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说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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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说春官

文/康桥

每逢春节，我总会想起老家过年时的一些习俗，因为这些习俗是在我记性最好的年月经历过的，所以，此生恐怕是忘不了了。

今天，我要说的是这些习俗当中的一个——“春官”。“春官”是在西北地区尤其是甘肃陇东农村春节期间流行的一种 “迎春”“报春”活动的游戏形式。在我的老家叫“说春官”。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休整了一个冬天的人们，在过年时总会想尽一切办法组织一些娱乐活动，以弥补漫漫长冬不事农活而带来的身心上的空闲，其中，“社火”是必不可少的一种老少咸宜的娱乐形式。因为，办社火比较复杂，需要耗费一些人力和财力，所以，社火不是年年都能办的，而是隔年或几年办一次。这样一来，社火就成了小孩子们过年时的一种期待，就像期待过年时穿件新衣裳；就像期待三十晚上大人们多给点压岁钱；就像期待牵着父母的手走亲访友能吃点好吃的一样。

我要说的春官，总是和社火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有社火必要有春官；有春官社火才会有看头。

春官的名称最早见于《周礼》。根据史书记载，古时的春官原是一种负责农务或传授耕种技术的官职。因为农耕时代，有效耕种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唯一途径，但由于传播工具单一稀少，在每年打春（立春）之际，就要由官府派出专门的人员，靠一张嘴、两条腿，游村串户，传播耕种常识。所到之处，口口相授，深受百姓欢迎。因为他们的活动都是在春天来临之时开展的，故称之为“春官”。

后来，随着朝代的更替，各朝各代的春官职责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范围的“官宣”必定有限，这时，民间春官就应运而生。一些善言会唱的村民就主动充当起春官，游走于那些“官宣”不到的村庄，填补了“官宣”的空白。

春官唱念作打的“台词”在行内叫作春诗，先是以传播农时农务农技、人情礼仪规矩为主要内容，后来发展成烘托气氛、褒扬功德、祝福纳祥、借景抒情的内容。之所以把春官的说词说成是“诗”，是因为这种说词一般都是五言或七言一句，每说必成四句或八句，套用格律诗的样式，相当于律诗。虽然，格律没有律诗那么讲究，但一般最后一个字都能押韵，说起来朗朗上口，听起来随心入耳。

当然，与严格意义上的春官相比，现在的春官早已失去了本来的作用，演变成为一种单纯的娱乐形式，为的就是给社火增添一点文化的影子而已。但是，春官之于社火还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看社火的人大多是冲着春官而去的。谁家社火办得好，谁家不好，春官是一个评价的“硬”指标。

在老百姓的心目中，说春官的人都是能说会道之人。但是，在农村，尤其是较为偏僻的农村，这种人毕竟还是少数，所以，说春官的人一般在事前都要做些功课。一是有祖传“秘方”的，会将上辈人传下来的春诗背记在心，只待现场发挥就行了；二是初出茅庐者，会在平时搜集一些春诗作为库存，然后再经加工融入一些自己的元素，再等现场灵活运用就是；三是一些老年高手，苦于后继无人不得不再披“战袍”的，完全凭借老底子，说词虽无新意，但应付几个场合倒能游刃有余。

春官这活，也不是人人都会干的，而且也不是谁想干就能当干好的。十八般武艺，行行都有传承流派，春官这个行当也不例外。

记忆中，小时候年年看社火，但挑来换去，说春官的每次都是那么两个人。心想，也不能老让这几个人把持着这个饭碗不放吧，因此，仗着背过几句唐诗宋词的我，也想一展身手，但竟被拒之于门外，理由是咱没那个“资格”。

在城镇化热兴起后，老家和我同龄的兄弟姊妹们大多都为了孩子和生计进了城，农村过年便没那么热闹了。近年来，新农村建设使得人们休闲娱乐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最能凝聚人气的还是社火。

时隔多年再回家看社火，发现说春官的都变成了年轻人，问起是谁家后人，说是老春官的儿子、孙子，不由得你不感慨：将门出虎子，上场父子兵啊！

印象中，经典的春官是头带礼帽、眼戴墨镜、身穿长袍、手持羽扇，走在社火队的最前面。社火队所经之处，不管是商店、餐馆，还是单位、农家，主人都会热情接待，在门前小桌上摆放上各种吃食、香烟、好酒以及鞭炮等；有的出手大方的老板还会给春官披上一个大红被面以期生意兴隆；有的殷实人家更会迎进家门好生招待，以求平安吉祥。

现在，提倡年轻人回乡创业，乡村文化、民间文艺有了新的舞台和粉丝关注，乡土艺术会迎来新的春天。自然，春官也会有用武之地的。

我期待着春官能够继续有人扮演；我更加怀念春官带给我的乡土记忆！

作者简介：张强（康桥），男。依崆峒山，傍泾河水。生桫椤塬，学哈尔滨。年逾五十，历经风霜。出身医科，偏爱诗文。弄情笔墨，习修武学。“兰马”拥趸，万步有约。运动达人，健康桥梁。曾在《散文选刊》《家乡》《飞天》《甘肃日报》《平凉日报》《甘肃农民报》等媒体发表散文数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