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伦·坡在其小说被窃的信中讲了这么个故事：王后正在看一封情书的时候，国王进来了。王后急中生智地把信平摊在桌子上最显眼的地方。果然，国王没有注意到那封信。但王后的惊慌被大臣看出来了，大臣当着王后的面，拿走了桌子上的信。王后眼睁睁看着这一幕，却不敢动声色。只好事后派警长去大臣家搜查那封信。可警长搜查许久，一无所获。只好求助于侦探杜邦。杜邦来到大臣家，很快发现信就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只是换了信封而已。于是使用掉包计取走了信，就这样，信又回到了王后的手中。
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家拉康用精神分析的眼光对这个故事进行了全新的解读，拉康认为，被窃的信是一个迁徙中的“能指”，在不同的主体间游走着，牵动着相关主体的欲望，从而让主体乖乖地听命于这个含义不明朗的东西。这封信到底是什么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迁徙的方式才是它的意义之所在。在这个故事中，侦探杜邦是最能洞悉这个秘密的人，他从这个“修辞的位移”中，发现了“文本间所敞现的意义”。
被窃的信的迁徙令人联想到了“福音”的传播。“福音”就象那封信一样地在主体间迁徙着。福音本身是什么在很大意义上被传它的人遗忘了，人们沉浸在传福音的过程所呈现的意义中，并按照自己的欲望不断添加与重建着一个为自己所理解的“福音”。也就是说，“福音”并不是问题的焦点，焦点是传播行为本身。
为什么说“福音”本身并不是问题的焦点呢？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可以体验到，当我们被什么人传了“福音”后，感觉到的是所谓“福音”只是一套程式化的大同小异的说法而已，当你对这“福音”的意义意欲有所追问时，得到的回答往往是“去看《圣经》就知道了”之类的遁词；得到的态度往往是来自高高在上的对方的某种不屑的眼神，仿佛说：“你太无知了”。只要稍微对人类的心理有所认识，我们就不难发现，让很多“传福音”者兴奋的焦点与其说是福音，不如说是人自认为掌握了什么惊世秘密时所流露出的权力满足感。换言之，“福音”之于它的“拥有”者而言，更象是一条想象中的权杖，有了它，就可以指挥一切。
那么，传播行为本身有何以成为令人兴奋的焦点、以至于福音本身的意义在这一兴奋中成了盲点呢？
再回到那封信的故事上来。拉康认为，那封被窃的信之于王后，就是她的phallus（象征性阳具）。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路易·伊利加雷在《不是性别的性别》一书中说：“女人不是长有阴道的人，而是没有阳具的人”。这句听起来很耸动的话从侧面揭示了一个真理，人如果不拥有什么的话，就会到象征的世界里取抓住那个其不拥有的东西。对于拉康所解读的那个王后而言，信及其所掩盖的秘密标志着她作为主体的欲望的缺失（犹如阳具的缺失）以及她在一个外在于她的地方（也就是那封信，也即“能指”）得以建构其存在的场所。信及其所掩盖的秘密是一个可以填补其空洞的主体的东西，信及其所掩盖的秘密犹如一个阳具，有了它，主体仿佛不再是个游移不定的空洞，而是仿佛获得了了某种指向性。信所掩藏的秘密犹如一条权杖，它赋予了人仿佛拥有一切的虚幻的充实感与意义感。然而秘密不被某种程度的泄露就失去了保守秘密者的价值。当秘密被某种程度上泄露时，秘密成了他者欲望的焦点，并且，在这秘密被不断追逐、被不断被添加内容并不断被神秘化之际，秘密的保有者的存在感升值了。那被传递的秘密仿佛就是保有者的“阳具”，有了它，就可以指挥一切。
然而，也就是在这被他者欲望的过程中，主体走向了异化之路。
信及其所掩盖的秘密（能指）一旦被交出，便在被追逐的过程中走向越来越远离主体的地方，也就是说，它漂浮开去，不再为主体所完全操控了。而它又是空洞的主体唯一得以寄托其存在的东西，这就牵动着主体不得不在远离自己的地方体验着自身，从而更加空洞化。主体就这样在“能指的链条”上越走越越远，越来越不认识自己。倘若没有象“侦探杜邦”那样的能洞悉能指运动的奥秘的精神分析家的帮忙，则那封“信”所承载的王后的主体性将永远不可能回归到原来的位置。
“福音”之于传教者与“信”之于王后在心理结构上有着同样的意义。在传“福音”的过程中，传教者仿佛拥有了“phallus”（象征性阳具）。他/她借此为自己那空洞的主体找到了指向性。然而由于这“phallus”只能在传播中才能被他者欲望，从而给予主体以意义感，而这被叫做“福音”的阳具能指一旦被交出去便不再全然属于主体，于是乎，主体在拥有它的同时，就注定要在远离自身的别处去体验自身。就这样，主体在乘坐着phallus/能指的漂浮旅程中，与自身永远失之交臂了。近来发生在阿富汗的韩国人质事件恰好证明了“传福音”是怎样自我异化的：由于韩国教会间在“传福音”问题上的恶性竞争，“传福音”的决定权已经不在传教者的手中。为了他者的期许，冒险成了不可避免的事。“福音”在这里不再是给人带来自由的东西，相反，他带来了捆绑。
如上所述，被传的作为能指的“福音”之于传教者不过是主体试图拥有的“phallus”（象征性阳具）。但这并不是说作为所指福音就是“phallus”。作为所指的福音更象是拉康所说的“物”——— 一个绝对不可思议的存在，它处于语言所打开的世界之外。用耶稣的话来说，是人“担当不了”的。然而耶稣又试图传递出它的信息。怎么办？耶稣使用了人类所能承受的一个最大的隐喻———被钉十字架。这个最大的隐喻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主体在漂浮的能指的链条上（也就是所谓“弯曲的世代”）与自身相会的可能性是没有的。主体与自身相会的唯一可能性就是给能指链条“打开缺口”，也就是在止息于“死”的地方窥见能指骗局的秘密。正如侦探杜邦窥见了王后与大臣使用的是同一种瞒天过海之计从而将计就计地给瞒天过海划上了休止符，耶稣用“死”瞒天过海地给“生”的迷局打开了缺口，从而把“生”引向了它的起点（也就是所谓“象小孩子一样”）。
可惜的是，这个人类所能承受的最大的隐喻并不能被大多数人理解。甚至传达这个隐喻的基督教也在传达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偷偷地把所指的福音变成了能指的“福音”、把人的主体又偷偷拉回到能指的迷局中、把“物”又变成了“phallus”。就这样，“十字架落了空”，被伪装成“福音”的“phallus”继续指挥着主体在远离自身的地方漂浮着。
我绝不是说，这样是不正常的。相反，这恰恰是“正常”的，因为，这就是人性。人性必然是反十字架的。因为人性承受不了十字架所打开的真相，这个真相会击垮我们这些只能在“语言”的国度栖居的居民，我们必须小心地维护“语言”这个“神经症堡垒”，尽管我们饱受它的欺骗。
当然也有无视“担当不了”的现实，敢于冲破“语言”的藩篱，而直接进入到“物”的真相世界中的人。他们拒绝拥有“phallus”并拒绝乘坐它走向远离自身的地方；他们拒绝被语言所“阉割”从而披戴上象征性的阳具、并在一个被他者欲望从而被他者指挥的能指的世界里象无头苍蝇般瞎撞；他们真的用“小孩子”的方式与这个“弯曲的世界”相处着。然而，在这个“弯曲的世界”里，他们是不被“正常”的人们容忍的。他们唯一的去处，就是精神病院。
所以，更多的人还是愿意在“能指的链条”上呆着，并跟随着那象征性阳具的指挥棒，漂向永远与自身失之交臂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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