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在文章里多次指出中国人对斑马线的漠视。“一个国家和他的人民，是不是拥有深度的文化和高度的文明，不能看他们的书，而要看他们的行为，尤其要看他们的礼仪。”“夫斑马线本是无情之物，画在美利坚的道路上，却发出神圣不可侵犯的光芒。”
读起这些文章时，不免感到羞愧。我几乎每天都会过马路，而有几次能做到沿斑马线走呢？我甚至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应该沿斑马线走。好，现在，当我再过马路时我开始循规蹈矩地沿斑马线走，但是周围人的依然我行我素，我问自己，我的行为对这个社会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吗？归根结底，在我们的社会理念中，从来没有把斑马线上升到一种神圣的地位。我们学着西方照搬了一套交通规则，但是骨子里，我们没有重视这个规则，没有遵守这个规则的习惯。所以中国的红绿灯要靠电子眼来约束人的行为。我们照搬了西方的排队习惯，然而效果如何呢？将一个遵守排队习惯的人放到一群不排队的人里，结果是本来排队的人也只能学着一窝蜂往前挤。中国人对社会秩序的漠视源于对社会道德的漠视。这是中国人对道德的无所畏。
上次去三峡，参观丰都鬼城时，对其中的一块碎碑印象特别深刻。碑文为：“忿激莫兴讼，饥寒不作贼，淫为万恶首，孝乃百行先”。这个碑被称为劝诫碑，告诉人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此碑结合鬼城的阴槽地府的主题，起到了较强烈的警示作用。可以说，中国古代的阴槽地狱理念在道德和法律管不到的领域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人出于信仰也好，出于无知也罢，在这些理论的教化下有所畏，有所畏则不敢行恶。然而，二十一世纪的国人，摆脱了“无知”，也丢掉了“信仰”，变得无所畏。无所畏则无所不为。无所畏之人的所做所为，打开新闻天天都能看到，不用我列举了大家都能想到一二三四五来。
有时候我也会做无所畏之事。一次在宿迁交行取钱，开车临走时几个民工模样的人上来敲我车窗。我按下车窗，其中一个人向我解释：他们从徐州过来，找宿迁这边包工的老板要钱，老板不在，没要到钱，让我给点钱买馍吃。我冷冷地听他们说完，冷漠地关车窗，一言不发却走了。与我表面的冷漠截然不同的是，我内心在短时间里想了很多事情。我心里知道他们不是骗子，我听了他们的话之后也特别心酸，甚至在我车子走出五米之后脑子里的另一个声音差点让我退回去给他们一些钱，但是，我就那样冷漠地走掉了。我开始怀疑自己已经丧失了善良的细胞，同时我也受到了严重的惩罚，我为我的冷漠内疚了好几天。
我们的社会需要有所畏。当内心有所谓的时候，即使没有电子眼，我们也会按红绿灯信号走；当有所畏时，我们做坏事有要想会不会受到报应；当有所畏的时候，我们见到需要帮助的人而未施以援手，良心就会受到拷问。
(2011-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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