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财政在万历之前以农业税为主。万历皇帝心知继续征收微薄的农业税，不但国库不够用，而且农民也无法忍受。
万历仍想方设法从江南的资本家中收入税收。由于管理外库的的户部不接受工商税，只收农业税，万历便把工商税收到内库。这就是所谓的万历贪财之迷。而实际上，万历三大征所用的钱，正是内库的工商税。
通过廷击红丸移宫三案的精彩演出，东林党终于在万历死后第一次把持了朝政。他们马上逼迫泰昌废除了各项工商税收。充分暴露了东林党作为资本家代言人的角色。
当时中国各地区的发展及不平衡。江南工商发达，而几乎不用交什么税。北方各省的农民则难以忍受高高的税收，一遇到天灾更是食不果腹。辽东战事吃紧，国库空虚，怎么办？
正是这种背景下，魏忠贤出现了。怎么做的，当然是找东林党人交税。经过几年时间，国库开始又充足起来。各地开始出现魏忠贤的生祠。东林党怎么坐得住呢！ 天启的死是好机会。
崇祯站在了东林党一边。东林党欲杀魏忠贤而后快，然而崇祯只免除了他的职务，令其守陵。后魏忠贤被赐死，崇祯临死前厚葬之。
东林党又掌权了。当然，废除工商税是第一步。 至于辽东，怎么少花钱怎么搞。辽东缺饷，愈演愈烈。加上各层军官的层层盘剥，士兵拿到手的很少，士气及为低下。明军的将领天天写奏折要钱，崇祯皇帝一筹莫展。东林党则指责辽东军官指挥不当，作战不力，贪污军饷。节流往往流于道德说教；不开源怎么行！当然，东林党不会增收工商税，负担自然又落到农民身上。 终于，最贫穷的西北农民起义了。还攻进了北京，崇祯自杀。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悲剧开始了。
魏忠贤 vs 东林党 ，谁忠谁奸？
袁崇焕 vs 毛文龙 ，谁忠谁奸？
崇祯帝 vs 众大臣 ，谁对谁错？
我就猜到商税一定是明亡主要关键，绝不是书本上纪载的那样。
好吧，擂台赛计时开始，逾期不候。东林内阁和朝野地东林党人为天子的英明决定而高呼万岁，随后内阁就又提出了减 税地一揽子计划，他们认为天灾主要是由万历胡乱收税招来的，现在正是拨乱反正地时候，所以他们向天子建议进行一次普遍地减税，以让上苍愉悦，从而保佑大明境内风调雨顺。
在天子同意了之后，东林君子第一个提出地茶税，以往万历皇帝信不过文臣，就派监督太监去检查各省地茶园，这当然是大大地恶政。东林君子们绝不会贪 墨国家税款地，天子遂收回了各布政司地监督地太监。当然，自此以后各省的茶税收入就急剧下降，文官连年报灾，茶叶岁岁歉收，到崇祯十年，仅浙江一省茶税就从万历、天启年间地二十万两白银降低到每年十二两白银！
接着就是海税，明朝文官和的方的海商本来就有千丝万缕地联系，他们向皇帝提出应该恢复“禁海”，万历皇帝开海禁派太监收税是严重违反祖制，是一个极大地恶 政，而且随后连绵地天灾也证明了收海税地极端非 正 义 性，天子再次认可了东林内阁地判断，下令各海关地太监回宫。
从万历天子兴海贸以来，海关税一直是大明财政一大支柱，也是内币地重要来源，到了万历四十年地时候，万历天子每年能得到四百万两白银地海税。从崇祯元年以恢复禁海令地名义停收海关税后，内库就再也不能从日益繁荣地国家海贸中得到一两地银子了。
还有布税，如同唐宋时期一样，明朝本来也规定了百姓和各级官员可以使用地衣服色彩，比如明黄本来就是皇 帝地颜色，大红则是高 官能穿戴地衣服。
结果万历回答说只要织布地商人肯交税，那他觉得卖黄布也不是不可以……大明地群臣就这样再一次被皇帝地无赖打败了。根据文臣地要求废除了各种“与民争利” 并且违反祖制地税收后，新任地皇帝再次享受到了他祖父、父亲和兄长从来不曾享受过地高度赞誉，朝野地东林君子们异口同声的称赞这位少年天子是大明当之无愧地中兴之主，并向他保证，根据天人感应地道理，大明很快就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御宇十七年，十七年啊，浙江茶税不过几百两，最低到过一年十两，各地工矿没有税收。而庞大的国家还要运转，结果就统统压在农民身上。农税从张居正的二百万，一直攀升到崇祯十二年的二千三百万！这还是在小冰河的大灾难期间！
万历是开源不必说，魏忠贤是个老农出身，唯一的治国技巧就是免税和赈济，比如崇祯朝和天启朝同样的河南长达八年大旱，天启朝就没有饥荒，而崇祯朝就是人相食。崇祯严令灾区也要收税，农民被打得血流盈阶。但是连饭都没有的吃的人，哪里可以交税呢？就继续打，继续打……
当时有臣子说，陛下需要钱，小民也爱惜他们的子女，现在农民把儿女买了都交不出税，这如何是好？崇祯不听。
崇祯吊死的时候，太监的评价是:“若魏忠贤还在，天下本不会如此的。”文官的评价是：“独夫授首，何足道哉！”
崇祯皇帝对东林党的遗恨："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
可惜，崇祯到死的时候才发现东林党的真面目。
1644年农历甲申年三月，闯王李自成的大军攻破北京，三十五岁的崇祯皇帝让太监敲响紧急状态下召集官兵勤王的大钟。可平时那些在朝廷上慷慨激昂的大臣么，无一人出现，早就作鸟兽散了。只有太监王承恩陪在旁边。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吊死在紫禁城北面煤山一棵槐树上。
崇祯帝自杀前所写的遗诏：“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作为君王崇祯至少有骨气，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比之后伪清虏酋强多了……
权利必需要有制衡。 司礼监，东厂，这些曾经制约甚至收拾东林党的机构，必然在其为满清编写的《明史》里面臭名昭著。 而要认识历史的真面目。首先就要绕开那部比西游记还离谱的明史。 矫枉必会过正。
无可否认：东林党从地域利益重视工商，参政议政，是进步的。
东林党三大罪：
1、加重农税，天下失心 。东林党从狭窄的地域和阶级利益出发，废工商税而加农税，无疑是造成大明灭于李自成的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
3、投满改史，遗臭万年 。一部《明史》，竟让东林余毒绵延至今。
东林党领袖钱谦益曾做过礼部侍郎的职务，后来明亡后，在短短的南明政权中做礼部尚书，清兵南下，南京失守后，柳如是要求丈夫自杀，老头犹豫了。柳氏就跳入水中求死，被人搭救。钱谦益与南京城百官非常耻辱地开城投降清兵，钱这样的文坛领袖在生死问题上亏了自己的节。清兵胜利后带所有降官回京封官，钱谦益说我不是要做官，我家藏书若干，我有志于要编撰明代历史，宋、明的史书我收藏了千万卷，我死了，书没有人用了，资料没有人整理了，他这样就给自己的生找了一个借口。到了北京后，他卷入降官的相互倾轧之中，遭黄案而下狱。
东林党用明朝末年的三大案件把反对党打的一塌糊涂，自己又不干事，只管搞党争，请问这叫什么玩意？
只要魏忠贤带领的阉党能把国库搞上去，灾害降下去，能给前线部队发钱。管他是不是阉人了？
阉党就是齐楚浙党加魏忠贤而已，在处置国家大事上东林党本来就不如所谓阉党，就算是魏忠贤死了之后，东林党消停了么？还不是一天到晚的把阉党的帽子乱给人扣，大搞政治斗争政治划线请问这又叫啥玩意？
东林党免除工商税收，只管大加农税又是啥玩意？
莫非一切有良知的齐楚浙党人不去投靠魏忠贤，等作东林党把把自己灭掉，看作东林党控制下的ZF把平民打的血流满阶——这才是个玩意么？
还是那一句——个人的名节与国家利益谁重要？
关键是自从废除万历矿税等工商税后，国外流入的银子都没有落入国库，都进了东林党的裤袋。东林党自己不掏钱，使劲在农民身上抓钱。果然，农民军起义了，皇帝叫东林党捐款时说没有，结果李自成进北京靠抄官员与勋贵的家才缴出7000万两银子。反观皇帝的内库——空旷地可以跑马车，干净地能饿死老鼠……
就连崇祯皇帝上吊时穿的龙袍都是打满补丁的!
明末中国跟英国法国的情况不一样，查理一世、路易十六跟资产阶级集团关系是对立的，中国朝廷很大程度上已经屈服了，当然也有斗争。
但是明末中国资产阶级完全可以通过自己控制的朝廷发布单方面有利自己的政策，而且把斗争的矛头转移给皇帝，相比之下中国明末的资产阶级更具有寄生性腐朽性和软弱性，这也是他们参与的是损害国家利益的走私活动的畸形发展相关的，所以他们对于给了他们最大利益的这个国家这个政权没有任何的感情，这也决定了他们的软弱无力，所以说在阉党的打击之下，他们就差不多完蛋了，但是换了一个皇帝就马上起死回生了，但是他们对于有恩于他们的崇祯皇帝所能报答的惟有谎言欺骗而已。
赫赫有名的正义化身东林党，有三个特点：
一，欠税欠得最多。东林党很多是江南大地主，故意拖欠应交税款，致使明ZF财政窘迫。
二，口号喊得最响。东林党主张无论如何不与满清谈判，但他们自己除了会搞党派斗争外毫无定国安邦之策。
三，投降投得最快。清军南下时，柳如是劝东林党魁钱谦益投水尽忠，钱谦益说：“水太冷”，遂剃发投降。倒是一直被骂作奸臣的马士英。被清军俘虏后不屈而死。
当然东林党也有不少忠烈，以史可法最有名。但真正让清廷感到棘手的是小吏阎应元，当过强盗的李定国，普普通通的书生张煌言和海上亦商亦盗的郑成功，人民总比“精英”爱国，中国的历史就是如此。
明亡于两个具体的原因：西北的农民起义 ； 东北的军户倒戈 而实际上是一个问题：钱！ 西北的农民吃不饱饭，还要纳公粮。 东北的军户穿不暖衣，还要扛铁枪。 而我们江南的大财主却不肯交一分矿税。 他们的代理人东林党还在朝野上下，大吐口水。
《明史》出于东南文人之手，于江浙文人尤其是东林党人多立佳传。自明嘉靖以后，内阁柄政大臣，多为东南缙绅所操持，一脉相承，当时谓之“传衣钵”。《明史》对党籍中人，言之刺刺不休，与其他方面人物相比，记述不均，因之是非亦难得其平。 饥荒是从万历二十几年就开始的为什么一直到了崇祯年间农民军才彻 底爆发？东林的那帮人一上台就搞海禁废除了大多数商税把国家财政压力全部集中到了受灾的农民手里，农民怎么受得了？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裁撤驿卒，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李自成。再就是崇祯用人的问题，一个袁崇焕，一个杨嗣昌，一个五年平辽，一个四正六隅。基本上就把国家财政彻底拖跨了吧！
撤了河道监管，基本上治水的钱就都到了文官手里，撤了收茶税的太监，茶税就基本上很多被文官贪污了，撤了个海关的太监基本上就没海税了，撤了绢税布税，你说？国家那还有钱？这就是崇祯初年东林上台干的好事。
明时江浙的大量的良田不种粮食而种经济作物，大量的劳动力不是抗旱救灾，而是去生产丝绸和瓷器，由于海禁的开放，原来的熟语“苏湖熟天下足，”变成了“湖广熟，天下足”产粮区发生了变化江南的知识分子多为工商地主或经济作物种植地主出生
在明朝本国气候恶化，天灾频繁发生的情况下，大量的良田不种粮食而种经济作物，大量的劳动力不是抗旱救灾，而是去生产丝绸和瓷器，在形势很好的时候倒也无所谓，在明末这样的恶劣情况下这么搞不是找死是什么？
秦朝隋朝的灭亡，根基不稳是一个原因，但是秦朝隋朝对民间的征收和劳役，是明末远远无法相比的，如果明末真能有那么强大的动员力量，光是堆人就把伪清给堆死了，而且根基深厚明朝这么搞未必搞死。
为什么明朝对农民的征发远远没有用到秦朝隋朝那么高的强度，但是农民为什么受不了要造 反。农民没有白银，你却连你自己发行的宝钞都不收却收白银。所以连朝廷自己都奇怪啊，为什么按照农田的产出农民付出的劳动，所征收的只占很小一部分，为什么农民会到受不了到造 反的地步呢？
而直接征收粮食和劳动力，农民未必会反。所以说把张居正理当剥皮，没有张居正的“改革”大资本家大地主大官僚的地位不会有如此的举足轻重，甚至可以动摇国家的地步。没有张居正就没有后面东林党的大发展。
一方面是过分的畸形的商品化——商品化到国家动用军队都犹如商人出钱请镖局护航，
另一方面广大的下层却无法从这样的商品化中得到任何好处，
要银子没有，要命有一条。朝廷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下层也没有任何好处。但是要向东林党开刀，就是向东林党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本家大官僚阶级开刀，而且朝廷被东林控制把持，与下层的矛盾激化，而处于中间的东林却可以左右逢源，如果向东林开刀，就会激发民变，这是找死。但是不向东林开刀，正如我们所看见的那样是等死。
崇祯皇帝自尽前为何还要厚葬魏忠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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