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右脑不在家

你的右脑不在家

我们说自由是什么？

自由不仅仅指拆掉我们自己的束缚，

还要让他人舒服地存在。

这才是真自由！

如果只对自己自由，

那是对自由的霸王硬上弓！

对人、对史均是如此！

1.

早上，中雨，上班路上。

雨刷器不停地扫着，

前面的世界一会儿朦胧一会儿真实。

这是一个寻常的上班日。

前面的车突然一个急刹车，

我的车头就毫无悬念地撞了上去，

追尾，全责。

交警、保险公司的人分批来过之后，

我的头发湿哒哒的，

在雨中瑟瑟发抖，

像落水的鹌鹑，

等着快速处理点出定损单。

这是我第一次面临这种事故处理。

朋友们的微信都是“人呢？”“人没事就好。”

别和我谈什么镇定，

打好电话安心走保险之类的话，

那一刻我在干什么？

我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

我努力收集着交警、保险提供的信息，

希望客观判断情况，有选择地出险。

尽管我有些手忙脚乱，

尽管我认为自己最好再和交警把情况描述地清楚一点。

3个小时之后，

当我坐在办公室里，

喝上一口热水之后，

我突然安静下来了。

再翻翻看那些微信，“人没事就好。”“走保险，浪费点时间而已。”

觉得还真是这个道理，

我没事，我现在好好地回复着微信，喝着热水。

甚至窗外的雨也和我没什么关系了。

我一边擦着头发，

一边开始复盘我刚刚的表现，

觉得糟透了，

我甚至觉得那个优雅的人怎么会和交警纠缠着一个无需争论的结果——全责；

那个有条不紊的人怎么会手忙脚乱地不知道拨打什么电话，傻呆呆地淋了一会雨。

即便这样，我的复盘还是无法精准到当下，

因为我喝着热水，

回忆那个被打湿毛的鹌鹑，甚至想不起来当时我用了多高的声调在说话。

撞车，对于我而言，

是3小时之前的事情了。

那是我的“历史”，

当然，还是冒着热乎劲儿的，

但是我的复盘已经不够精确，

我转回头看那个时候的我，慢慢变为开始批判了。

这就是短短的3小时，

我对待这件事件的态度已经转变了，我不再觉得我尽量很冷静了，而是觉得当下很蠢！

甚至可能多年后我提到这件事，只会记得蠢。

我现在端着热水可以说，

我成熟了，

我更有经验了，

我会处理地更好。

但是问题是，

我是不可能带着现在的经验值回去打怪兽的，

我永远不可能“有经验”地处理3小时前的撞车了。

2.

这件小事让我觉得有点意思了，

想到最近看罗胖的《成大事者不纠结》里的一个故事。

他说，我们现在隔着100多年当然可以评价李鸿章，

说他卖国、不懂事。

他死了两个月后，梁启超写了著名的《李鸿章传》，

里面有三句话：“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啥意思呢？

就是说李鸿章很有才能，但是可惜他的见识不够。

没错，现在回头看那段历史，谁都知道当时只要改革、维新就能富强，

当时谁不想富国强兵呢？

不是说造舰、造炮、建工厂之后，国家马上就繁荣了。

说李鸿章见识不够的梁启超，

在民国时期也当过司法总长、财政总长，却干的一塌糊涂。

我们的大脑分为左右两个半脑，

左脑是“男性脑”，负责理性、逻辑等处理，

右脑是“女性脑”，负责情感、创造等处理。

当我们用现在的标准去衡量历史人物的行为，

相当于只用左脑看问题。

因为我们忽略了当下具体情境中情绪、状态带给的影响，

我们忽略了当下的困难。

我们觉得自己很牛掰，

高举自己的理性大旗，

对当下的历史人物说：你真low。

就好像我们睁开两只眼睛，

用笔在纸的中心画一个点；

然后闭上一只眼睛，

用笔在另外一张同样大小的纸的中心画一个点，

你会发现当两张纸完全重合的时候，

两个点是没有重合的。

还是说回李鸿章的故事。

当时湖南巡抚陈宝箴当年给朝廷上表，

说：“李鸿章可杀，这我同意，但是我的理由跟别人不一样——他明明知道打不过，为什么不说呢？

即使说了也没大声说，应该死乞白赖、满地打滚地说。

他如果以死去力争，十之七八可回圣听。”

就是说李鸿章应该抱着光绪皇帝的大腿，

哭着喊着“您就听老臣的吧。不听的话我就死给你看，不听的话我就要抹脖子上吊了，我就死在您面前。”

这样没准儿光绪皇帝就听李鸿章的话了。

这句话现在听着有道理，

但是李鸿章作为臣子能这样办吗？

他已经说了打不过，不能打。

朝廷非要打，下决心打，非打不可。

于是李鸿章只能承担责任，拼命去打。

陈宝箴作为一个局外人和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对他横加指责，

这就是把右边的脑子放出去撒欢去了，

没有道理，太不公平！

3．

那我们应该秉持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历史呢？

我觉得作为局外人，千万不要轻易评价局内人。

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我们的认知不够，

轻易评价的过程中反而会让自己变成井底之蛙。

北宋时期苏东坡在王安石家中做客。

苏东坡看见王安石的书桌上有一首没写完的诗，

只有头两句：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

苏东坡一看，这王丞相糊涂了吧。

西风（秋风）来了，一吹黄花（菊花），怎么可能花瓣掉满地（满地金）呢？

菊花一般花瓣是不会掉落的，

枯萎了也是枝头立着。

苏东坡拿起笔，

续上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

这明显是和王安石叫板了，

告诉王安石，

菊花不会落花瓣，多长点常识吧，自己琢磨去吧。

王安石回头一看，

苏东坡居然被讥笑老夫目光短浅。

一生气，一跺脚，把秘书叫来，

让苏东坡去湖北黄州吧。

苏东坡干了一年之后，

在招待《河东狮吼》中的陈季常去后花园喝酒的时候，

恰好赶上秋天菊花盛开，

这一看不要紧，

黄州的菊花居然真是风一吹菊花花瓣落满地。

苏东波这下傻眼了，丢人呐，敢情自己该涨涨常识了！

再来说说第二点。

二是历史的复杂性，往往是局外人很难想象的。

李鸿章活着的时候，有两顶帽子扣在脑袋上：汉奸和误国权臣。

说他汉奸，是因为《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都是他主张签订的。

但是当年打甲午战争的时候，

他说不能打。

光绪皇帝偏偏要打，

结果打输了，李鸿章还被拔去三眼花翎。

你说他冤不冤？

我说你斗不过那个恶霸，

你非要撩骚，

你看着我被暴揍了一顿，

完了还说我没发挥好。

和日本人签订《辛丑条约》的时候，

是当时慈禧太后带着端郡王跟义和团在北京胡闹，

李鸿章在南方当两广总督。

慈溪太后发现闹的有点不成样子，

就带着光绪上高速跑路了。

一封电报召唤李鸿章把烂摊子收拾了。

80多岁的李鸿章颤颤巍巍赶到北京。

签订《马关条约》的时候还遇刺，

带着一脸血出现了谈判现场，

日本人在谈判条件上稍稍做了让步。

你说，他是汉奸，这公平吗？

所以说站在局外人的角度，

如果我们要去评价一个局内人的表现，

而我们又不能做到深入决策者面对的具体环境和制约条件，

只是根据那些抽象的原则，

占据道德制高点，大而无当的进行“评价”，

可以说毫无价值。

对于今天的我们，

对待历史应该更像看一个个故事，

让它展现出来，就好。

清朝末年一件比较著名的事情就是修铁路。

1875年，李鸿章向朝廷提出修铁路，朝廷说想法很好，谁主持呢？李鸿章看太后都不敢支持，就真的算了。

搁在现在，我们肯定觉得修铁路多好的事情，怎么就不知道坚持，迂腐！

1880年，李鸿章又提出修铁路，这次老太后稍稍松了点口风，李鸿章偷偷摸摸地上马。

可是面对大家说害怕火车头呜呜呜的叫声，觉得害怕，

李鸿章竟然说我们不要火车头，就铺铁轨，让驴拉。

火车让驴拉？你一定觉得很滑稽。

李鸿章后来才慢慢公关，让火车装上了火车头。

前前后后又过去几个月了。

你一定要说，早干嘛不解释清楚，迂回、没魄力，耽误时间。

但是你要知道，在当时那个封建思想下，

如果李鸿章不是日拱一卒，

老封建们在火车还没呜呜叫的时候就卧在地上，抵制修铁路了。

局内人不管多聪明，

有时候都有不得不放弃外面看起来的最优选择，而只能追求次优选择；

有的时候，甚至连次优选择也保不住，只能去避免更差的选择。

所以总结一下，看待历史这样的故事，

我们每个人的感触肯定不同，

只要做到看完故事，闭嘴就是对历史最大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