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名士成为军阀。
汉光武帝刘秀为了能调和各方的利害冲突，极力鼓吹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等观念，使东汉弥漫着一股维持现状的政治哲学。（国家的实力不够，就少说话，多干事，少折腾，多赚钱。实力到达一定程度，再起来咋咋呼呼。）
历史上重要的转圜之点，总是避免不了武装冲突，于是史家也别无选择余地，中国的历史自不能例外，可是这当中也有不同之处，比如中国辩论时人民被荼毒的程度深，可是四海升平之日也比其他各处来的长久。（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中国和平时期比较久，但是打起仗来比较残酷，人民死伤特别多。）
在这一段偃武修文时代里，文化上和物质生活的进步极为可观，首先可以提及的是教育日趋普遍。（教育普及以后，要把教育出来的人才，人尽其用，给他们各自以不同的出路。这样教育才会发挥出它的作用来。）
从画像砖看汉代社会。
汉代的青铜器器和留下的泥土模型，已可补成文史之不足。从坟墓中出土的画像砖上主要以历史事迹，奇异的传说，传奇人物或日常生活作题材。当中日常生活一项对我们最有价值，提供了最确切可靠的汉代社会史料，使我们对汉代社会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但是这些汉砖上永远不会提及的是贫困的迹象仍极其普遍。（这就是现在有一些纪录片导演，专门拍贫民区人们的日常生活了的历史价值。）
通西域与中西文化交流。
张骞通西域使中国与中亚各印欧语系的国家开始有了接触。从长期的历史上来看，班超在文化上和商业上的贡献超过了他在政治上的成就，他所拓展的疆土无法永远保持，可是通商的罗马队已经组织他们的足迹长期的在历史上留住，由于大陆商队贸易之活跃，包括果蔬和乐器等域外文明源源不断由西域传入，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内涵，从以上所述看来，自后流传于华夏之帝国几千百年的基本要素，在公元2世纪便已存在。为什么此后又有这么多的变迁牵涉到周期性的盛衰起伏，从宏观的角度看。这个问题不难解答，中国自汉以来积累的财富，一旦达到某种程度便无法阻止，也不能在制度上予以集中巩固，这绝不是可以及早发觉并加以补救的问题，只因今日我们站在历史的后端，有了另外的1800元，包括西方的经验才能对汉朝的覆灭提出较为合适的解释。
刘秀鼓吹天人合一观念。“自然宗教”在汉代思想史里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尤其是以后汉更为明显，它的核心观念是天人合一，阴阳之交，替既及于于人事，也见于自然现象。由于自然现象与人事变化都是根据相同的内在律动，所以两者是统一的。既然是天人合一，那么宗教与政治之间便不再是对立，而神圣与世俗间也不再有所区别，照这样的逻辑推演，则生与死便不再有明显界限。
刘秀鼓吹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等观念，可以在行动上保持自由，不被拘束于一定的主张与政策，而以微妙的手段，遂行其妥协与不走极端的用心设计。
豪强兼并是农村社会乱源。刘秀和刘庄在财政税收上的表现相当成功，他们的方针是将税率及度一低，可是在规定的范围内毫不通融的执行。
在任何条件下，私人财产之膨胀总会产生问题，这私人财富可以立即变为政治权利，有时这些财富也免避免不了在政治场合之中角逐。曾在历史发展上系以小自耕农为主体，可是因之也构成了组织上的弱点。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拯救法律的适当之处，就是所有的官僚与平民都确实遵守纪律。地方政府原来长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言辞，而短于经理上的能力，如此一来更不知如何措手了。
儒术成了做官的阶梯。两汉的提倡儒术固然使官僚组织间思想一致，但也产生了一种不良的影响，读书人除了作文之外，别无他业可从。
以儒学为做官的阶梯，始自武帝。其所谓察举和“征辟”乃是一种强迫的举荐制度。在这关头，儒家习惯上重人身关系，而不严格的遵守法制，更能产生不正规的影响。（中国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所以有人说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是人治大于法制。现实生活中，有的领导竟大言不惭的说他就是法律，他说的话代表的就是法律。）
宦官与名士的对决，
在最后的一段冲突中，也就是党锢之祸，一方面有宦官的干预，另一方面则有，为太学生所支持的名是一般人的印象乃是好人与恶势力斗争，虽说短世界看来，这种说法不算不正确，在长久的局面里，则这样的结论却使背景混淆不清。都城内之分裂是由于宦官受到乡村中新兴地主的支持，而为旧有士绅排斥，其实两方与官僚皆串通一气。（两方人马都认为他们是正义的化身，结果他们之间的战争只是加剧了国家的灭亡。）
法律与纪律不同，它是社会上的强制力，要是下层对法律已经漠视，那么上层也不会更为认真，如果希望法律生效，立法必须以一般现行生活状态为蓝本，倘若反其道而行之，其执行必极端的困难。（反过来想，如果上层都不重视法律了，那么下层会那么认真的执行法律吗？）
文士自卫成了武将。事实上的发展则是以皇室家庭内冲突作导火线，扩张了权力斗争，将所有有关的社会问题一起掀动。（内斗对国家没有任何好处，特别是最上层之间的内斗，只会使国家动荡，国力衰退，内部矛盾重重，经济发展倒退。这句话对团队也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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