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北老家回来一个多月后，我们这届学生就下乡了。下乡的地点在榆中县高崖公社，距兰空大院约六十公里。下乡之初，生产队规定，知青每月可以请假回家一天。除了偶尔能搭乘部队来的便车外，回家的交通工具就是火车。从金家村站上车到夏官营站下车，单程票价五毛钱。
开始我们都规规矩矩的买票乘车，后来回家的次数多了，有时听说大院晚上有电影也会临时跑回去，看完电影再坐夜车回来，每次来回一块钱的车票对我们知青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于是由个别人的逃票演化为集体逃票。没有车票，在夏官营站很容易混上车，半夜里在金家村下车也不用检票，让人担心的只有车上查票。由于乘车时间较短，途中只经停许家台、王家湾、甘草店三个小站就该下车了，所以我前几次都侥幸的成功了。有一晚看电影《斯特凡大公》回来，我们正坐在车上议论着电影剧情，突然有人喊前面开始查票了。周围几个动作快的顿时无了踪影，只剩下我和寿爷。寿爷说咱们不能往后跑，要迎着查票的冲过去，万一被逮住，就说自己是知青，一般列车长列车员都有孩子在农村，他们会同情咱们的。我俩一起往前走，正好撞上验票的车长，寿爷一猫腰钻了过去，我却被拽了回来。我小声说一句我是知青，列车长大声道，甭管你是干什么的，没票就赶紧补票。无奈之下，我从兜里掏出两块钱，列车长一把拿了过去，写张车票递给我说，从兰州站补起，正好两块钱。下车后大家开玩笑说，正好这个列车长没孩子下乡。从那以后，我想当列车员的愿望更强烈了，我想若我当了车长，一定会对知青网开一面的。
许多男知青还扒货车回家，我只有一次扒车的经历。那天我和国鹰顺着铁路往上走，趁着一列货车爬坡慢行的机会爬了上去。上车还算顺利，但怎么下车呢？国鹰说火车到夏官营都要停车给机车加水，咱们正好下车。车到夏官营站，似乎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国鹰看了看信号灯说，糟了，火车要慢速通过，赶紧跳车，说完先把我的书包扔了下去。我顺着车厢外的扶梯下了两三级，眼睛一闭就跳了下去，踉跄地往前跑两步后一个大马趴摔到了路基上，两个手掌都擦破了皮。这时候火车停了下来，国鹰下车后淡淡的说一句，看错道岔了。
1977年春节过后，孟杭、张冀平、赵英、刘凯明四位在外地下乡的同学准备返乡，我和杨大庆提前去了兰州，大庆在兰空第二招待所弄到十张六十六次列车的硬座号。列车从兰州站开出后，没座位的人很多，我们俩人根本占不住十个座位，只好不断收缩战线，两个人加上两件大衣勉强地占住了六个座。车到夏官营后，我俩招呼他们赶紧上车，他们四个却在站台与送行的人一一告别，待他们上车之后，站台上已给出了开车信号，我又一次从车窗中跳了下去。
大学四年，我五次往返于兰州至大连之间。从夏官营到大连，不算在北京的中转用时，单是在火车上的时长就达五十六个小时。大学放假前火车站会去学校售票，一般都有座位，在北京中转则需排队签字。所谓签字，就是给中转车票上贴个座号。中转当天的列车一般都没座号了，第二天的列车有无座号也不一定。若想早点回家，就得签个无座号上车。这时候你要先买张站台票，想法提前检票进站，待列车刚打开门时抢先上去，占一个100号以后的座位。据说101号至108号八个座都留岀来不出售。我用过两次，都很幸运。
开车有了座位，心就安定了。可以看风景，可以吃盒饭，也可以和身边的旅客聊天侃大山。头一年回家时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位老哥，车刚驶离北京站就打开一个油纸包，里边是一只烧鸡。聊天中我知道老哥姓彭，去西宁出差，好像是去搞什么外调的。车到河南郑州时，他又去站台上买只烧鸡上来，还让我一起吃。我哪好意思啊。找个借口跑到车门处站着，看到他把烧鸡吃完才回来。老哥说道，你太客气了。我这次出差没买卧铺，给单位省了不少钱，我也多得了不少出差补助，能买好几只烧鸡呢。
回到家，我把乘车的经历说与了爸爸妈妈。返校时，爸爸给我带足了三个月的生活费，虽然不足百元，妈妈还是在我的棉袄里侧缝了个口袋，装好钱后又用两个别针别上。上火车前，妈妈又给了我五块钱，说馋了就自己买只烧鸡吃。那五块钱我一直攥在手里，每个大站都到站台溜达一圈，直到大连也没出手。只是在河南偃师站买了三个红皮鸡蛋。那蛋壳被染成粉红色，好看又好吃，三个鸡蛋要价两毛钱。
第二年寒假，我提前写信约定在石家庄农机厂工作的孟杭一起回夏官营。孟杭上车后，我们先是四个人挤三个座，后来他也找到了座。西安站下车的人多，我们俩有了靠窗的位置，面对面坐着。靠窗的位置真好，白天可以看光景，晚上可以多种姿式睡觉，那就是火车硬座中的天花板。车到宝鸡时，孟杭也去站台转一圈，捧了一个油纸包回来，哇，烧鸡！我惊呼一声，你真是孟地主。孟杭他还算不上地主，只是一个挣工资的人。孟杭退休后许多同学称其地主，我知道那与当年那只烧鸡毫无关系。记忆中那是我第一次在火车上吃烧鸡，孟杭请客。此前几年，人生第一次喝啤酒，也是孟杭请客。这两个第一次，我都记在了日记本上。
参加工作后，也经常乘火车出差，但像以前那样连续乘车几十个小时的情况没有了。既便是回兰州探亲，为了赶时间，也是先飞到西安再换乘火车。2006年，为了考察城市规划展览馆的建设，我和王斌、何斌两位同事一起去北京、上海、南京。行前我提出要求，全程坐火车。第一站到北京，去老前门火车站看北京馆。第二站到上海，去人民广场看上海馆。第三站到南京，吴翔同学来酒店看我，我们一起吃饭时，吴翔好奇的问你们都喜欢坐火车么。两个小伙伴趁机插言道，咱们乘飞机回大连吧，坐火车太费时了。
后来我坐过火车去牡丹江，看雪乡。去海拉尔，看草原，从乌鲁木齐坐到伊犁。再后来，高铁渐渐取代了绿皮车，上车没大行李了，车上人少了，座椅也舒适了。早年大连进北京需十九个小时，现在四个多小时就到了。但坐车的感觉也随之消失了。
以前坐火车人多拥挤也热闹，周围的人很快就熟悉了，唠几站地就知道对方的底细，聊个半宿就可能成为朋友。如今坐高铁，上车下车几个小时，你可能与邻座没有一句交流，宽敞的空间全被戒备占满了。
挺怀念以前那些扛行李挤火车的日子，怀念车上的盒饭、站台上的烧鸡和河南偃师一带的红皮鸡蛋。那时的我们好年轻，年轻真好。
周小兵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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