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完成了立己这一步以后，进一步的达人是先推到家庭，在进一步的达人也就是推到国家，因此国家也是儒家的人文社会中很重要的一环，那么自然如何治理国家也成为了每一个儒者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因为儒家就是要入世，要达人的。
可是根据论语的记载，我们会发现孔子所创立的仁政，好像并不是容易实现的。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齐国是孔子曾抱有希望的一个国家，他希望能够在这里推行自己的仁政（原因是因为在鲁国受阻），结果却是齐景公最开始非常看好孔子，可是到了后来越来越不认可孔子的观点，最后找了个借口说自己老了，孔子也发现自己不可能在齐国继续有何作为，于是就离开了齐国。
那么为什么齐君会发生如此大的态度的转变呢？因为他最开始认同孔子的观点，其实并不是认可孔子以德治国的观点，而是认可孔子想要恢复人伦社会的观点，并且从本质上讲，他之所以认同要恢复人伦社会也只是为了自己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准确说是能够保护住自己现有的利益“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而到了后来之所以他会不再认可孔子的观点，实际上和他当时身边的大臣晏婴有关，这位仁兄认为孔子的仁政没有很高的时效性，不能使齐国快速的强大，这么一看就是瞎搞，还搞了一大堆繁文缛节的礼乐，对于齐国的强大没有任何好处。
可见晏婴很明显是站在齐国的角度考虑问题的，很明显是一个忠诚的大臣，他并不是怕孔子来到以后争夺自己的地位，而是怕孔子来到并不能使齐国变强，那么如果如此忠诚的大臣都不肯重用孔子的观点，那么又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真正推行孔子的仁政？
从本质上孔子的观点就是难以实现的，可以从他自己说过的一段话中看出。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子曰，道千盛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第1段话是孔子认为统治者应该领导人民的方式，那就是要用道德去引导，要用礼乐去约束，如果用政治来引导，用刑罚来约束，那么民众只会盲目的遵从法律，而没有自己内心中的羞耻。
第2段话是孔子对于统治者的要求，他认为统治者就应该敬事，而且讲信用要爱人民，并且要使用人民在合适的时间。
统治者想要做到讲信用和爱人民已经比较难了，并且还要在适当的时候适用人民（比如说想要建立一些水利工程，不要在秋收的时候建，而是要等冬天农活都忙完了之后再去），这实际上就是想让统治者自我约束自己的权利，这现实吗？这很明显不现实。
当时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如此有气势的国君，如此强大权力的国君怎么可能会为了百姓们或者说为了推行仁政而自我约束自己的权利呢？并且就算国君想要约束权力，那他是否能做到也是一个大问题。
可见孔子的仁政从本质上是有一定问题的，不管是对于人民的要求和君王的要求都太高了。
从本质上我认为是孔子，把道统和政统贴得太近，并且认可君主专制这两个问题导致了他的认证是不可推行下去的。
首先就是君主专制的问题，因为君主专制导致军权的权利是无限大的，有一句话说，权力带来腐败，绝对权力带来绝对腐败，放在古代并不为过，想要让君王自我约束，这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到了近代便成了权力互相制约，这实际上仍然是通过政治的手段约束，而并不是通过道德的手段来约束的，因此不管放在古代还是近代，想要用道德的手段来约束政客是不可能的，最好的方法是用法律来约束政客的权力，可是孔子把道统和政统实在贴得太近了，因此他的观点也是无法被实现的了。
可以说孔子想要用以德治国的方法去治理国家，其实就是一个像柏拉图一样的理想国，看似很美好，可是在实际中是并不容易被实现的，甚至可以说就是一个乌托邦。
因此要改善孔子的政治思想，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把政统和道统拉远一点，该讲道德的时候我们就讲道德，而该讲法律（理性）的时候我们就去讲理性。
如果有一个人在很饿，该吃饭的时候认为也许自己吃饭的行为可能会把植物、动物弄疼，认为他们也是生命和自己的地位平等那我一定认为这个人可能有什么问题。
这个人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在本来该讲本能的时候，把情感和理性混淆了进去。
那么在本该想理性的时候，如果再把德性混淆进去，那我认为这个人的观点也该被改善。
那么难道德治就一无是处？很明显并不是这样的。如果真的像司马迁说的一样，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那我相信这个社会也一定不会很太平，弱者的权利也一定不会得到保障。因此道德不能当做底线，可是也并不能被废除。
并且人类是人类并不是动物，因此人类和明星也是高贵的，那么如果我们只是一直被自己的理性控制着为了利益而奔走或者被法律限制，那么你又如何能够真正显现出自己人之为人的高贵呢？而道德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显示出自己的高贵，而并不是像小狗一样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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