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认为纷纷扰扰的民族独立运动—车臣、苏格兰、加泰罗尼亚、库尔德等等—是他人的热剧，与我们没有干系，但“东突独”、“藏独”两股分裂势力的骇人活动，使国人突然感觉到了身边的不稳定。我们和睦的大家庭怎么会出现了民族问题？他们可是一直在享受着让汉人早已嫉妒的优惠政策啊！爱因斯坦说“民族主义是一种儿童病，是人类的麻疹。”、“倘若民族主义的愤怒情绪进一步将我们吞没，我们就注定要灭亡。” 民族问题是个大问题，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
“民族”这个词汇实际上是近代才引进的“舶来品”，不是我们的原创，中华古人力求言简意赅，名词能用单字表达者，绝少使用双字。民，古代指黎民百姓—平民，与君、官对称。族，族本意是箭头。“民族”这一双字词，在古语中的确很少见。中国史书中对部落的最早称谓是直接冠以名称，如戎、狄、蛮、夷。有时加上了“人”，如夷人、胡人、藏人、满人等。由于生产力提高，家庭成为独立的生产单位后，“族”被用以指称以家庭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群体—家族。史书中用到的“族”最早就是指家族。马戎教授考证“《左传》中共出现121个‘族’，除了4个有‘类群’的泛指外，其他都表示‘家族’或‘氏族’”（1）生产力的提高促进了人口流动加大，交往和杂居的频繁，使部落血源关系弱化，族由表示家族逐步被放大为类或群体概念，表示姓氏集团、部落余支。唐宋时代出现了“部族”称谓。
学者在古籍中探源“民族”，最早到公元三世纪的《南齐书》写有“诸华士女，民族弗革”，但是结合古语习惯，此处“民”和“族”二字分开理解亦未尝不可。《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的解释是客观的：“在中国古籍里，经常使用‘族’这个字，也常使用民、人、种、部、类，以及民人、民种、民群、种人、部人、族类等字。但是，‘民’和‘族’组合为一个名词则是后来的事。1903年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学者梁启超把瑞士—德国的政治理论家、法学家J.K.布伦齐利的民族概念介绍到中国来以后，民族一词便在中国普遍使用起来，其含义常与种族或国家概念想混淆，这与西欧的民族概念的影响有密切关系。”（2）此处“布伦齐利的民族概念”或“西欧的民族概念”指的是“nation”，此民族概念的含义不可能出现在古中国，因为它具有国家和国民的含义，这样的涵义与我们大众的理解差异很大，百度解释“民族”是“指在文化、语言、历史与其他人群在客观上有所区分的一群人。”不牵扯到国家和国民，这种差异不仅会误导我们的理论和工作，还会使世界误解我们的民族政策，从而使我们失去话语权。
一、“nation”概念的演变
潘蛟教授在《族群及其相关概念在西方的流变》中论述：英文“nation”由拉丁文“natio”演化而来，“natio”原义为“种族”(race)、“种”(breed )、出身、或血缘纽带；13世纪晚期的英语中, nation一词已普遍使用,但当时所指仍是种族群体,或血缘纽带；16世纪早期,
nation一词的用法在英国发生了历史意义的转变，开始被用来指称国家的“人民”(people) ,变成了人民的同义词，即“民族=人民”；随着“人民主权”、“大众即国家”信念的蔓延,共和政体的兴起，17世纪晚期开始用nation来指一个国家，即“民族=国家”。自此，民族就具有了其最重要的涵义—政治意义。“在法国大革命与美国独立革命时代，民族便和‘人民’（the people）及国家密切相关，于是‘民族国家’和‘合众国’（United
Nation）”的呼声响彻云霄。”（3）民族主义者开始成为欧洲历史舞台的主角，在马志尼们的“每个民族都是国家”口号下，19世纪的欧洲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民族建国运动，“民族nation”亦成为一种政治共同体的概念，出现了“民族=国家=人民”这道等式。
“nation”（民族）作为一个富含深刻历史背景的名词，其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所以其定义在学术界难以达成共识，但学者们都承认具有共同政治属性的人们群体是“nation”的一个基本特征。
除“nation”外，西方也常用“ethnic”表示民族，但是侧重于历史和文化因素，“ethnic”派生出“ethnic group”、“ethnicity”。“ethnic group”是一个中性概念，指“一种带有某种共同文化传统和身份感的群体，这种群体作为大社会中的亚群体而存在”（4）。“在美国，‘ethnic group’更多地用来指称相对于主流社会的少数族裔群体或者移民群体”（5）；“ethnicity”是指一种社会意识，“属于某一特别民族群体的状况；民族自尊心”（6）
二、中国“民族”概念的演变
“民族”在中国成为一个固定的词汇的演变受到欧美、日本和前苏联民族概念的影响，并且与近代中国独立和民主进程紧密联系。
（一）欧美的影响
梁启超介绍布伦齐利的民族概念时说：“民族者，民俗沿革所生之结果也。民族最重要之特质有八：（一）其始也同居于一地；（二）其始也同一血统；（三）同其肢体形状；（四）同其语言；（五）同其文字；（六）同其宗教；（七）同其风俗；（八）同其生计。有此八者，则不识不知之间，自与他族日相阂隔，造成一特别之团体固有之性质，以传诸其子孙，是之谓民族。”（7）梁启超的介绍接近了“国民”的概念，但混淆了“民族”和“种族。
梁启超以后认识到，如果按照欧美的“民族建国”的构想，多民族国家的格局就将不复存在，中国就要遭到分疆裂土的下场。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开始使用“中华民族”的观念。他阐述：“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1905年，梁启超又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从历史演变的角度重点分析了中国民族的多元性和混合性，“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
原本喊着“驱除鞑虏”，以排满思想为指导的革命党人也意识到了“中华民族”概念对维护国家疆域统一完整的重要意义。孙中山先生提出了“五族共和”，1912年元旦，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郑重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孙先生把汉、满、蒙、回、藏称为族，合在一起称为“民族”。此后，孙先生的"中华民族"理念，逐渐成为了国民党的行动纲领。但学者们逐渐认识到了“五族共和”的局限性，“‘五大民族’这个名词却非敌人所造，而是中国人自己作茧自缚。”（8）傅斯年组织了一批学者阐述“中华民族之混合性”，1943年初，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称：“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的”。
（二）日本的影响
不可否认，近代西方思想进入中国往往通过日文译本作为中介，“民族”的现代概念意义亦是受到日文定义的启发。梁启超的民族思想就是在东渡日本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东方民族”、“民族变迁”和“民族竞争”等新名词；“汉族”一词的出现也与日本有渊源，亦是“舶来品”。据韩景春、李毅夫两位研究，最早使用“汉族”一词的是驻日外交官黄遵宪，他在1903年的《驳革命书》中写道：“倡类族者，不愿汉族，鲜卑族，蒙古族之杂居共治，转不免受治于条顿民族，斯拉夫民族，拉丁民族之下也”。
日本从政府到学者为达到分裂中国目的，一直在阴谋使用“民族”的概念。“日本人绝不使用‘支那人’来称呼蒙古人、满人、藏人等，刻意地把‘中国’的范围仅限于汉人地区，甚至提出了一个‘中国本部’的概念，为其分裂中国埋下伏笔。而由日文直接译成汉字的“蒙古民族”、“满洲民族”、“汉民族”等提法，也由中国留学生在学习现代文化和理念时‘囫囵吞枣’式地直接引入中国，充斥在当时的中文出版物中，由此而造成中国人认识‘民族’一词含义的思想混乱，并沿袭至今。”（9）
对日本人的险恶用心，即便是中国的学者也没能即刻认识，从而引发了抗战时期关于民族概念的争论。1938年，顾颉刚创办的《边疆周刊》，以“民族”名义来论述中国边疆历史，引起傅斯年极大忧虑。傅寄信顾颉刚称：“现在日本人在暹罗宣传桂、滇为掸族故居，而鼓动其收复失地。某国人又在缅甸拉拢国界内之土司，近更收纳华工，志不在小。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决不能滥用‘民族’二字以召分裂之祸。‘中华民族是一个’，这是信念，也是事实。”顾颉刚遂抱病写成《中华民族是一个》，正文前刻意阐述：“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再析出什么民族—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
该文受到费孝通、翦伯赞等人质疑。费孝通发表《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指出少数民族客观存在的事实应当受到尊重，不同的文化、语言、体质的人群发生共同的利害，有对内稳定、对外安全的需求，自然有可能结成一个政治团体。谋求政治上的统一，不是要消除各民族及经济集团之间的界限。翦伯赞认为，“团结”不应否定其他民族的存在，只有在各民族间建立政治、经济、文化的平等关系，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团结。
两种观点实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顾颉刚是从“人们群体”的政治属性—“nation”—来解释；费孝通、翦伯赞则从“人们群体”的历史、文化属性—“ethnic
group”—来解释。幸亏费、翦二老无书呆子气，未在抗战时期固执己见。
（三）苏联的影响
斯大林是苏联民族政策的负责人和权威。当列宁和孟什维克党就民族问题展开论战时，在列宁的鼓励下斯大林完成了《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后来再次出版时，书名改为《民族问题和马克思主义》）这篇长文，此文奠定了苏联的民族政策并且至今影响我国的民族政策。
1.著名的斯大林民族定义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10）定义罗列了民族的四大特征，即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
斯大林的民族就是“nation”，“民族不是普遍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11）霍布斯鲍姆直接把这四大特征看成是“判断民族国家的一套标准”，来解释“为何某某民族国家得以创造而其余不可。”（12）
斯大林的标准并非世上的唯一标准，但它是最有利于促使民族成为国家的标准，一旦为某个民族划定了固定的区域，就如同给“自在”的种子提供了“自为”的土壤，再加上更具主观性的另外三个标准，就为民族转化为真实的“概念”创造了条件。苏联、南斯拉夫的解体就是这种黑格尔式转化的最佳证明。在对斯大林民族政策的声讨声中，我对他抱有敬意和同情，一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胸怀国际主义精神和自由平等思想，认为民族和国家都是一个偶然的历史现象，有自己的始末，最终会发展为共产主义，方针政策亦是围绕实现共产主义而制定；二是为了推翻罗曼诺夫王朝，布尔什维克需要借助激化民族矛盾配合“十月革命”，而民族自治或独立是对非俄罗斯民族的最好承诺；三是国内的民族自治政策有利于在国际上树立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形象，提高对其他国家共产党和民众的感召力，特别是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感召力；四是斯大林虽有沙文主义，但他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作为一个格鲁吉亚人，他不惜为了格鲁吉亚地区非格鲁吉亚人民的利益去打击格鲁吉亚共产党的领导人。
2.苏联的民族政策
1922年12月30日由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合并而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联邦制和民族区域自治被写入第一部苏联宪法，苏联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民族自治为建国原则的现代国家，并且通过积极的民族化政策来实现“nation”的建构，即“悉心致力于在那些从未组成过‘民族行政单位’（亦即现代意义的‘民族’）的地方，或从不考虑要组成‘民族行政单位’的民族（例如中亚伊斯兰教民族和白俄罗斯人）当中，依据族裔语言的分布创造出一个个‘民族行政单位’的，正是共产党政权本身。”（13）
（1）身份民族化。进行“民族识别”，在身份证上标注“民族身份”，使人口群体边界清晰化，人们开始习惯于从“民族”角度来权衡个人利益得失，而“民族”的亚文化性容易使个人将自己独立于国民性之外，从而淡化国民意识。“苏联民众的国民意识很差，因为在一些苏联人脑海里，首先想到的是民族出身，其次才是国籍。有一位美国人到了苏联，当地居民问他是哪一个民族？这位美国人回答：‘我是美利坚人’。苏联人不满意他的回答，直到这位美国人回答出身于某一民族后，这位苏联人才满意。”（14）。身份民族化使苏联人在潜意识中为解体提供了思想准备。所以，俄罗斯在1996年发放新的公民身份证时，取消了从1934年起设置的“民族”栏。
（2）干部民族化。“自20世纪30年代末起，从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到自治州、民族专区以及基层单位的主要党政负责人绝对多数都是当地民族干部。”（15）这些人构成了“民族精英集团”，把持着各加盟共和国的行政权，事后证明他们就是苏联解体的掘墓人。
（3）领土民族化。在区域自治思想的主导下，每一个民族都拥有了不同级别的“领土”，如自治共和国、自治州、民族区；加盟的共和国更是拥有了某些国家特权，苏联宪法的规定，加盟共和国是加入苏联的主权国家，独立行使除宪法规定由苏维埃联盟行使的职权以外的国家权力，有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这就为日后解体提供了法律依据。
（4）文化民族化。在斯大林看来“一个种族群体，无论它有多么小，都要给它使用本种族的语言、拥有本种族的学校、读本种族的报纸、研习本种族的信仰的权利。”（16）苏联的文化建设就是照此进行，甚至专门为没有文字的落后民族创造了文字。文化民族化的建设使以前认同感不强、或者没有认同感的民族的认同感都得到了强化。
所谓的民族认同是建立在民族区别基础上的，一群人与一群人之间差异性是民族认同建立的前提，群体间差异性的确立标准只会掌握在群体话语权的主导者—民族精英集团—手中，这些主导者的意识被塑造成了民族的意志，一旦主导者的国际主义精神减退就会对外实行沙文主义，对内结成新的统治阶级，实行新的压迫，斯大林领导苏联就是此方面例证。这就是马克思所说“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17）的深刻含义。
民族的形成是内向排他的过程，是区别其他民族、贬低其他民族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人的思想越来越狭隘、自私，“民族主义要求人们反感、敌视、鄙薄其他的人民……社会主义如果没有被虚假的世界观所歪曲的话，它关注人，关注个性的价值；民族主义则不关注人，它的最高价值不是人，而是客体化的集体现实……谁若是不把另外一个民族的人视作兄弟，就会在自己的深层面失去人性。”（18）
在民族的口号下，自私的行为被赋予了美德，即使是违反人性的暴力行为亦会被视作崇高的民族奉献。叶利钦就是利用了俄罗斯人认为自己经济发达、贡献高于其他共和国的自私情绪，率先宣告俄罗斯独立。今天的俄罗斯人终于知道了，离开了苏联，他们成不了一流国家。文化民族化只能使一个民族的文化故步自封，将自己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分离，使民族的精神产品无法成为人类的公共财产，背离文明和人性的共同进步。抛弃了共产主义精神、急于当“鸡头”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像狼一样盯着苏联这块大肥肉，根本不考虑吃完后怎么办？
可笑的是，苏联的领导层一直认为他们的民族政策是古往今来最好的。戈尔巴乔夫曾热情洋溢地写道“在连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也没有消除族际怨仇这个背景衬托下，苏联是人类文明史上真正独一无二的典范。……我到过苏联的一些共和国和民主地区，在同当地人会见时，每一次都使我进一步相信，他们珍视并感到自豪的是，他们的民族属于一个多民族大家庭，他们是一个在人类进步中十分重要的、幅员辽阔的伟大强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就在这样自信的颂扬声中，四年后，伴随着一个个民族自治区域的独立，苏联解体了。
三、我们尴尬的民族概念
中国学术界为了“民族”的定义已经历了六次大讨论，至今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主要焦点是：1.斯大林的“民族”概念之争；2.“民族”的译法之争；3.“民族”与“族群”概念之争，即“nation”与“ethnic group”之争。理论之争反映在日常中则表现为我们从国家层面到一般百姓，将带有国家涵义的、政治性的“nation” ，与仅作为“人群”符号—非政治性的“ethnic group”—混为一谈，以下三点更是起到推波助澜作用：
1.“民族”，日制汉语带来的混乱。
王珂先生在《民族主义与近代中日关系》中指出，“nation”在日本中被译成“国民”与“民族”这样两个单词，反映了当时日本追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思想”。中国近代思想家们之所以能够不觉别扭地从日文中主动接收“民族”一词，不仅因为日、汉字相同，而且也因为面对满清政府和西方列强的双重压迫，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家们早期产生过“追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思想。直到抗战爆发后，虽顾颉刚等大声呼吁“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但由于日、汉“同文”的缘故，“民族”二字仍被延续使用。
2.建国后“民族”被更广泛的使用。
建国后我们的民族理论和政策继承了斯大林的“民族”概念，“民”和“族”二字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随着我们“民族识别”、“民族自治”、“少数民族”等称谓的大量使用，使国人彻底忽略了“民族”的政治属性，而仅认为它是一个表示“群体”的符号，是一个中性词汇。
3.学术界“晚期托勒密式”的辩解。
对斯大林的“民族”概念，学术界早有不同声音，范文澜先生在1954年就提出：“汉族自秦汉以下，既不是国家分裂时期的部族，也不是资本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民族，而是在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它不待资本主义上升而四个特征就已经脱离萌芽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现实。”（20）。令人不解的是，被俄罗斯已抛弃的斯大林民族观却一直在影响着我们，仍有学者煞费苦心的为斯大林自圆其说。
（1）对斯大林的民族概念肯定大于批判，坚持认为斯大林“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发展”。（21）
高永久先生罗列了中国学术界围绕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展开讨论后所达成的四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完全赞成斯大林的民族定义，认为斯大林民族定义适用于一切发展阶段的民族。
第二种观点承认斯大林民族定义是一个科学的定义，但是指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族，不能用来指称一切历史阶段的民族。
第三种观点认为斯大林民族定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要进行适当修正才能适用于中国国情。四个特征是一个有机整体。
第四种观点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适用性提出了质疑和反思，是用社会制度来推演民族的含义和性质，忽视了民族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相对独立性、稳定性和复杂性。（22）
这四个观点其实仍是在捍卫斯大林民族定义的正确性，并且试图扯上马克思主义当“护身符”。斯大林虽然将《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的书名改为《民族问题和马克思主义》，但其民族概念和马克思没有传承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著作中曾多次使用“民族”一词，但从来没有专门讨论过“民族”的确切定义。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可真正看做是民族学著作，但论述的民族是资本主义以前的。《共产党宣言》中这样表述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替代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3）“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24）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性从属于阶级性，并且是暂时的历史现象，不把它视作独立于阶级之外的一个政治实体，更没有把它视作一个“一个有机整体”。
斯大林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国际主义思想，但他的民族概念是马志尼模式。我们认为苏联解体最主要的原因是苏共脱离人民，但斯大林的民族政策肯定也是一个因素，“直至其以势不可挡的态势表现得非常清楚之时，几乎无人认识到，除了常见的经济灾难外，对苏维埃国家及其改革潜力最大威胁乃是群众性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25）如果说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是为了革命的胜利，用革命的策略来代替了革命的理论可以理解的话，那么我们学者至今仍坚持为苏联解体所证明的错误理论就是对我们国家和中华民族的犯罪。
四、错误概念的影响
1.民族学理论的混乱
南开大学的《民族学概论》是如此定义民族关系、民族政治、民族经济、民族文化的概念：“民族关系是指具有民族性的社会关系，即是指国家内部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之间，以及跨国界或跨地区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表现出来的融洽或矛盾、和平或战争，以及相互并存等诸多社会关系。”
“民族政治是指在民族社会生活中，民族共同体内部、不同民族、民族与国家之间围绕一定的公共权力形成的所有社会活动的总称。”
“民族经济就是指人类社会不同民族群体特殊的经济活动，经济行为模式、经济文化类型和经济体系。”
“广义上，民族文化是指各民族在适应和改造自身生存环境的实践活动中所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几乎囊括了所有与民族生活相关的事物和形象。在狭义上，民族文化仅指各民族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26）
如把上述概念中的“民族”换成“国家”，无需多加改动，“民族关系”的概念即可改为“国际关系”；“民族政治”的概念改为“国际政治”；“民族经济”改为“国民经济”；“民族文化”改为“国家文化”。此教材无疑是把“民族”作为一个拥有主权的实体——政治主体，站在了“nation”的基础上来规划民族学理论体系，这样的民族学理论就是民族建国的“孵化器”。
2.“民族”翻译的混乱
我们虽然引入了中性的“ethnic
group”—族群的概念，但广泛的使用仍是“民族”一词，不可避免的造成对内政策制定上强化 “民族”的政治性，对外交流中造成外国人直接联想到我们的“民族”是否是指一个“国家”，或者正在变成一个“国家”。虽然我们强调对外翻译时仅“中华民族”可以使用“nation”，对汉族、满族、藏族等的翻译不能用“nation”，但是我们自己首先搞不清楚“民族”的涵义，“民族”的政治属性和非政治属性，且西方人自己都头疼表示“民族”的nation、nationality、和nationalism三词的区分，我们根本无法保证翻译汉族、满族等“少数民族”时不使用“nation”，现实例子是我们“有些部门把‘少数民族’译为‘Minority
Nationglity’”（27），“nationglity”侧重于民族归属，可是有国籍的含义啊！这种情况不仅会造成对外交流的混乱，甚至会使外方误解我们的意图。
五、构建我们的民族语境
在引进“民族”一词前，我们中国人一直用“族”、“人”、“部”等表示由血源关系演化而来在文化、语言、历史等方面有一定共同性的人群。五千年来不同人群之间的融合没有中断、文明发展没有中断，而基于反帝反封而引进的“民族”概念现在却给我们带来了语词混乱，实为和平年代“民族”的斗争性消失的缘故。所以，我们要在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上建立我们的民族语境，适应新的时代要求，维护民族的统一。
1．“民族”按照其“民族=国家=人民”的本意仅适用于“中华民族”，对应“nation”。
2.用“族”对应“ethnic group”，“group”是单数名词，“ethnic group”翻译成“族群”不准确，应翻译成“族”。只能称“汉族”、“藏族”等，不能称“汉民族”或“藏民族”；对单独的或泛指可直接用“人”，如“一位满人”、“汉人”等。
3.“族群”应翻译为“ethnic groups”，可视为“族”的复数，多个“族”，不是单一的。
4.“少数民族”改称“少数族群”，翻译为“ethnic
minorities”；单个的可以称“少数族体”，翻译为“ethnic minority”,如可以说“彝族是一个少数族体”。
要谨记“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再析出什么民族—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
注1：马戎，《民族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第40页。
注2：《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1986，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注3：英国，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页。
注4：美国，N.格莱泽、D.P.莫尼汉，《民族与民族研究》，丁麟钢译，载马戎编：《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版，第4页。
注5：高永久等，《民族社会学概论》，南开大学出版社，第31页。
注6：美国，N.格莱泽、D.P.莫尼汉，《民族与民族研究》，丁麟钢译，载马戎编：《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版，第1页。
注7：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5集，第71、72页，载高永久等编，《民族学概论》，南开大学出版社，第92、93页。
注8：顾颉刚著《中华民族只有一个》。
注9：《族群、民族与国家构建》，42页。
注10：《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4页。
注11：《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9页。
注12：英国，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5页。
注13：英国，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62页。
注14：阮西湖，1993，《苏联民族问题激化的原因与教训》，第60页。
注15：赵常庆、陈联壁主编，《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198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记录于马戎《族群、民族与国家构建》，317页。
注16：《斯大林传》，第103页。
注17：《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0页。
注18：《别尔嘉耶夫集：一个贵族的回忆和思索》，上海远东出版社，第168、173页。
注19：《改革与新思维》，米•谢•戈尔巴乔夫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01页、104页。
注20：范文澜，《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三联书店。
注21：高永久，《民族学概论》，南开大学出版社，第54页。
注22：参见高永久，《民族社会学概论》，南开大学出版社，第42、43页。
注23：《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5页。
注24：《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0页。
注25：美国，罗纳尔德·萨尼，《历史的报复：民族主义、革命和苏联的崩溃》，载马戎著《族群、民族与国家构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303页。
注26：高永久，《民族学概论》，南开大学出版社，第155页、第193页、第230页、第259页。
注27：马戎《族群、民族与国家构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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