也。若为隐心，当不计时空，不论何时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