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北麓，有一片叫关中的沃野，也叫八百里秦川，关中人的母亲河——渭河，一路自西向东奔流而去。在渭河的两岸，滋润着成片肥沃的土地，我们村就在渭河边上，我们村的人习惯把渭河北岸称为河北，我想渭河北岸的人可能也会把我们叫做河南，当然此河北河南非那个河北河南。河南的人，离渭河比较远的也会习惯把我们这些河岸上的娃叫“滩娃儿”，我想这可能把离山住的近的娃叫“山娃儿”是一个道理吧。
滩娃儿朴实。小时候家里地多娃多，家里人一年到头都在地里头忙活，因为家里种的东西，吃的用的基本都能从地里头刨腾出来，也就很少上集，每年只有到了过年过会的时候，大人才把我们姊妹几个带去耍一下，买些衣服穿戴啥的。其实大部分都是我妈买的花花布给我们量身定做，一边做一边嘴里头念叨：咱家娃多，都是从地里头刨钱，吃饱穿暖就行了，好好念书，将来做个城里人。我们也不讲究，几乎整个村里的娃们穿的都差不多，花布鞋，花袜子，花袄袄，因为大多都是哪个滩娃儿她妈一起裁剪的，能不一样么？上了中学，我特别感谢学校有校服可以穿，那种当时时兴的运动衣样子，加上几条白道道，配上我妈给我做的白底黑面板鞋，别提多好看了。初中三年我们这些滩娃儿们也几乎没有买过衣服，夏天穿，即晒即穿；到了冬天，衣服干不了，就把婆的大炕烧热，把衣服铺到炕上炕，校服上的水分蒸发，热气直冒，干透穿上，几个滩娃儿一约，背上锅盔，带上油泼辣子萝卜干，有说有笑的住校去了，哪怕是初三那年，校服的胳膊肘，屁股，膝盖被磨的发了白，有了窟窿，我妈给我补了补，照样穿着上学。
滩娃儿很皮实。小时候，就是因为离河近，一到节假日，寒暑假，除了帮大人种地收获，河滩就是我们滩娃儿的乐园。河滩的沙土地特别适合种红芋，每年到了收红芋的时候，垃蔓的活基本就是我的，右手拿个镰刀，左手拽蔓，给我爸挖红芋把地方誊好。农活费劲费力，不出一会儿，衣服已经被汗水打湿，滚珠子一样的汗珠珠从从头发跟一点一点汇集，到了脸蛋子已经成了一股股一流，顺溜而下到了下巴，一泻就到了拽起的红芋蔓，沙土地上了。挖完装车，半袋子红芋，我妈捎给我搭个手，半个转身，袋子就已经到了肩头了，一手叉腰，一手抓住袋口，步子麻利的就给车边头走，就是在给地头走的间隙，也不忘抓一把土，跟村里的滩娃儿们打个“土仗”。最有意思的是干完活中午吃饭的时候，“娟娃”，“歪女儿”，“燕子”，滩娃儿们撕着嗓子喊自己的玩伴，一只手攥着妈给卷好的萝卜干卷煎饼，一只手拍打着自己沾满土的屁股蛋子像箭一样的飞跑着，人影过后，尘土飞扬，我们三下五除二的吞咽完自己的煎饼，钻进河滩的草丛里寻找猎物。这个时候也是河滩鹌鹑最多的时候，我们小心翼翼的扒着草丛，大气都不敢出，专捡浓密的草窝最低的地方，因为那里可能是鹌鹑们的藏身之所，一点点的扒开一捋捋的草，只听草丛中传来嗖嗖的声音，我们就知道我们可能有收获，功夫不负有心人，等最后的那缕草扒开，一窝白花花的鹌鹑蛋出现在了我们面前，我们兴奋的跳了起来，用手帕包着鹌鹑蛋，去向大人们炫耀我们的战利品，又开始下午的农活忙碌。
后来工作了，花花袄也换了样式了，可是骨子里的皮实确实一点都没变，刚参加工作那会儿，电子办公还很少，只要逢学校检查，手写总结，自己设计封面，加班补资料，学校领导随叫随到，熬上几个通宵，从不叫苦叫累。后来当了校长了，有一次下大暴雨，学校的排水管不通，导致雨水倒灌至学校教学楼底下的墙缝子里头，大家等雨停了叫人来修，我随口说学生的安全为大，这活咱也能干，我脱掉高跟鞋，挽起袖子，手伸进管道，把淤泥杂物一点点往出掏，一股股腥臭味扑面而来，白白的胳膊被腥臭的淤泥沾满了，学校的“滩娃儿”老师，“山娃儿”老师，保安看到我那个样子，也都一个个挽袖子，脱鞋子，掏淤泥，大雨几下子就打湿了我们的衣服，汗水和雨水混在一起从脸颊往下流，经过大家的努力，排水终于畅通，一群群孩子们争先恐后给老师们递来纸巾，提鞋子，我想这也是最好的教育。
这次新冠疫情又一次在我们渭河滩边肆意妄为，鄠邑区的十字路口，村街站点，小区学校，到处都是“滩娃儿”，“山娃儿” 的影子，他们没有被疫情吓住，始终坚守着大家好，我才好，国家安，我才安的初心，坚守在属于“滩娃们”的“田间地头”，守护着家乡的安宁。可能不管我们走多远，我们记着，无论我们在哪里，走多远，都没有忘了滩娃儿的本性，我们都是渭河水走喂大的娃，是渭河滩边永远的子孙……
（作者简介：刘 娟，笔名：关中女子，鄠邑区作家协会会员，小学语文教师，喜欢乡土文学创作，其作品《搅团》、《一把雨伞》、《烧炕》等在《金鄠视野》发表，《香椿芽儿》发表于学习强国三秦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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