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母亲鲁瑞是个乡下姑娘，她的父亲发愤努力考中举人，有了点身份，鲁瑞嫁到城里的大户人家周氏新台门。
那时的周家，已是强弩之末，很多周氏子弟，考功名考不中，做工经商，抹不开面子，也不肯受那个累，整天抽大烟，坐吃山空，一个个灰头土脑，瘦骨嶙峋，无精打采。
鲁迅的一位族叔跟鲁迅弟弟周建人说：“我们周家的气数尽了，你看，台门里出来的人，一个个像败蓬时的钩头黄瓜。”这个比喻真是贴切得触目惊心。
周瑞的到来给周家带来久违的新鲜气息，她在一个濒海的村庄长大，村庄里水道纵横，民风质朴。在这里长大的鲁瑞，既有书香门第女儿的教养，又有农家女儿的健康活泼。
周瑞婚后不久，她的丈夫周伯宜考中秀才，再不久，她头胎生了个儿子，这是周家智兴房的长子长孙。消息传到京城里，在京城里做官的鲁迅祖父十分高兴，给孩子取名为周樟寿，希望长孙像樟树一样长大成材，寿高百年。
周樟寿就是周树人，后来的鲁迅，他是周家智兴房的长孙。
后来，鲁瑞又生三子一女，智兴房成为新台门最兴旺的一房。
1893年，鲁迅祖父周福清试图行贿浙江乡试主考官，事败入狱，判了斩监候，等待秋后处决。鲁迅父亲周伯宜受到牵连，被革去秀才功名。
周家新台门人心惶惶，鲁瑞心里也害怕，但她表面上仍然神色平静，她把大儿子二儿子送到乡下亲戚家避难，把丈夫考试用的考篮和考试复习资料收起来，以免丈夫看到，触景生情，心中悲伤。
屋漏偏逢连阴雨，鲁迅父亲在双重打击之下，像台门里那些不肖子弟一样，染上大烟瘾。这既增加了一笔不小开支，又让他的健康受到很大影响，他病倒了，开始吐血。
在鲁迅父亲生病的几年间，鲁迅母亲无微不至地照料他。人们说藕汁补血，她就每天早上起来给丈夫榨鲜藕汁喝，饭前总是给丈夫烫上一壶酒，给他买新鲜的水果和新鲜的鱼虾补身子，在窗下给他设了一张桌子，让他独自饮酒吃饭。
鲁迅父亲由于精神苦闷，经常莫名其妙发怒，无缘无故地把饭碗和酒杯从窗子里扔出去，摔得粉碎。
鲁迅母亲静静地站在一边，不恼怒，也不劝阻，她知道丈夫的怒火不发泄出来，对身体更不利。她总是等丈夫发泄完了，拿着扫帚把地上的饭菜碎片收拾了，柔声细语地问丈夫：“你还没有吃东西呢，肚饥了吧！你看吃点什么？是给你放一碗面，还是到东昌坊买一碗馄饨？”
鲁迅父亲心情平静了些，就说：“有冷饭，就烧口咸泡饭吧。”鲁迅母亲连忙去厨房，烧一碗热腾腾的菜泡饭给丈夫端来。
鲁迅父亲的病越来越重，鲁迅家里为了营救祖父，已经把田产卖了不少，房屋是祖宅，不能卖。鲁瑞只好拿出不大穿的衣服首饰，让长子鲁迅抱着到当铺里去典当，当出钱来，给丈夫请医抓药。
生活的窘迫，鲁瑞默默承受，从不向丈夫流露，更不向他抱怨。鲁瑞没日没夜细心地照顾丈夫，仍然回天乏术，九月的一个夜晚，鲁迅的父亲永远走了。年迈的婆婆、坐牢的公公、四个年幼的儿子、公公的小妾幼子，这一大群人的生活，就要鲁瑞一人承担了。
鲁瑞的儿子们已经没有条件像祖上那样走科举之路。长子鲁迅通过一位族叔的关系，到南京路矿学堂去读书。次子周作人到杭州陪伴坐牢的爷爷，后来进了南京水师学堂。
鲁瑞在丧夫不久，又承受丧子之痛。幼子周椿寿患小儿肺炎去世。热闹的一家人七零八落，只有三子周建人陪在她身边。
鲁迅就读的南京路矿学堂和周作人就读的水师学堂都是新式学堂，不收学费，还有生活补助。这种学堂是技校性质，毕业以后在路矿当工程师，在轮船上当管轮，台门子弟瞧不上这样的职业。鲁迅每次穿着学堂的制服回家，台门里的人总耻笑一番。
鲁瑞每天生活在台门里，人们的议论不会对她没压力。如果她死要面子，把儿子留在家里。鲁迅很可能像别的台门子弟那样染上烟瘾，一辈子颓废下去
鲁迅与弟弟周作人很争气，考上了去日本留学的官费留学生。鲁迅回国的时候，人们发现他剪了辫子，台门里炸了锅，人们纷纷指责鲁迅是周家的逆子，让鲁瑞管教管教儿子。
鲁瑞神色平静地说：他还来信让我剪发放足呢。人们一听鲁瑞要剪发放足更惊骇了。鲁瑞真的放了足。她把已经定型的脚泡在热水和醋中，泡软了，在脚趾间塞上棉花，把已经弯曲变形的脚趾尽量矫正过来。
鲁瑞的做法，在台门里引起惊涛骇浪，人们给她的脚起绰号“南池大扫帚”，说她要嫁外国鬼子。鲁瑞故意怄他们说：“这倒真是难说的呀。”注意时间，这时还不是民国，而是清朝末年！一个小城的家庭妇女放足，把两个儿子送到国外，是很有勇气与牺牲精神的。
鲁瑞唯一没舍得把三子周建人放走。周建人一边在县学堂读书，一边自学生物学，后来，他在家乡当上了小学校长，第一个月，他领了八块大洋薪水。当时，两三块大洋可以买150斤米，八块大洋买米够养活一家人。
周建人欣喜地把自己挣的第一份工资送给母亲。
鲁瑞没收，她歉疚地跟周建人说：“家里俭省一点，吃饭的米还有，你没读过什么书，你买点书，自修自修吧。”
她勉励儿子要多读书，她说她也在自修。鲁瑞跟那个时候的大部分女性一样没有上过学，在长子、次子去日本留学、三子到绍兴学堂读书以后，四十多岁的鲁瑞拿起书本，在家中自学。
周建人告诉母亲，他买书花不了这么多钱，鲁瑞仍然没收，而是让周建人给继祖母蒋氏两块钱当零花钱。
1919年，鲁瑞跟着儿子来到北京居住。
她很快适应了环境，她穿上旗袍，戴上眼镜，出门打着洋伞，成为一位时尚的老太太。通过十几年自学，六十岁的鲁瑞已经达到能够轻松自如看小说、看报纸的程度，她经常让儿子鲁迅给她买小说看，还喜欢看报纸，每天的报纸总是鲁迅还没看，她就抢过来看。看完她就发表意见，比她的儿子还激进，有时鲁迅都笑她，
鲁瑞对新鲜事物保持着浓厚兴趣。
七十多岁的时候，见年轻女性剪发，她也跟着剪发，见年轻女性织毛线，她也买来毛线，学着织毛线，每天从早到晚，拆了织，织了拆，终于能把很复杂的花样也织了出来。
鲁瑞晚年的烦心事不少，她的长子鲁迅与次子周作人闹翻，两兄弟老死不相往来。鲁瑞毅然站在大儿子鲁迅一边，她跟着鲁迅搬出八道湾11号大宅，住到西三条一座小四合院中。
鲁迅南下上海，与许广平组成家庭，周瑞就与鲁迅原配朱安生活在一起，两人名为婆媳，实同母女。
1936年，鲁迅在上海病逝，这对年迈的鲁瑞来说是致命打击，她坚强地挺住了，没怎么流泪，但是，她的腿痛得走不了路了。后来，她见人们都在悼念鲁迅，欣慰地说：“还好，这样子，儿子死得也不太冤枉。”
鲁迅去世以后，鲁瑞与朱安的生活全靠许广平接济，赶上物质飞涨，时局不安，她不肯向近在身边的儿子周作人要钱，而是写信向许广平索要。有人说她偏心，其实这可能是她刻意与亲近日本人的次子保持距离。直到与许广平断了音讯，她才不得不向次子周作人伸手求援。
鲁瑞去世时86岁，直到生命临终，她仍然清醒，她让周作人保证在她死后，仍然给朱安提供生活费，她只能用这种方式表达对朱安的歉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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