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237天《山至数 第七十六》第二部分

《管子》学习第237天《山至数 第七十六》第二部分

原文阅读

      桓公又问管子曰：“终身有天下而勿失，为之有道乎？”管子对曰：“请勿施于天下，独施之于吾国。”桓公曰：“此若言何谓也？”管子对曰：“国之广狭、壤之肥有数（土尧），终岁食余有数。彼守国者，守谷而已矣。曰：某县之壤广若干，某县之壤狭若干，则必积委币，于是县州里受公钱。泰秋，国谷去参之一，君下令谓郡、县、属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谷重一也，以藏于上者，国谷三分则二分在上矣。泰春，国谷倍重，数也。泰夏，赋谷以市櫎，民皆受上谷以治田土。泰秋，田谷之存予者若干，今上敛谷以币。民曰：‘无币以谷。’则民之三有归于上矣。重之相因，时之化举，无不为国策。君用大夫之委，以流归于上。君用民，以时归于君。藏轻，出轻以重，数也。则彼安有自还之大夫独委之？ 彼诸侯之谷十，使吾国谷二十，则诸侯谷归吾国矣；诸侯谷二十，吾国谷十，则吾国谷归于诸侯矣。故善为天下者，谨守重流，而天下不吾泄矣。彼重之相归，如水之就下。吾国岁非凶也，以币藏之，故国谷倍重，故诸侯之谷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诸侯之一分。利不夺于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轻，国常有十国之策也。故诸侯服而无止，臣櫎从而以忠，此以轻重御天下之道也，谓之数应。”

      桓公问管子曰：“请问国会。”管子对曰：“君失大夫为无伍，失民为失下。故守大夫以县之策，守一县以一乡之策，守一乡以一家之策，守家以一人之策。”桓公曰：“其会数奈何？”管子对曰：“币准之数，一县必有一县中田之策，一乡必有一乡中田之策，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时守郡为无与，不以时守乡为无伍。”桓公曰：“行此奈何？”管子对曰：”王者藏于民，霸者藏于大夫，残国亡家藏于箧。”桓公曰：“何谓藏于民？”“请散栈台之钱，散诸城阳；鹿台之布，散诸济阴。君下令于百姓曰：‘民富君无与贫，民贫君无与富。故赋无钱布，府无藏财，赀藏于民。’岁丰，五谷登，五谷大轻，谷贾去上岁之分，以币据之，谷为君，币为下。国币尽在下，币轻，谷重上分。上岁之二分在下，下岁之二分在上，则二岁者四分在上，则国谷之一分在下，谷三倍重。邦布之籍，终岁十钱。人家受食，十亩加十，是一家十户也。出于国谷策而藏于币者也。以国币之分复布百姓，四减国谷，三在上，一在下。复策也。大夫旅壤而封，积实而骄上，请夺之以会。”桓公曰：“何谓夺之以会？”管子对曰：“粟之三分在上，谓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五谷相靡而重去什三，为余以国币谷准反行，大夫无什于重。君以币赋禄，什在上。君出谷，什而去七。君敛三，上赋七，散振不资者，仁义也。五谷相靡而轻，数也；以乡完重而籍国，数也；出实财，散仁义，万物轻，数也。乘时进退。故曰：王者乘时，圣人乘易。”桓公曰：“善。”

字词注释

[1]（土尧）（qiāo）：土地贫瘠。

[2]积委：储蓄，储备。

[3]公钱：即上文所言国家储藏的货币。

[4]去：减少。此指粮价降低。

[5]籍粟：借粟以偿还国家贷款。籍，借。

[6]市櫎：市价。

[7]上谷：君上的粮食。

[8]存予者：指存在农民手中的粮食。

[9]重之相因，时之化举：此两句意思是说，政府要始终在变化中把握时机，把握经济中的“重”，即获利的资本。相因，相沿。时，把握时机。化，变化。

[10]藏轻：聚积不值钱的货物。

[11]重流：指粮价高位流通。

[12]止：断绝。一说，当为“正”，通“征”。征伐，征讨。

[13]臣櫎从而以忠：意谓本国大臣顺从轻重之策而尽忠。櫎从，即平准。

[14]国会：指国家的会计工作。

[15]中：合乎，符合。

[16]箧：筐、箱之物。

[17]“请散栈台之钱”四句：这是用典，是比喻句。意思是应当像周武王灭商散钱财于天下一样做。栈台，即钟台。与下文的鹿台皆为藏钱币之所。城阳，古地名。在今河南信阳境内。布，此处指古代的一种货币，仍为钱币之意。

[18]无与：无以，不可能。

[19]上岁：上一年，去年。分：一半。

[20]以币据之：指国家用钱买粮食。

[21]“上岁之二分在下”五句：这里的意思是，若四分国谷，两年相加藏在国库中的谷可得四分，在民间也是四分，但在民间的谷物要消费，两年下来至多也只有一分，如此谷价会上涨三倍。

[22]邦布之籍：国家按人口征收的赋税。布，钱。

[23]减：分。相当于“除”。

[24]旅壤：裂土。旅，列也。

[25]实：指粮食。

[26]度：考量，依照。

[27]相靡：互相影响。

[28]反行：指以货币收购粮食。上言政府向民间散粟，此又言收购，是相反的行动。

[29]什：相保，占有。

[30]易：变化。

译文参考

      齐桓公又问管仲说：“保证终身享有天下而无闪失，做到这样有办法吗？”管仲回答说：“办法是不要对天下人施舍，而是只在我国施舍。”桓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管仲回答说：“国内土地的大小和土壤的肥瘠是有定数的，全年粮食的消费和剩余也有定数。那些能守护国家的君主，其实只守好国家的粮食而已。也就是说，统计某县的土地有多大，某县的土地有多小，都必须储备财物货币，这样县州里就用储备的财物货币发放贷款。到大秋时节，粮价下降三分之一，国君便下令县州乡村各级官员向国家交纳粮食。这样粮食价格还能维持原有水平，同时国家把粮食贮藏起来，国内粮食就有三分之二掌握在国家手里。第二年春天，粮价成倍上涨，就是这样的方法这是有定数的。夏天，便把粮食按市价出售，民众都接受君主提供的粮食来经营农事。到了大秋，存在农民手里的粮食有若干，君主就折合钱数来收取。民众说：‘没有钱币只能交纳粮食。’那么民众粮食收成的十分之三就又归于国库了。粮食价格的上涨，是随季节而变化的，因而国家收放举措，也要因时而动，各种举动无非有利国家的轻重之策。君主取用大夫的存粮，是通过流通手段；取用百姓的粮食，是通过季节价格的变化。囤积低价的粮食，再以高价卖出去，这符合轻重变化的定律。这样做，大夫之家自私自利的囤积，如何能达到目的呢？其他诸侯国的粮食价格是十，如果我们的粮价是二十，那么各诸侯国的粮食就流归我国；其他诸侯国的粮价是二十，我们的粮价是十，我们的粮食就流归各诸侯国了。因此善于治理天下的人，必须严守粮食高价流通政策，各诸侯国就无法泄散我国的粮食。粮食流向高价的地方，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我们国家并不是发生灾荒，而是利用货币来囤积粮食，使粮价加倍提高，因此各诸侯国的粮食就来到我国了。这样我们藏一分就可以吸取各诸侯国粮食的一分。财利不致被外国所夺取，大夫也不能占有粮食过多。用开高价囤积低价粮食的手段，可以使国家长久保持拥有十个国家的财政收入。因此诸侯就会永久臣服，本国臣子也顺从轻重之策而尽其忠心。这就是用轻重之术驾驭天下的办法，谓之为理财方法的实效。”

      齐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国家的会计之事。”管仲回答说：“国君失去了大夫，就等于没有随从；失去了百姓，就等于失去下层。因此要根据县的经济策略掌握大夫，要掌握一个县就要根据一个乡的经济策略，掌握一个乡，要根据一个家庭的经济策略，掌握一个家庭要根据一个人的经济策略。”齐桓公说：“会计的规则又是怎样的呢？”管仲回答说：“可以起到平衡经济的货币流通数量，在一个县必须适合该县土地的总量，在一个乡必须适合该乡土地的总量，在一个家必须适合一家人口用度的数量。因此，不及时掌握一个郡的经济情况，就等于孤立无援，不及时掌握一个乡的经济情况，就等于没有部属。”齐桓公说：“那具体应怎样做呢？”管仲回答道：“成王业的君主藏富于民，成霸业的君主藏富于大夫，败国亡家的君主则是把财富收藏在箱子里。”齐桓公说：“什么叫藏富于民？”管仲说：“请拿出栈台所存的钱币，散在城阳一带；拿出鹿台的钱币，散在济阴一带。国君对百姓下令说：‘百姓富君主不会穷，百姓穷君主不会富。因此国家不向百姓征收钱币，府库也不积累钱财，把财富都藏在百姓手里。’等到年景丰收，五谷丰登，粮价大降，比上一年降低一半，此时政府收购粮食，使粮食归于国库，钱币散在民间。国家的钱币都投在民间，币值下跌，粮价就上升一半。上一年的粮食有两分在下，下一年的粮食有两分在上，那么两年的粮食就有四分在上，则只有一分粮食在民间，粮价因而将上涨三倍。国家征收人头税，一年每人才收十钱。每家都向政府买粮，把每十亩地产粮食加价十钱，这样从一户中就可以得到相当于十户的赋税收入。这是通过粮食购销政策获得货币利益最大化而得到的。把国家所掌握的货币总量的一半再次贷放给百姓，国家掌握的粮食分为四份，使之三份在国家，一份在民间。重复实行这项政策。大夫据有封地，囤积粮食对抗君主，也请用会计的方法来剥夺他们。”齐桓公说：“什么叫用会计的方法来剥夺？”管仲回答说：“统计有四分之三的粮食掌握在国家手里时，就让百姓都来买国家的粮，按照君主之所藏尽量出卖。粮价就会互相影响而跌价十分之三。剩下的粮食以国家掌握的货币按跌落后的价格来收购，大夫就无法抬高粮价了。国君发放俸禄也用钱而不用粮，全部粮食就都被国家掌握起来。国君把其中十分之七的粮食拿出来，也就是留三成，贷出七成，赈济没有收入的贫民，也是一种仁义的举动。五谷相互影响使粮价跌落，是对付大夫的一个办法；靠乡里市场管住粮价而充实国家，是另一个办法；散出粮食与物资，博得仁义之名，又平抑其他物资价格，也是一个办法。一切都要掌握时机而决定进退。因此说：成就王业者善于掌握时机，称为圣人的善于掌握变化。”齐桓公说：“好。”

核心内容解读

      管子在回答桓公关于如何终身拥有天下而不失去的问题时，提出了一套详细的经济管理和国家治理策略。这些策略主要围绕着粮食储备、货币管理和资源分配展开。

    管子强调国家应当重视粮食的储备和管理。他指出，每个县的土地面积和肥沃程度是固定的，全年粮食的产量也是有数的。因此，守国者的主要任务就是管理好粮食储备。具体措施包括：“积委币”，在每个县积累一定数量的货币，用于购买粮食。“籍粟入若干”，在秋季，国家会下令各郡、县、大夫等将一定数量的粮食上缴国家储备。“谷重一也”，将三分之二的粮食储备在国家仓库中，以备不时之需。“赋谷以市櫎”，在春季和夏季，通过市场交易将粮食分配给农民，用于耕种和生产。

        在货币与资源分配方面，管子提出了通过货币和资源的流动来实现国家富强的策略。他认为，国家应当通过货币的积累和粮食的储备来控制资源的流动，从而实现对诸侯国的经济控制。具体措施包括：“以币藏之”，在丰年时，将多余的粮食转化为货币储备。“重之相因”，通过不断积累和储备，使国家的资源和财富不断增加。“以重藏轻”通过储备重物（粮食）和轻物（货币），实现资源的有效管理和分配。

        管子提出了“轻重御天下”的策略，即通过控制资源的轻重来实现对天下的统治。他认为，国家应当谨慎管理资源的流动，使得天下的资源自然流向本国，从而实现对诸侯国的控制。具体措施包括：“谨守重流”，通过控制资源的流动，使得天下的资源自然流向本国。“以轻重御天下”，通过资源的轻重管理，实现对天下的统治。“利不夺于天下”，确保国家的利益不被天下所夺，大夫不得以富侈。通过轻重之策来治理天下，这种方法被称为“数应”。“轻重”指的是经济政策中的轻重缓急，而“数应”则是指这种方法的必然效果。

      桓公问管子关于“国会”的问题，管子详细回答了如何管理国家和人民的策略。在管理层级与策略方面，管子首先指出，君主失去大夫就如同没有同伴，失去民众就如同失去了基础。因此，管理大夫要用县的策略，管理县要用乡的策略，管理乡要用家的策略，管理家要用个人的策略。这表明了管子对不同层级的管理有不同的策略和方法。在经济管理与分配，管子进一步解释了经济管理的原则。他提到，每个县、乡、家都应该有相应的经济计划和资源分配策略。例如，一个县应该有县中田地的策略，一个乡应该有乡中田地的策略，一个家应该有家中直人的用度。通过这些策略，可以确保资源的合理分配和使用。在财富的分配与储藏：

管子提出了“王者藏于民，霸者藏于大夫，残国亡家藏于箧”的观点。明智的君主将财富分散在民间，而不是集中在府库中，即“藏富于民”。具体措施包括将栈台的钱分散到城阳，将鹿台的布分散到济阴，并告知百姓：“民富君无与贫，民贫君无与富。”这意味着国家的赋税不应以钱布为主，府库不应藏财，而是将财富藏于民间。在粮食与货币的关系方面，他指出，当年景好，五谷丰登时，粮食价格会下降，这时可以用货币来调节市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确保粮食和货币的平衡，避免市场波动过大。在大夫与民众的关系方面，管子提到，大夫们积累财富并骄傲自大时，可以通过“会”的方式来削弱他们的权力。这包括将粮食分配给民众，使得大夫无法通过积累粮食来控制民众。同时，通过货币和粮食的调节，可以确保国家的稳定和繁荣。最后，管子强调了时机的重要性。他指出，明智的君主和圣人会根据时机来调整策略，以确保国家的稳定和繁荣。这包括在适当的时候进退，以应对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状况。

      管子的这些策略体现了他对国家经济管理的深刻理解。他主张通过经济干预和政策调控，实现国家的富强和稳定。这与《管子》中其他关于经济思想的论述是一致的，例如《管子·山国轨》中提到的“田有轨，人有轨，用有轨，乡有轨，人事有轨，币有轨，县有轨，国有轨”，都体现了管子对国家经济管理的系统性思考。这些思想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管子被后人认作法家先驱，享有“春秋第一相”的美誉。他的经济管理思想不仅在当时对齐国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治理经验。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藏富于民”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主张通过减轻赋税和徭役，让人民积累财富，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稳定。

      “藏富于民”思想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管仲，他主张国家徭役的征发与赋税的课征要适时适量，以此来富民富国。这一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发展。

      “藏富于民”强调国家应减少对人民的剥削，通过减轻赋税和徭役，让人民积累财富，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稳定。例如，《管子·治国》提到：“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这表明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让人民富裕。唐朝时，唐玄宗选择先让人民富起来，调动社会劳动积极性，推动了开元盛世的到来。宋朝时，在变法期间，尽管国家财政紧张，但仍然一定程度上藏富于民，保持了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平衡。明朝时，朱元璋提倡量入为出、藏富于民，体现了“以民为本”的财政理念。

    “藏富于民”不仅是一个财政政策，更是一种经济思想。它主张通过充裕人民的物质财富来作为安邦治国的基础，是富民思想的延伸。儒家思想对“藏富于民”有深远影响，主张不与民争利，希望通过减轻人民负担来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例如，司马光认为国富依赖于民富，财政政策要先使四民均富足而有余，然后国家再去获得财政收入。这种思想在历代君主和广大民众中产生了深远影响，构成了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在现代，“藏富于民”仍然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它强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每一个公民能够过上健康富裕的美好生活。这种思想在当今社会中仍然具有指导意义，特别是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

参考资料

《财政中国三千年》，刘守刚，上海远东出版社，2020年7月

《平民哲学与社会发展：南宋浙学精神及其现代价值》，朱晓鹏；赵玉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9月

《管子译注（全二册）》，谢浩范；朱迎平 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12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